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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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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三年的纯真岁月(-)
——追忆我在太和中心学校的学生时代
通往记忆深处的幽径藏着一道密码，而情感则是那柄开启密码的钥匙。——题记
摄于年6月（ 排左三为作者，第二排左六为谭逸老师、左七为胡用花老师）
摄于年2月12日（ 排右五为作者）
老班长与四位老师坐在一起（从右至左分别为：胡用花老师、刘炳河老师、周锋老师、骆小成老师、周湘智同学）
一、关于同窗：学习标兵聚太和
年9月，那是一个美丽的金秋，一个矮小的农家男孩 次踏进太和中心完小的校园。这个矮个子当然就是我啦，我从神下村走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太和中心完小，从神下小学的三年级一步跨入太和中心完小的四年级，而这一步我竟然迈出了八里路。
如果记忆没有发生紊乱的话，这是我 次走进太和乡（年7月撤乡设镇，现为太和镇）的中心区域，那时我都十岁了，真是莫名的悲哀啊，不知是抱怨父母呢？还是归咎于自己的文静呢？我们那时候是不读幼儿园的，不像我的两个女儿三岁时就被我送到幼儿园去了，而她们的父亲在七岁时才被她们的爷爷奶奶送到神下小学接受启蒙教育，才知道“a、o、e”和十个阿拉伯数字。呜呼哀哉！较之于女儿，我真的是输在了起跑线上。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因为时任神下小学校长的一念之差，我可能就与太和中心完小失之交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据一位教过我的小学老师说，在小学三年级第二个学期的期末考试中，当时的神下小学校长不舍得放我走，生怕尖子生无端流失，于是在我的试卷上悄悄地将我的姓名改成了另外一个同学的姓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用学渣的名字顶包学霸的名字，让学渣去读太和中心完小，而我则继续留在神下小学。但是，富有戏剧性的一幕是，这件事情还是被太和学区的领导知道了，为此，当时的神下小学校长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与处罚。当我今年才知悉这个尘封已久的秘密的时候，我抱以会心的微笑，老师们对我的关爱与照顾也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如沐春风啊，中年的我当然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也决定将这件事情写出来，因为他们已经为他们的行为受到了领导的惩戒，所以此事也就翻篇了，烟消云散，云淡风轻，读者也实无必要深究。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中国当代 作家柳青（原名刘蕴华）在其长篇小说《创业史》中所写的一句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地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诚如斯言，不知这件事情算不算得上是我人生的一个岔道口呢？
那时的我真是一个无知而愚昧的井底之蛙啊，在神下小学读书时，我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姓徐，因为我接触的小伙伴都姓徐，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不管他（她）来自神下村的哪一个组，我们神下村有上神、下神、洞心、柔木、新屋场、石冲、社山和杨家这八个组，这里的人全部都姓徐啊，这可是一个庞大的徐氏宗族哪！可是，当我走进太和中心完小的时候，我才发现我错了，我的认知存在明显的偏差，这个世界很大，它远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我需要重新打量这个世界。在太和中心完小读四年级的时候，我才知道，在同学们当中，除了姓徐的，还有好多不同的姓氏，有姓吴的，有姓袁的，有姓李的，有姓周的，有姓谭的，有姓胡的，有姓汪的，有姓曹的，有姓骆的，有姓谢的，有姓邱的，有姓雷的，有姓刘的，有姓何的，他们可都是陪伴我三年的同学啊！
同窗三载，随着时光的往前推移，我像一个“间谍”似的，打探到同学们的许多秘密，譬如袁建中和袁海军的哥哥也在太和中心完小读书，这两位同学皆来自珠塘村；譬如刘丽锋和张海英是老师的女儿，她们属于通学生，住在自己的家里，而不是睡在寝室里；譬如谢志成是老师的儿子，他的父亲谢鼎福老师当时就在太和中心完小工作；譬如来自沙坪村的骆美兰和来自社元村的刘湘华、刘玉华是亲戚关系，而刘炳耀老师就是亲戚之间的那根纽带；譬如周湘智的父亲和邱爱娥的哥哥都是太和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他们的亲人当时是吃国家粮的，是端铁饭碗的，较之于我们这些农家子弟，他们的条件要比我们优越一些。但是有一个秘密，我直到不惑之年才知道，原来周禹同学姓雷，而不是姓周，他的真实姓名原本是雷周禹，但在我清晰的记忆中，我一直当他姓周名禹，来自汪塘村，也不知大脑中的哪根弦搭错了？只是后来因为他奶奶的缘故，他中途转学了，去了哪儿我当然不知道，同样中途转学的还有来自珠塘村的袁文婷同学，她去了郴州市的某所小学读书。另外，还有一个同学因其父母双双亡故的悲惨命运而被迫中途辍学，他就是来自地界村的徐立宏。
