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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出生，年跟随母亲下放到农场(原国营许昌市农牧场)。在此，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直到年离开，前后二十多年，对农场有着很深的感情。近年，时常与年迈的母亲说起农场的往事。最近，也多次回到现在的许昌市农场，探访多位老叔老姨，与他们一同追忆农场的历史和老一代农场人献身农场建设的艰辛经历。他们是原二分场党支部副书记王泉海(87岁);原农场农业科科长、农机主管负责人王相村(84岁)，妻子谢桂荣(84岁);原三分场生产队长王黑(90岁)，职工赵银斗(80岁)。我把他们称之为许昌市农场的“活档案”。

　　几位老人虽已高龄，但他们思维清晰，记忆力很好。说起许昌市农场的历史和发展过程，他们格外地清楚。

一

　　咱们许昌是年解放，年人民政府就在许昌市五郎庙，原国民党遗留的旧机场上设立了许昌专区农场。年6月随着国家建设的需要，在许昌专区农场的基础上，由当时的专区农工部牵头，主任李恒卫主持，专区农业技术指导站干部徐林生等人负责规划设计，在许昌县蒋李集区及周边区域筹建新的农场。

　　当时国民经济正处于恢复阶段，国家缺粮需粮，支持从农民手里征收不愿耕种的土地，兴办农场，尽快的增加粮食产量，解决人民吃饭问题。

　　那时的农村正在进行合作化运动，土地由个体所有转变为集体所有。地都集中到了集体生产队，老百姓不再关心土地，所有权意识极为淡薄。加之，集体土地多，又贫瘠薄收，都不愿意耕种，生产队也急于甩包袱。

　　建场前，这片区域多是盐碱洼地。只有部分在耕种，很多土地已撂荒。即便耕种，收成也很差。人称“蛤蟆洼”。

　　按照总体规划，当时的土地征收涉及许昌县的蒋李集区、榆林区和临颍县的石桥乡、繁城镇。总体征收土地面积一万八千四百亩。自京广线朝西北方向依次设立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农业生产队(分场)。三个生产队占地数量依次为四千来亩、七八千亩、五千来亩。

　　建场初期，由于是国家行为，农场隶属国家农垦部管辖(农垦部成立于年5月12日，首任部长王震)。后为方便起见，才转交许昌专区实施管理，定名为国营许昌农场。依据土地规模，国营许昌农场属中型农场，在全省农垦系统排名第二。

　　当时，国家建设农场的目的和意义：一为解决急需的粮食短缺问题。二为发挥国营农场先进的农业技术、农业机械示范作用，引领和推动我国农业走向现代化发展之路。

　　建设农场，国家是很支持的，先后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包括机构设置、管理干部、专业人员选调和机械车辆配置等等。

　　先期农场整体部署为四个生产队，即新建的一二三生产队和第四生产队(后来的园艺场)。加上椹涧果园、场机务队、修配厂、汽车队共八个分属单位。

　　各地选调干部到位后，迅速组成农场党委会和各分属单位领导班子。他们是国营许昌农场首任党委书记孙红彩(任前为许昌县副县长，后任地区农机局局长);首任场长臧星一(任前在叶县公安局工作，后调入地区农机公司)、继任王松根;首任副场长高景照(任前为专区机关干部，后任地区人事局局长)。

　　农场党委委员田海潮任第一生产队支部书记，队长何大黑，会计宋秋章;李松茂任第二生产队支部书记，后为韩广仁，生产队长依次有赵长干、姚大科、王海东，会计张亭芳;张润田任第三生产队党支部书记，生产队长杨玄孩，后为王黑，会计顾永亮;龚有福任椹涧果园党支部书记;孙国丰为修配厂负责人;曹永贵为汽车队队长，副队长王海瑞;叶国卿为四队队长;场机务队负责人兼机务队长王唯仁(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毕业)，副队长张本杰(由黄泛区农场调入)。

　　专业技术力量配备。从省里调来王明文任农场农业技术总负责人;从专区农业技术指导站调入徐林生、陈朝伦、晁海石，分别担任三个生产队的农业技术员;从省里调入江俊勋为农场畜牧总负责人，大专生郭凤臣、中专生王春亭为畜牧技术员。

　　汽车队配置有德国产却白尔卡车三台，后陆续增添解放卡车一台，罗马卡车两台。畜力运输，经省里协调，从南阳唐河马车队调入十余辆胶轮马车。包括赶车人、兽医员，分配到三个生产队，称之为马车组，后陆续增添到二十多辆。

