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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作者唐凯南父子与陈寅恪女儿陈美延教授（右一）年代，唐钺夫妇（左一左二）、梅贻琦校长（右二）与赵元任夫妇（右一左三）在南京旅游时共进早餐◎唐凯南
从我记事起，公公就是老教授、老先生，朗润园和镜春园的左邻右舍里，只有老温德先生和陈公公家的老太太要比公公年岁大。校园里遇到熟人，都是称呼公公、姥姥唐先生、唐太太。记得大概是“文革”结束后不久的一天，公公、姥姥带着我们几个外孙、外孙女去香山，快到西校门的路上，刚刚转过外文楼，遇见季羡林教授从桥上骑车迎面过来，看见公公、姥姥，马上下来，推着自行车站在路旁，笑着问候，“唐先生和师母好，今天好天气，带着孩子们去玩？”季先生身着朴素的半褪色蓝色制服加布帽，当时应该也快七十岁了，记不清是不是已经做了北大的副校长，可是路上遇见自己当年入学清华时的教授唐老先生，仍然是像以前对待老师那样恭敬客气。
搬入北大朗润园
我的外祖父唐钺生于年1月7日，闽侯人，所以家里孙辈孩子们都按福建传统叫公公。可是外祖母却是依北方习惯叫姥姥，而且姥姥的身世似乎是个谜，直到今天我也不完全清楚姥姥李秀峰祖籍是哪里。关于公公的家世，也没有听长辈们详细说过，只知道公公的母亲家姓林，父亲是位乡村医生，可是家里其他事情，知之甚少。
我妈妈回过福州老家，说公公的家乡山清水秀，出产一种蜜橘，很有名。唐姓在福建属小姓氏，相传是唐代时为避中原战乱，从河南迁徙闽越。没听说过什么了不得的家史，更不知道祖上有没有出过什么有名头的人物，应该就是普通乡村家庭。
我们从小就知道公公在家乡曾结过婚，娶了父母订亲的周氏太太，育有一女，我们这一代都称“科学院大姨”，因为她家在科学院工作居住。家里一直都有来往，小时候姥姥还带我去看周氏姥姥。还有，妈妈是公公姥姥孩子中的老幺，我又在孙辈里最小，出生那年公公七十岁了。因为我只有一个舅舅，他没有孩子，家里就让我随了妈妈姓唐，户口簿上就是唐钺之孙，五六个月大时起就跟着公公姥姥住在燕园，直到八十年代出国，才离开北大。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心理学系被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心理学专业，唐钺教授也就来到了刚刚搬进燕园的北大。前不久看到宋文坚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级)的一篇回忆文章(《北京大学校友通讯》，67卷，.7，页)，其中讲到了当时合并后首次哲学系师生大会的情景:
“大约在10月底，院系调整后其他大学的哲学系的老师和学生都集齐了，年所招的新生也到了，系里在外文楼一楼西端的阶梯教室开了一个哲学系全体师生的见面会。我不记得那会叫什么名了。实际上就是哲学系的教师和在校学生聚在一起会会面。那会场是从中间的台阶过道分，所有老师坐在左边前几排，所有学生坐在右边和左边的最后几排。我记得还有几位较老的先生，有汤用彤先生、金岳霖先生、唐钺先生、黄子通先生，还有谁不记得，坐在西墙讲台两旁的几张椅子上，面对着我们，像今天的开会坐主席台。会是由原北大哲学系的系副主任汪子嵩先生主持。记得他挨个介绍了哲学系的教师，还说，今天是哲学系的大盛会。”
公公姥姥的家随之从清华的胜因院搬来了北大的朗润园。第一个住址是号，当时院子的门朝东，北面跨河是座走上去吱吱作响的红色老木桥，院门到河边大概也就是十几米的距离。现在那里少了一棵很高大的松树，多了一座“断桥残雪”石牌坊。大门内由东向西前后两进院，两个院子中间有个大花瓶形状的隔院门洞。现在记忆中院子好像并不很大，可是肯定也不会太小，因为前院里有三棵枣树，一棵香椿，还有两棵挺大的丁香树。前面东边院墙里还有养鸡养兔的地方和存放杂物的堆房等，小时候在那里捉到过蛇和刺猬。后院里有一个不小的藤萝架，加上紫色玫瑰香和绿色奶葡萄各一架，还有地方种花。