当时的太和乡有太和小学、神下小学、社元小学、地界小学、潭沙小学、汪塘小学和珠塘小学，每所小学设有一年级至五年级，那时实行小学五年制教育，尚没有六年级，而太和中心完小则没有一年级至三年级，只设有四年级至五年级，后来才增设了六年级。当我读四年级的时候，我听说，距离太和乡政府不远的这个太和中心完小是刚刚搬迁过来的新校园，旧校园坐落于老太和圩，离现在的太和中学一箭之遥，好像是在皂角树那个自然村里。时隔多年，我又听同学说，当时的社元村有两所小学，我感到非常的惊讶与无比的错愕，想不到社元村的人口那么多啊！
按照三年级考四年级的升学原则，太和中心完小作为太和乡的中心学校，在排除人情和后门的前提下，当然有优中选优与遴选人才的 权利，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至少在年，我的同学们都是下面各所小学的尖子生，是各所小学的学习标兵，他们的学习成绩肯定顶呱呱，一度是父母和老师的骄傲，而太和中心完小的四年级只有一个班级,所以将这个 的班级说成是精英荟萃也不为过。但是，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赛跑，时至今日，再回眸昨天，却发现每个同学的命运迥然不同，悲欢离合，人生百态，悲剧喜剧，天上地下，一应俱有，真是令人不胜唏嘘，感慨不已。哦！我亲爱的那三位同学：汪红艳、袁海平和刘玉华，你们再也看不见徐红光同学所撰写的这篇文章了，如今阴阳两隔，想不到年的 一面竟成了诀别。哦！作家的感情实在是太丰富了，行文至此，内心竟然抽搐不已，眼眶禁不住湿润起来，同时滚下了两串长长的热泪。在此，请允许我献上一束虚拟的菊花，寄托哀思，只为那不能忘却的纪念。
记忆中，我读四年级的时候，太和中心完小有五年级，但没有六年级；我读五年级的时候，太和中心完小有六年级，而且居然有三个班，分别是六一班、六二班和六三班，这些学长和学姐当然是从下面各所村办小学的五年级考上来的；我读六年级的时候，当时的六年级只有两个班，我所在的这个班被老师命名为六甲班，同学们还是原来那一批，一成不变；另外一个班被老师命名为六乙班，这些学生自然便是从下面各所村办小学的五年级考上来的。
好一个“甲”字！它是天干的 位，用于作顺序 的代称，譬如桂林山水甲天下；好一个“甲”字！它是居于首位的，超过所有其它的同侪，譬如甲等。我的小学母校啊！我无意批判你，抨击你，我不想对教育说三道四，你这是要陷我们于不仁不义之境地吗？难道六甲班的学生是嫡出？而六乙班的学生则是庶出？坦白地说，较之于六乙班的同级学生，我们当时还是蛮有心理优越感的，但经年之后，我才发现，“甲”并不优于“乙”，“乙”并不逊于“甲”，它们只是两个形状不同的汉字罢了，究其实，人类赋予每一个汉字的意义与内涵有时会给人造成一种夜郎自大、沾沾自喜的心理，这种错觉无非是自欺欺人罢了，与掩耳盗铃无异，于一个心智不健全的学生而言，它是很不利的，有着说不清道不明潜在的负面影响。
二、关于学习：清水芙蓉竟天成
与老班长周湘智同学在一起
在太和中心完小读书的那三年，我记得学校先后开设了如下课程：《语文》《数学》《自然》《思想品德》《音乐》《美术》和《体育》，好像还有一门教你如何剪纸的手工课，具体名字我忘了。《语文》和《数学》是主要课程，《自然》相当于现在的《地理》《物理》《植物学》与《动物学》的大杂烩，《思想品德》相当于政治课，《音乐》《美术》和《体育》这三门课程可有可无，形同虚设，老师有雅兴就上，没雅兴就改成自习课，而所谓的《音乐》课就是教我们唱一首歌，所谓的《美术》课就是让我们在一张白纸上随便涂鸦，乱写乱画，皆谈不上素质教育。作为一个个淘气且贪玩的少年，我们最喜欢《体育》课，反正上课是玩，不上课也是玩，只不过，一个是有压力、有组织性、有规矩地玩，一个是无压力、无组织性、任性地玩，它完全释放了孩子们的天性。
与周艳华同学在一起
从学校大门进来，右手边有一栋两层楼的建筑，这就是当时的教学楼。教学楼一共有四间教室，上面两间，下面两间。建筑坐北朝南，站在其对面， 层楼左边的教室就是我班的教室了。教室的前面和后面各有一块黑板，东边的黑板是老师用来授课的，西边的黑板是同学们用来办黑板报的。在东边那块黑板的前方有一个讲台，估计三尺高，也就是一米高。讲台上摆放着粉笔，其颜色一般是白色的，偶尔也会看见彩色的粉笔，以红色为主，但为了防止学生浪费粉笔，老师们总是将粉笔带来带去，上课时带来，下课时带走，好像粉笔是他们的心肝宝贝似的，我现在才算是真正明白“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晴雨”的真正内涵了。
与雷红燕同学在一起
讲台之下自便是课桌了，好像有三组，左边一组，中间一组，右边一组，留有两条可以走动的通道。课桌是长条状的，做工粗糙，下面有两个用来装书包的空间，相当于两个洞，左右各一个，也就是说，每组有两排学生，每一排大约坐八个学生，每两个学生共用一张课桌，亦同时坐在一条长板凳上。此外，教室肯定是要打扫的，而搞卫生当然是学生责无旁贷的事情，所以在教室后面的某个角落里也会摆上一两个笤帚，或用高粱秸做的，或用竹枝做的。