　　农业机械配置。早期有德国产KS-07型、罗马尼亚产KD-35型链轨拖拉机各三台;波兰产GS-35型单缸轮式拖拉机两台、匈牙利产UT-45型轮式拖拉机三台;大型联合自走式收割机，罗马尼亚产AK-型六台、匈牙利产AC-型三台，后又增加国产(开封)大型牵引收割机三台;国产(洛阳)东方红链轨拖拉机六台，铁牛(天津)轮式拖拉机三台。

　　机务人员配备。从当时的许昌专区农业机械化培训班(现农机校)分调二十二名毕业学员来场，组成最初的农场机务队。王相村老人就在其中。先期机务队归场部直接管理，后根据生产实际，将场机务队分解为三个，配置给三个生产队，归其领导，实现农机合一。王相村老人成为第二生产队的机务队长。再后，依工作需要，陆续从农工中挑选人员，使全场农机队伍扩大保持在七十二人。

　　农业生产除了机械化作业，还需大量的农业工人。按当时情况，农场实行就地就近、熟悉自愿、择优录取的招工原则，由各生产队负责人主持这项工作。因三个生产队的书记家乡分别是临颍县、许昌县、舞阳县。所以农场最初的农工组成，第一生产队多临颍籍、第二生产队多许昌籍、第三生产队多舞阳籍。

　　除此，依上级安排，陆续有部分转业退伍军人、管理干部及青年学生从各地汇集于此，参加农场的早期建设。王泉海老人就是年作为管理干部，从当时的许昌县委被选调来的。翌年，又被派往信阳农校学习，成为一名农业技术员。

二

　　人有了，可新场区内基础设施为零，住房、道路什么都没有。初来的人只有住在帐篷里，或租住在附近的村民家中。王黑老人说：我们住在篦子张村群众家里。那房子又破又漏，是人家早不住的旧房子。房顶有洞，下雨天，外面大下，屋里小下，接都接不及。农场场部，暂设在蒋李集镇北门路西的一个院内。尽管如此，全场职工本着“先建坡、后建窝”的思想，从上到下只有念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一切困难，也要把农场早日建起来，为国家早点生产出粮食。

　　由于征收的土地多地势低洼，属严重的盐碱地。旱田一片白茫茫，洪涝雨季水流不出去，又成一片汪洋。有些地方积水很深，根本无法通行。开会下个通知，都需派人游水过去。因此，建场初期，泄洪排涝成为头等大事。经观察勘测，洪涝多为场区西侧的颖河雨季漫水决堤所致。于是，场领导决定自场区西边的史楼村起，向东开挖两大排水干渠(俗称南大沟、北大沟)，直通东边的清潩河。开挖沟渠是件大事，不但农场区域可以泄洪排涝，附近村队也可受益。因此，通过协商，农场、村队一起行动。当时采取村民出工、农场出资、各包各段、农闲施工的部署。

　　号令一下，全场职工齐上阵，拼着劲儿地干。当时条件差，挖沟全靠人力完成。为了加快进度，全场实行定额制。不论男女，每人每天必须完成八个土方作业。十几米宽、七八米深的排水深沟，要职工们一锨锨、一叉叉地挖，再一下下把土往上撩，一筐筐往上抬。沟越挖越深，越撩越困难。无奈，只有采取阶梯作业。职工们没明没夜的加班干，一天到晚累得精疲力尽。王黑老人至今还保存着一把当年他挖沟时用过的大铁叉，上面的木把磨得又光又亮。他说：我用这把叉往下挖三刃就是一米。每天完成定额回来，吃罢晚饭，碗一放，扛起叉就又下地了，还要再加班挖两公尺的土方。因为大家都在开展劳动竞赛，没有人偷懒，大家比着干，争做先进，谁也不想落后。开始每天完成八方，后来最高任务提高到十五六方。大家天不明就下地了，下雨天还冒着大雨继续干。冬天，天寒地冻，一叉下去震得手疼。很多人手都冻裂了，浸着血。可谁也不说一声苦，还是拼着劲地干。

　　谢桂荣老人拉着手对我说：孩子，你是不知道那时挖沟有多难。我们连泥带水用麻袋往上抬，天天干，天天抬，累的很多妇女都流了产......