孩童时多是和小朋友们在家附近玩耍，有山有水的地方一年四季都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朗润园周边的景色挺好，后来见到过邻居邓以蛰先生为公公书写的门前景色对幅:“青松荫修岭，绿蓧媚清涟。”公公的书房和客厅都在前院，小时候的印象里，公公多是伏案读书写字，中间会不时地起来在屋里或院子里走一走，时常也会有朋友和同事来家中谈话。
燕园里经常往来的老教授们
当时朗润园和镜春园的院子里住着不少老教授，相熟的同事、老朋友们经常也有往来。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会跟着公公、姥姥去邻居家串门，除了邓以蛰教授，经常会见到的老先生还有沈履、叶企孙、闻家驷、宗白华，和住在镜春园79号院的何先生，还有住在小木桥西边北岸水榭里的一家，现在已经想不起人家的姓名了。
去的最多的还是公公的两位以前清华老朋友的家，老温德先生和陈岱孙先生。我对温公公家屋内的壁炉，满墙的书柜，老猫，院子里种的各种花草，以及隐显在藤蔓后面的石雕像都很有印象。老先生比公公还要年长三四岁，年轻时就来到中国，一辈子在清华、联大、北大教书，直到百岁过世，也没有回去美国老家。他对人总是笑眯眯的，和蔼可亲，能背中国的古文古诗，只是中文说话带着浓重的外国口音。陈岱孙先生与公公则是闽侯同乡，虽然陈先生要小十岁，但二人是三重校友(鹤岭英华书院、清华、哈佛)和两校同仁(清华、北大)。去陈先生家，总要被老太太，陈先生的母亲，叫到她屋里去玩。老人家喜爱小孩子，只是可惜陈先生一生未娶。
孩童时期的我应该明白这些老教授都是有学问的人。但是在那个年代，学者们早就经受了各种思想改造运动，在校园内外也通常只是被视为文弱的老人而已。到了“文革”开始，很多老先生都被抄家、批斗。我当时还小，记得系里的造反派来抄家，拿走了公公的一些书本手稿，搞得屋里和院子里到处散乱着各种东西。“文革”中唐老先生没有被揪斗或受到直接的人身侮辱。但在物理系教书的舅舅唐子健被关进牛棚，吃了不少苦。相比之下，老先生中，我们的近邻叶企孙教授和沈履教授可就经受了更多的非礼虐待。
我从小听见长辈们谈话中提到的名字，陈寅恪和赵元任二位先生常常出现。公公与两位老先生应该是庚子赔款留学考试和哈佛校园时期就结识的好朋友，其后一生都保持了家庭之间的深厚友情。我作为唐家三代中最小的晚辈，有幸在北大家里见过赵老先生。
那是年赵先生最后一次回国探访，来北大校园看望公公姥姥，我亲眼见识了赵老先生的语言功力。都已九旬的老朋友见面自然高兴，只是公公的听力已经不是很好，可赵老先生没有问题，因为多年来他只要看讲话人的口型变化，就能知道大家在交谈的内容。不得不佩服，天才就是天才。
陈寅恪老先生则是近年来读书人都知道的学识和精神风范大师。而我听长辈们讲过的多是陈先生与公公在良丰(桂林南边)饮酒对诗和最喜欢吃姥姥做的红烧肉之类的故事。前年在北大二院见到了回国参会的陈美延阿姨，她也说起听妈妈讲过，两位先生见面就聊个没完。可惜陈先生夫妇离开清华后就再也没有重回北京，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更是不堪回首。
公公考我“温酒斩华雄”
“文革”开始不久，我家朗润园的院子里就搬进来一家在北大仪器厂工作的上海人。再过一年，因为房子年久失修太老旧了，我们搬到了镜春园81号院，地方小了许多。但是，我相信对于经历过七八十年各种风风雨雨的公公姥姥来讲，这些生活条件上的变化，都不能与心里所承受的压力相比。
公公自然不会对我一个不懂事的小孩讲述自己的思想和心中的烦闷，那时所处的环境也使老知识分子们不敢随便发声。但后来老先生对我讲过下面一番话:“我是研究人类心理学的，学苏联后只能搞动物心理，再后来什么都搞不了了。现在又可以工作了，可是已经耽误了太多的生命时间。你爸爸妈妈学医就好些，怎样都要给人看病的。”
我的父母是医生，沙滩时期就入学了北大医学院，后来分别在同仁和北医工作。当然政治运动对他们也有影响，“文革”中就被发配下放到甘肃十年。公公还举了在康奈尔留学时的同学茅以升先生的例子，“我的老朋友茅以升学土木工程，做的事情也挺好，铁路总是需要的，建个楼搭个桥，总会留在那里。”老先生一辈子热爱读书教书做学问，这番话应该是对世事无奈的感叹吧。
说到学习，可能是因为那个时代，不记得小时候老先生有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