考试是学生的天职，也是学生最害怕、最恐惧、最反感的事情，且不说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就连学习成绩优异的我当时也是存有一定畏惧心理的。一般来说，每个学期要考两次，即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对于父母和老师而言，他们当然更看重期末考试，老师也会根据期末考试的成绩为某些学生颁发“三好学生”乃至“五好学生”的奖状，所谓“三好”就是思想好、学习好加身体好，所谓“五好”就是在“三好”的基础上再加上劳动好和能力好。其实说白了，在重视应试教育的年代，只好你的学习成绩 的好，拿个“三好学生”或“五好学生”的奖状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被“野蛮”的刘丽锋同学和周艳华同学凌空一举
回望我在太和中心完小的学生时代，我觉得我们在学习上毫无压力，不用补课，不用花钱去培训什么，不用强化学习什么，不用刻意上晚自习，完全处于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状态。同学们的家庭情况我不甚了解，反正我的父母在学习上从不管我，放任自流，老师们也不来刻意地鞭策我、督导我、提醒我，尽管这样，每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我总会捎上几张红色的奖状，然后父母再小心翼翼地将其粘贴在家里那堵肮脏的墙壁上。
在所有的课程里面，我要重点说一说《音乐》课，特别说一说我的音乐老师。
我的音乐老师叫谭逸，他是一个面容清癯、酷爱抽烟、高大精瘦的中年人，说他是音乐老师，其实他又是我们的数学老师，而且还担任过我们的班主任，真是一专多能啊！大家都知道，那时农村小学的师资力量薄弱，每个老师都有多重身份，比如谭老师，他的 身份应该是班主任，第二身份应该是数学老师，那个最无关紧要甚至可以忽略的身份才是音乐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作为班主任，他可能要一天二十四小时监督学生；作为数学老师，只需花四节课的时间陪伴学生；而作为音乐老师，一个星期只需要花一节课的时间陪伴学生就够了。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对谭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不仅将《数学》课上得有声有色，此外，还会一边弹手风琴一边唱歌，也会使用一种木制钢琴。每当他玉树临风般将手风琴的背带套在肩膀上，双手左右开弓拉起手风琴发出“哆来咪发索拉西哆”的时候；每当他正襟危坐，双手在键盘上灵活地摁下键盘，双脚在下面不疾不徐地踩动，嘴巴还念念有词地领唱时，这一幕一幕动人的情景，至今回忆起来，它是多么的温馨啊！
谭老师好像还教过我们简谱，可我们看见那一条条枯燥的线条和一堆不会说话的阿拉伯数字时，小小年纪的我们终不明白它所代表的意义。谭老师见我们孺子不可教，也便作罢，只好机械地教我们唱歌。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学会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学会了平生 首不掺杂任何政治色彩的歌曲《枉凝眉》，因为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在热播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于是谭老师便教了我们这首歌曲。这首由大文豪曹雪芹所写的歌词当然很优美，每当我唱到“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时，眼眶里总噙满泪水，仿佛随时要溢出来一样，我仿佛又看见楚楚可怜的林黛玉正独坐床头，一副楚楚动人的模样，她正在用丝帕悄悄地抹拭眼泪，惹人垂怜。
三、关于生活：艰苦卓绝苦中乐
为聚会无私奉献的同学们
在太和中心完小读书的那三年，我们的生活条件无比艰苦，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农家子弟，家里的经济状况谁也不会比谁好一点。
先说衣着。学生们身上的衣服皆很一般，无非就是宽松的上衣和裤子，用的是一般的布料，几乎就看不见的确良或灯芯绒。男孩子通常只穿一条裤子，裤管里空洞洞的，透风且凉爽，里面不穿内裤，反正也没有发育；至于女孩子嘛，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因为当时我家既没有姐姐，也没有妹妹，我在学校也没有看见女学生们穿过裙子，无非仍是粗鄙的布料罢了。
老班长发言完毕，周艳华同学为周湘智同学献花