　　经过全场职工两三年的艰苦奋战，南北两大排水工程终于完成了。农场人再也不为水淹庄稼发愁啦!至今我还记得：六一年秋天，我们家刚到三分场时，农田里白茫茫的积水“哗哗哗”地往大排水沟里流，直向东去。

　　之后，职工们又一鼓作气。陆续在田间、地头、路边开挖出大大小小无数的排水沟、地边沟、路边沟，形成支干相连的排水网。基本达到雨季田里的积水能及时排出。同时把挖出的土填于洼地，提高土地平整度，减少田间积水。

　　在解决泄洪排涝的同时，盐碱地治理、土壤改良也在逐步进行。盐碱地就是土壤中的可溶性盐类含量过高，对农作物生长直接造成抑制或危害的土壤。王黑老人说：三分场的地不但盐碱，而且属于黑土地，有些地下还有裂礓，土质很差。最初，我们先是每人拿把镰，天天去地里割蒿草。蒿草割完，才用牲口犁地。可干土瓣，干的弄不动。湿了，又黏又粘，根本无法播种，只有用手撒种子，麦子一亩地最初只能打七八十斤。甚至有一年四千亩地颗粒无收，地里长得净是刺角芽。

　　王相村老人回忆：当年，一到春旱时，就会看到规划区内除了蒿草长得一人深。而且遍地白花花，全是日晒后冒出来的盐分结晶体。开始，我们用拖拉机进行翻耕作业。可种下的麦子出苗率很差，长势也不好，产量更低。很长时间都找不出原因。后来经过观察分析，发现问题出在耕深上。因为土壤中盐分含量多集中在地下0--25cm处，而小麦的根系生长发育恰好也在这一范围内。当时咱们配置的犁具是轻型五铧犁，耕深只能达到25cm，根本不能把含有盐分的土壤深翻下去，直接影响了小麦根系生长。为此，我和咱们修配厂的宋申华同志一起，决心对犁具进行改进。经过一番努力，终于研制出咱们农场第一台两铧重型深耕犁，耕深可达30--50cm。在全场推广使用后，效果很好，一举把土壤中的盐碱层压在了下面，为全面改造盐碱地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以后，我们坚持每3--5年对土地进行一次深翻作业，全场土地的盐碱化随之逐年下降。

　　王全海老人说：为进一步改良土壤结构，培养地力，全场又在区域内连年推广绿肥种植。如大面积的播种苜蓿、圣麻、芝麻、绿豆等作物，用于掩青。实行“三三制”倒茬种植。即每年三分之一的土地留作傻旱，三分之一的土地种植掩青，三分之一的土地种植秋粮(高粱、豆类)。并有意在麦子收割时提高收割高度，多留麦茬，实施秸秆还田作业。充分利用饲养的牲畜、回运的麦秸，大量沤制厩肥、腐质肥。冬春季增施农田，培养地力，逐步改变土壤结构。经过数十年努力，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从最初的0.3--0.5%，提升到现在的1.5--1.6%，为丰产高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全场职工在边生产的同时，边自己动手建设家园。真是白天地里忙，晚上家里忙。没房，自己盖。没路，自己修。没电，用机械做动力。

　　几年间，各分场先后盖起一排排的草房、瓦房、库房等首批房屋，安排职工居住，开展生产作业。谢桂荣老人说：当时盖草，房上的草还是我们妇女们苫的。我还从房坡上掉下过，爬起来布拉布拉，上去继续干。啥也没想，啥也不说.......

　　几位老人都讲:刚建场那些年，由于地势低洼，土地贫瘠，地里只能种麦子、高粱、谷子、豆类作物，并且雨水还特别地多。

　　母亲告诉我：麦熟了，该割啦!天却连着下雨，机器进不了地，只能靠人工在泥地里割麦子。割了，再一捆捆扛到路边。农场地块大、地抻长，割一趟就累得坐在地上不想起来。麦子收了一个月，人们割了一个月。秋天地里种的高粱，也要人踩着泥水去割头、砍杆。再一捆捆、一趟趟往路边车上扛。农场职工条件差，只能穿着一双布鞋在泥水里走来走去。为了怕鞋掉下来，只好用绳子绑着。一不小心，踩在高粱茬上，有时还会伤着脚。

　　谢桂荣老人讲：咱二分场地里的泥最粘脚，粘住鞋，薅都薅不动。队长赵长干急了，干脆脚上的鞋一脱，光着两只脚，带头领着大家一捆一捆从地里往外扛高粱。高粱茬又尖又利，好多人只顾扛着走，脚都扎流血啦……有一年种麦子，天很下雨。地软，播种机进不了地。没法，队长赵长干五点钟就打铃上工，他亲自驾辕领着大家拉耧耩麦。

　　赵银斗老人说：三分场五千亩地，那一年拉耧耩麦，我们一直耩到天下雪.......