再说伙食。在学校的东南角有一个食堂，这栋建筑很长，只有一层楼，上面覆盖着瓦片，这就是我们打饭的地方。碗、筷子或调羹是我们自己从家里带来的，食堂里的大米也是由学生提供的，自己捎过来也行，父母捎过来也行，然后再根据一袋大米的重量兑换成相应数量的饭票，一般是一张饭票匹配三两米饭。学校只负责蒸饭这一道环节，厨师用一个大大的铝盘蒸好，然后再用一个铝制的铲子压一下，一盆饭被均匀地划成十等份，学生们按顺序排队打饭，轮到你时，厨师便用一个扁平的饭勺铲一等份给你；就餐时的菜肴也是我们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其实也说不上菜肴，无非就是一些从甑里掏出来的腌菜，因为腌菜含有大量的食盐，它不会变质，还可以长时间地储存，这些腌菜主要是寡辣椒，即纯粹的辣椒，如果父母对你疼爱有加的话，偶尔会在辣椒里面搁上几块猪肉或肉渣，掺杂丁点的小鱼仔、小虾米、萝卜条、大头萝卜或酸豆角，菜肴被我们装在一个玻璃罐子里，吃饭时拧开盖子，吃完后再旋紧盖子。
吃完饭，饭碗总是要洗的，学校里没有自来水管，也不提供饮用水以及冬天洗澡用的热水，那么我们怎么洗碗呢？又怎么喝水呢？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正好学校围墙外的东边有一条河流，水质情况我不清楚，但看上去还算清澈。鉴于学校的恶劣条件，没办法，吃完饭后，我们只好穿过校园的东门，蹲在河畔的一个水泥堤坝上，在这条河流里将自己的饭碗洗干净，洗完碗后，然后就拿着一个破碗直接在河流里舀水喝。课间休息的时候，若是觉得渴了，也会跑到河流边，蹲下身用双手掬一捧水喝。那三年，包括我在内的小学同学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一直认为，我的同学们现在之所以普遍都不怎么高大，除了与毫无营养价值的菜肴有关系之外，也与这条河流的水质不无关系，这真是造孽啊！毕竟那三年正是我们长身体的黄金时代，虽然不是青春发育期。就拿我个人来说，在兄弟姐妹四人当中，我是最矮的那一个，连小我12岁的妹妹都比我高，这让我很没有面子。我个人觉得，遗传肯定不是主要的因素，我的父亲比较高，母亲比我稍微矮一点，“归根结底还是营养不良。听母亲说，我小时候曾得过奶疳，日夜啼哭不止，老是不长个，羸弱不堪，再加上我在太和中心完小所度过的三年艰苦时光，于是塑造了现在的我，这段经历也是造成我一直忌讳测量身高与体重的心理阴影。当然，我并没有患上侏儒症，不足厘米，但我却比绝大多数男人都要矮小，在同窗当中，几乎就没有见过比我更矮小的男同学。
至于洗澡，我觉得那是我们的娱乐，我将在第四部分“关于娱乐：忙趁东风放纸鸢“中加以描述。
骆美兰同学现场献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歌毕，徐海兵同学献花
再说住宿。我记得读四年级的时候，我们是和五年级的学长们住在一起，寝室就是教学楼的 层的右边那间教室。我读五年级的时候，宿舍建好了，在教学楼的南面，上下两层，铁筋混凝土平顶式结构，一楼住男学生，二楼住女学生，坐北朝南，楼梯口在建筑靠东边的后面，也就是从北往南方向上台阶。每一间宿舍很狭长，摆放着若干个上下两层的铁架床，除了床，没有任何设施，条件极其简陋。枕头、席子和被褥都是我们自己从家里带来的，不知是宿舍周边环境的问题，还是个人不讲卫生的问题，时不时会在床上发现几只跳蚤或虱子。冬天的时候，因为宿舍里没有取暖设备，很多同学的手或脚都会生冻疮，我也不例外。
吃喝拉撒睡，人皆难以免俗，是人就要排泄，生物总是要新陈代谢的。我记得，学校当时只有一个公用的厕所，教学楼没有，宿舍楼也没有，而那个厕所离宿舍楼有点远，就在学校大门口的左手边，靠近西边的是男厕所，靠近东边的是女厕所，也就是说，女生出恭要比男生多走一段路。厕所一样很简陋，是传统的那种类型，男厕所有两排，大概有近二十个蹲位，当然还有一个长长的小便池。至于女厕所嘛，我当时一直觉得很神秘，心里嘀咕着里面是个什么样子呢？虽有这个好奇的想法，但从未大胆地进去过，只是在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其实女厕所和男厕所没啥分别，不就是少了一个小便池吗？
，再来说出行。记得那三年，一个星期至少要回两次家，也就是往返四次。一般是星期三的下午回家，要么在当天返回学校，要么在翌日的早晨返回学校；星期六的下午再回一次家，然后在星期日的下午返回学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那时候读书是一周实行五天半制度。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些寄宿生为什么要回家呢？其实，我们回家的主要目的就是带菜，除此之外，顺便换洗一下脏得要命的衣服。那个时候，我相信每个同学的家里皆家徒四壁，连自行车都没有，更别谈两个轮胎的摩托车、三个轮胎的机动车和四个轮胎的私家车了，所以我们去哪里都是步行，除了徒步还是徒步。所幸的是，神下村离太和中心完小不是很远，只有八里路，步行一般需要一个小时左右，而关于这八里路的征程，我却刻骨铭心，一辈子都记得，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从神下小学考上太和中心完小的同学还有洞心组的徐海兵，若没什么特殊情况，我们总是结伴而行，我们的出行方式一般是这样子的：徐海兵先从他家来到我家，然后我们结伴从下神出发，经过上神、地界村的罗汉庙、花木岭、太和社区的铺上、九头和泡古浪，最终抵达学校，回家时自然是从原路返回。此外，我前往太和中心完小还有另外一条路线，因为我的哥哥当时在太和中学读初中，有时我也会跟着他走，兄弟二人经过上神，但到了地界村的罗汉庙后，便沿着青石板路往右拐，往社员村的太和林场方向走，经太和社区的太平里、皂角树，先到达太和中学，然后我一个人再从田垄间穿过毛家洞来到学校，所以说，剔除暑假和寒假，往返于神下村与太和中心完小的道路我不知走了多少遍，我对这两条路线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
哦！我那三年的纯真时光如今一去不复返了，那时的我就像一只蜗牛，背着一个由书包变成的沉重的外壳，在单调的两点之间爬来爬去，不知疲倦，就这样，我从十岁爬到了十三岁。
四、关于娱乐：忙趁东风放纸鸢
与雷红燕同学联袂主持
关于在太和中心完小的娱乐，不由让我想起了清朝诗人高鼎的一首诗《村居》：“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是啊！那个时候物质基础匮乏，家里穷得丁当响，作为少年的我们，其实，所有的娱乐都是自己想当然而已，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娱乐。
记得在宿舍楼的南边有一堆怪石嶙峋的荒地，这片荒地位于围墙之内，当然，围墙之外更是一大片怪石嶙峋的山岭。荒地上除了花花草草、灌木、乔木与荆棘外，还有野草莓。春天来临的时候，荒地里会星星点点地布满红色的野草莓，如果野草莓熟透了，红色自会转变成黑色，闲暇时，我们会去荒地里寻找野草莓，将它稍微冲洗一下就可以吃了。
在太和中心完小围墙外的南边有两个地方值得一提，一个地方叫做天心岩（方言谐音），距离校园约莫两里路，那是一个垂直的阴森恐怖的天池，我当然去现场看过一次，水面碧绿如玉，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照着蓝天白云，估计水下很深，四周近似于悬崖，令人毛骨悚然，有恐高症的人想必是不敢探出头去看的。据说，曾有女人将流产过后的胎盘或死去的婴儿扔到里面，还说那个女人其实是太和中学的学生，只因为在干柴烈火的状况下和某个男学生发生了性关系，而男方没有采取安全措施导致女方怀孕，事后女方迫于社会压力只好将流产过后的胎盘或死去的婴儿悄悄地扔到这里，至于那个婴儿是怎么死的，我也不清楚，反正别人如是说，我相信并非空穴来风。
另外一个地方叫做自相岩（方言谐音），这里是我们的天然浴池，也是我们的快乐 。自相岩有一个约莫五米高的悬崖，悬崖之上有一个较为宽敞的平台，悬崖之下是一汪深不见底的天然池塘。为了找乐子，我们这些男同学常常爬上去，屏住呼吸，然后纵身一跃，直接坠入冰冷的水中，溅起一股水花，然后再潜出水面，游回浅处。有的男同学胆子大，就像跳水比赛一样，竟玩出不少的花样来。有的在空中翻一个跟斗，仍用双脚沉入水中；有的旋转度，用头沉入水中；有的姿势不对，用臀部拍打水面；有的姿势更不对，竟然用倾斜的小身板拍打着水面，痛得他呲牙裂嘴，脸色发青。我胆子小，只能玩用双脚沉入水中的花样。这个天然池塘的水是从溶洞里汩汩涌出来的，水冰凉而刺骨，无论是夏季还是冬季，所以我们都不敢在水中浸泡太久，因为实在受不了那份凛冽。说来也怪，我发现从农村里出来的男同学都会游泳，也不知是谁教的，还是自己无师自通，就拿我个人来说，我是在神下村的一条小河里学会的，玩的次数多了，也便学会了。
我们那个时候的男同学多单纯啊，个个十岁出头，身体又没有发育，嘴巴无须，颈部无结，下体无毛，当然是赤身裸体轻装上阵了，要知道，距天然浴池不远处的东边就是一条从太和通往鲁塘的公路，公路上免不了有形形色色的女人穿梭走动，但我们完全忽略她们的存在，相信她们视我们为孩子，自然是见怪不怪了。因为学校没有淋浴设备的缘故，也不供应热水，夏天自不必说了，冬季时，我们有时也跑到这里来洗澡，实在是没有办法逼出来的，只好咬紧牙根快速解决洗澡问题。只是后来，学校为安全起见，明文规定学生们不准来这里游泳，也便作罢。至于女同学如何解决洗澡问题，我不是很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条河流挡不住少女们对天然沐浴的渴盼。我曾亲眼看见过一次，女生们在天然浴池的下游泡澡，当然是在夏天的某一个傍晚，出于传统的道德习俗，她们只能穿着衣服在浅水区嬉戏，和衣而游，脸上荡漾着欢快的笑容。
摄于年?（ 排从左至右：作者、骆宗华同学；第二排从左至右：刘建伟同学、何宇飞同学）
从省道S公路通向学校正门的马路上筑有一座桥，桥下有一条河流，这条河流其实就是天然浴池的下游，它也是我们经常游玩的地方。我记得，当时的河流很美，流水潺潺，石头突兀，上面布满青苔，水中飘浮着荇草与浮萍，还有轻轻摇摆着的藻类植物，非常富有诗意。下课之后，我们有时会在这里嬉戏，聊聊天，看看风景，濯足戏水，观察在浅水区游来游去的小鱼和一闪而过的细虾，偶尔也会看见一只螃蟹懒洋洋地横着爬过。此外，在这条河流里，我曾经和骆宗华、刘建伟、何宇飞这三位同学合过一张影，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这三个问题：其一，是谁首先提出来要去合影的？其二，我们是在一种什么背景下决定合影的？其三，合影的经费到底是哪个同学负责的？记忆中，在太和中心完小的那三年，我的口袋里从来就没有装过一分钱。写至此，我试图撬开记忆深处的 一道闸门，但仍是打不开，我是不是老了呢？
在太和中心完小围墙外的西边有一个好像叫做毛家洞的小村庄，村里有一户人家专门做学生的小生意。学生的口袋里一般没有几个钱，但又贪吃，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怎么办呢？于是那位妇女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那就是用饭票换美食，至于那位妇女又如何将这些饭票转换成钱财，我就不知道了。于是乎，每天傍晚时分，学生们从校园的西门进进出出，熙熙攘攘，一张张饭票变成了一个个美味可口的散发着香味的油饺或饺巴。
一般来说，在太和中心完小读书的学生都是农家子弟，家里条件并不好，但学生们很会找乐子，也会就地取材制造各种娱乐，譬如男学生会玩诸如纸船、纸飞机、纸玩具、打纸板、五行棋、弹盖、弹弓、玩水枪、鞭陀螺、拉钩、玩竹签、玩扑克、捉迷藏、打水漂、斗牛、扳手腕和扳脚筋等方面的游戏，女学生会玩诸如跳方格、跳橡皮筋和跳绳等方面的游戏，关于这些游戏的具体玩法，我在另一长篇散文《童年撷趣》中曾有详细的介绍，感兴趣的读者可自己找来看。此外，我记得在食堂的前面曾经有一个破旧的乒乓球台，是用水泥砌成的，我班的徐海兵同学当时打乒乓球就很厉害，好像在同学里面无可匹敌。
那三年时光里，还有一件娱乐值得一提，从表面上看，我们是在劳动干活，但于我而言，却是一份用钱也买不来的快乐。事情是这样子的：谭逸老师的妻子也就是师母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她一方面帮学校的食堂打杂，做一些清洗盘子的工作；另一方面，她在学校闲置的一块土地上开垦了几块菜地。谭老师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做谭建兵，次子叫做谭建民，当时都不到十岁，由于工资不高，不足以养家，故他在课余时间也要帮忙，为师母打理那几块菜地。有时下午没课的时候，他会带领一帮学生外出游玩，说是游玩，其实就是帮谭老师的忙，去山上砍伐一些木棍或竹条，然后扛回来，充作他所种植的蚕豆向上攀援的工具。虽然干这种活比较辛苦，而且又是无偿的，但同学们都是自愿的，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至今我都能回忆起那一幕动人的场面，一群土得掉渣的孩子们在谭老师的带领下，唱着歌曲，哼着小调，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经公路，趟溪流，穿田间小径，上山间羊肠小道，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大家挥动着手中的镰刀，在嬉笑和娱乐中很快就砍伐了一大堆木棍或竹条，一个个尽己所能扛着或多或少的木棍或竹条，迎着夕阳，拂着晚风，仿佛个个都是打了胜仗凯旋而归的战士一样，迈着大步径直向学校走去。
五、关于异性：楚河汉界永不犯
参与聚会的女同学们与胡用花老师合影留念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遵循阴阳平衡的原则，一个班级既然有男学生，就必然有女学生，毕竟太和中心完小不是女子学堂。但奇怪的是，我班的男女同学几乎从不说话，毫无沟通与交流，不知是学校的校风问题？还是老师的教育问题？
我班的女同学其实挺多的，但那时的我个子矮小，总是被老师安排坐在教室的 行，就坐在讲台的下面，就坐在老师的眼皮子底下，让我吃尽了粉笔灰的苦头。
在我的眼中，我班的女同学普遍都很高，个子高挑，有些女同学五官周正，还是蛮漂亮的；有些女同学接受启蒙教育较晚，而身体发育又较早，胸部饱满，一副鼓囊囊的样子，但当时的我只知道读书，不太懂性别差异，也丝毫不懂男女之间那种微妙的事情，更别谈什么早恋和意淫了。
我曾和某个女同学同桌过，在课堂上，我们有严格的 ，这条线当然没有划出来，是一条无形的的线条，但泾渭分明，彼此之间心领神会，绝不说话，也绝不逾越雷池半步。下课之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各玩各的，从不在一起嬉戏，现在想来，真是咄咄怪事，这种男女授受不亲、超级封建的做法甚至影响了我的初中生涯，因为在我的初中同学里面就包括很多女同学，好像比男同学还要多，但在学生时代，我与她们却从没有交流过，真的是楚河汉界，永不犯禁。
六、关于对手：你追我赶无嫌隙
左一为胡用花老师、右一为骆小成老师、右二为周锋老师
请愿谅我的“狂妄”和“自负”吧，我还是想书写他，因为他是我在太和中心完小 的竞争对手，而所谓的对手都是比较出来的，当你某一天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你的，你有一种独孤求败的落寞与孤独，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位对手就是我的同窗骆宗华，我对他的印象刻骨铭心，至死也难以磨灭。
他来自沙坪村(现隶属于黄沙坪街道)，我和他初次打交道是在食堂里，我们要么端着一个铁饭碗，要么端着一个陶瓷碗，而他却端着一个塑料碗，要知道那种碗通常是婴儿用的，怎么摔都安然无恙，这个小细节当然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老实说，那三年里，我们并没有什么企图心、进取心和攀比心，更谈不上什么私心杂念，完全是依赖自己的天资在一种纯真无邪的状态下学习的，用农村里的一句话来说，我们天生就是一块读书的料。
记忆中，对于每个学期的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 名和第二名这两把交椅总是由我们两人轮流坐庄。为此，我们便成了父母眼中的好孩子、老师眼中的好学生以及同学们眼中的榜样，这种“空前”的奇迹（但不知有没有“绝后“）以至于时隔多年以后仍成为当地老师及同学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临近小学毕业之前，老师为一批优等生争取了几个考取县级中学的指标，我和他以无可争辩的实力忝列其中。正如预料中的那样，我们双双考取了桂阳县 中学（以下简称桂阳一中）。老师本打算让我们去考桂阳县第三中学的（以下简称桂阳三中），因为在当时，桂阳三中的教育质量要比桂阳一中好，但为稳妥起见，故如此。否则，必将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即我们的命运将会是另外一个模样。不过，在这场关键性的考试中，我的成绩比他好。当时，需考《语文》《数学》和《自然》三科，前两科各分，后一科计30分，总分分，我记得我当时考了分。我敬爱的谭逸老师曾眉飞色舞地讲过，我的成绩在桂阳一中届小升初考试中位居前十名，我的分数远远超过了很多城里的学生，也就是说，在小升初这场博弈中，我算是赢了他。
彼此进入桂阳一中后，因为两人的学习成绩仍然拔尖，再加上我们两个人的身高偏矮，当然，我比他高那么一点点，人怕出名猪出壮，于是被一些好事者嘲讽为太和两矮子，这个侮辱性的绰号伴随着我们，竟然长达六年时光，从初一至高三。此外，也有一些好事者学了几句太和方言，于是便当着我或他的面用“鸡子鸭子包饺子，恰了恰了打挂纸”这句太和方言来戏谑我们，这句看似无心实则有心的话一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难以抹平。 ，有必要解释一下那句太和方言，鸡子即鸡蛋，鸭子即鸭蛋，饺子是一种地方小食，恰即吃，打挂纸即拉肚子之意，连缀起来的意思无需赘言。
七、关于旅游：井底之蛙观世界
邱爱娥同学和刘丽锋同学在通往太和中心学校的公路上合影留念(可见学校正门）
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家里贫穷，父母哪里会带你外出旅游啰，他们甚至连旅游是什么意思都有可能搞不懂，但是，在那三年里，我却真真切切地记得我曾经外出旅游过一次，这也是我高中毕业之前平生 的一次旅游，这要归功于我敬爱的谭逸老师，他的教育理念与方法还是很值得提倡的，尽管我不懂教育。可是，然而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当我通过不懈的写作树立起足够的自信心的时候，我却再也没有机会当面向他表示感谢了，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好恨自己若干年前我为什么不去看望他。
那一次旅游应该是我们在读六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谭老师突然宣布，为了加强班级的凝聚力，开阔大家的视野，这周星期六他要带所有学生去郴州游玩。我现在已经不记得这次旅游的费用到底是由学校负责，还是由学生平均分摊，甚至是谭老师一个人自掏腰包，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的确去了一次郴州，先是在北湖公园逛了一圈，然后每个人轮流坐了一次旋转飞机，随后我们还去了位于郴县（现划为北湖区和苏仙区）安和乡（现改为万华岩镇）坦山村的万华岩。那个时候，万华岩尚未完全开发，仍算得上是一个天然的溶洞，保留着原汁原味的雏形。我们似乎是从一条小溪涉水而过，对于旅途中那些光怪陆离、巧夺天工、鬼斧神工的景致，我现在一个也记不住，倒是记住了从万华岩出来时的那个巨大的天坑。行至末路，头顶突现冒出一个天坑，我们犹若从黑夜穿越到白昼，太阳高悬，一片光芒。此时看见太阳，我们似乎看见了生还的希望，一个个欢欣雀跃，拾级而上，然后在深山里披荆斩棘，像美特斯邦威的那句广告语“不走寻常路”一样，我们终于浩浩荡荡地走出了万华岩。
八、关于老师：拳拳师恩记心头
终于写至老师了，请饶恕学生将此部分放在文章的 ，我是这样构思的：我需要审慎地思量一下，如何去写那些可亲可敬的老师们，就当文章的压轴部分吧，而让老师来殿后当然是最有份量的，也是无可挑剔的。
在我认识的老师当中，谭逸老师、谢鼎福老师和刘炳耀老师已经仙逝了，我深感惭愧，因为自小学毕业之后，我从未与他们晤面过。谨此，学生徐红光在异乡以三鞠躬，遥寄哀思！
至于胡用花老师、骆小成老师、周锋老师和刘炳河老师这四位老师，我当然是见过的。年2月12日，那一天是正月初五，我出面组织了太和中心完小级六甲班同学聚会，同学们邀请了这四位老师，他们欣然到场，令学生我甚为感动。
请愿谅学生的无知，我实在对某些老师毫无记忆，撰文也不可能胡编乱造吧，不如想到什么就记录点什么，可否？
我当然记得胡用花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老家是潭沙村的，当我读五年级的时候，她在教六年级的《语文》。后来，当我读六年级的时候，她就成为我们的语文老师了。至于其他，我实在没有太多的回忆，只觉得她是一个慈母型的好老师。
记忆中，骆小成老师没有直接教过我，但他是学校领导，好像是校长，又好像是副校长，记不清楚了。但我记得，他的老家是沙坪村的，当我读五年级的时候，他曾和袁美月老师合作过，分别教某个班的《语文》和《数学》。
我对周锋老师还是有一点印象的，他是周艳华同学的二叔，老家是地界村石堘头组的。当我读五年级的时候，他教我们的《语文》，并曾担任我们为期一年的班主任。印象中，那时的他很年轻，个子不太高。此外，我对他写钢笔字的情形颇有印象，他将钢笔攥得紧紧的，右手握笔的位置很低，钢笔与纸面几成90度，写出来的汉字遒劲有力，棱角分明，阳刚俊秀。此外，他好像只写正楷和行楷，不擅长行草和草书。
至于刘炳河老师以及那三年在太和中心完小工作的老师们，就姑且饶恕学生吧，我的记忆如今一片苍白，我能说什么呢？
下面，我还是要对与学生打交道频繁的谭逸老师再补充一段文字。
记忆中，谭老师当时应该三十来岁，身材高大，视力很好，不戴眼镜，但因为嗜好抽烟的缘故，人显得十分的清瘦，他的手指和牙齿明显偏黄。此外，也许是他长期劳作或是接受日光照晒过多的原因，他的皮肤有点黝黑，呈铜色那种，乍一看，就是一个农民，不明内情的人是断不会将他和老师这个角色联系在一起的。
谭老师教了我三年的《数学》，从四年级一直教到六年级。客观地说，我的天赋本就是《数学》，因为我更擅长逻辑思维与抽象思维，理解能力强，记忆力好，而不是无章可循的《语文》。至于后来为什么走上了写作这条艰辛的不归路，纯粹是在某种因缘巧合的环境下被残酷的现实逼出来的。
言归正传，在数学教育方面，我对谭老师还真没什么印象，总之，上数学课就是那一套，老师在讲台上讲课，学生在下面听课。有时老师会提问，指定某位学生或是由学生举手主动回答这个问题，回答正确的老师给予表扬并呼吁大家向他学习。下课之后，老师会布置一些课外作业，学生独立完成之后将作业交与老师批改。 ，还有一些小型的测试乃至大型的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
虽然我的数学成绩独树一帜，但个人认为，那是我的脑袋在某方面早慧的缘故，它与我个人的勤奋毫无瓜葛，更别谈老师为我开小灶了。虽则如此，我反而对谭老师为我们上音乐课的情形记忆犹新，他虽是一个大男人，但他的手风琴却拉得很好，而且他还会使用那种脚踏式的简易木制钢琴。每当他将手风琴的背带绑在身后，双手时而拉开手风琴时而压缩手风琴，抑或是他双脚踩动钢琴，用修长的十指娴熟地拨弄着键盘，教室里顿时回荡起悠扬的琴声。我们在他的领唱下引吭高歌，稚嫩的童声充斥着整个教室，悠悠地飘向校园外。至今忆来，那种愉悦的情形总会令我莫名的心潮澎湃，它似乎唤醒了我的童真，它仿佛将我带进了那逝去的少年。我一直认为，玩耍是孩子们的天性，虽然接受主要科目的时间相当长，而接受其他那些无足轻重的科目几可忽略不计，但时隔多年，留在你记忆深处的往往是那些能够给你带来愉悦、带来享受的温馨片断，而不是那些枯燥乏味却又不得不认真面对的日常事务。
多年以后，我听某个同学说，师母因病逝世，先行离谭老师而去，谭老师后来也不幸罹难。对此，我震惊不已，黯然神伤，无语凝噎，人生 的遗憾莫过于：当想去见他的时候，始终下不了决心；当强烈地想去见他的时候，我苟活于阳间，他却在阴间。
，愿逝去的老师们在西方极乐世界里怡然自得，悠哉游哉！亦祝愿尚健在的老师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颐养天年！！！
年7月27日定稿于东莞长安
摄于年2月12日（ 排右五为作者）
附聚会视频：
延伸阅读：
01.童年撷趣
02.我与数学老师的前世今生
关于作者
徐颂翔，曾用名徐红光，笔名湘南徐工，祖籍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太和镇神下村，毕业于长沙理工大学，印刷工程专业工科生，具有多重身份：自由作家、品牌顾问、宣传大使、 驴友，喜焚文为香，品清香一缕，擅煮字疗饥，姑勉强果腹，爱旅行，游走于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喜欢安静与喧嚣兼而有之的矛盾生活。迄今为止，即将结集出版八部散文集（《南方职场词典》《别梦依依到桂阳》《长理三部曲(长沙理工大学)》《萱花椿树正芳菲》《今夜月明人尽望》《桃花潭水深千尺》《何事秋风悲画扇》《偷得浮生半日闲》）、一部随笔集《闲敲棋子落灯花》、一部诗歌集《梨花院落溶溶月》及一部长篇小说《广东，一个孕育沧桑的子宫》，共十一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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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徐静蕾同时代，名气不及徐帆，运气不及徐娇，帅气不及徐铮，匪气不及徐锦江，文凭不及徐则臣，赀财不及徐子淇，官位不及徐匡迪，五音不及徐佳莹，风流不及大小S（徐熙媛、徐熙娣），审美不及徐克。嗟乎！喜欢在徐霞客的世界里游山玩水，喜欢在徐光启的世界里遨游宇宙，喜欢在徐志摩的世界里吟风弄月，喜欢在徐悲鸿的世界里涂抹丹青，喜欢在徐特立的世界里指点江山，喜欢在徐向前的世界里兵不血刃……这就是我，一个家在东莞、心系天涯的文学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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