　　要建果园了，各分场几百亩大的果园里要挖无数个坑，一个坑一米见方。定额男的每天挖十个，女的八个。任务天天有，谁也顾不上谁。一米见方的坑，挖一个容易，挖多了就腰酸背疼。我就时常看到妈妈挖挖、直直身，抬头看看前面，还剩多少?还要多长时间才能挖完?每天妈妈她们一帮女工都是收工最晚的人。就这样，任务还在增加。赵银斗老人说：最多的时候每天要挖12个坑。

　　今天想来，我们的老一代农场人，当初为建设农场，真不知道出了多少力，流了多少汗。

三

　　由于当初建场规划时，农场征收了周边村队上较多的撂荒土地。两年后公社化，村队感到剩余的土地不够耕种，就向农场提出了土地变更要求。农场依情将靠近村边的一部分土地(约两千来亩)，重新归还给了附近各村队。如此，农场实有土地缩减为一万六千来亩。

　　年7月，为贯彻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方针政策。国营许昌农场与当时的蒋李集区、郭庄乡、三桥乡实行“场社合一”，成立国营许昌农牧场。期间，农场的很多干部与蒋李集区的干部融为一体，组成农村工作队，帮助周边村队组建村级领导，开展日常管理。我母亲曾说：我被分到郑吝村，我还给村上敲过钟。

　　两年后的年7月，国营许昌农牧场与蒋李集公社及其他乡社分家，“场社合一”宣告结束。但靠近农场的大辛庄、小辛庄、史楼、篦子张、郑吝、郭庄、温李七个村队仍归农场管理，称之为“以场带队”。

　　年，社教运动兴起，农场的部分干部被派往各村队协助开展社教运动。我母亲和曹永贵二人被派往大辛庄，王泉海去了史楼村。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才回场工作。

　　年前后，“以场带队”宣告结束。其间因早年的土地征收和长期的依附关系，附近村队心有怨气，与农场发生了激烈纠纷，造成严重的哄抢事件，农场的部分车辆物资被抢夺。后经政府多方调解，以农场支援部分农机车辆作为补偿而告终。

　　自年“场社合一”模式结束之后，国营许昌农牧场的基础建设日趋稳定，生产与管理进入较快发展阶段。农作物种植由原来单一的一年两熟，即小麦、大豆交替种植向多品种发展。玉米、红薯、棉花等作物相继开始大面积种植，产量也在逐年提升。本着“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思想，农场各项配套性工作开展的如火如荼。

　　畜牧业在原有的畜力饲养外，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各分场成立了畜牧组。利用秸秆、粗粮扩大南阳黄牛、郏县红牛等优良役用牛的饲养数量。建立养猪场，引进优良猪种巴克夏、乌克兰、长白条，黑湖猪，走自繁自育自养之路。几年间，为社会及周边提供了大量的畜力和优良猪种。谢桂荣老人回忆：那时，只要哪里有会，我们就带着猪娃去卖，可受群众欢迎啦!每次都会被一抢而光。七十年代初，农场还一度是许昌地区优质肉用牛的饲养地。饲养有英国“海福特”肉用牛，公母两头。专人饲养管理，后因情况变化而终止。

　　副业生产建立牛奶厂，饲养优良奶牛，为市民供应牛奶。兴办酱菜加工厂，收购红萝卜、芥圪垯进行腌制，供应市场。同时，开展机器磨面、轧花、打油、棉花脱粒等加工。既解决了自身生活问题，又很好地服务了社会，扩大了农场的影响力，增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当年，场领导曾风趣的夸赞酱菜厂的工作：投进去七八分，翻个个一毛五。

　　经过全场职工的多年努力，农场面貌大为改观。各分场场区内布局整齐合理，绿树成荫。田间道路宽阔平坦，往来畅通。农场成为与附近区域不一样，令人羡慕的地方。

　　在职工们的精心管理下，果园里的各种苹果树、梨树逐渐长大，开始挂果，供应市场。每到收获时节，欢声笑语伴着满园果香，让农场更具魅力。

　　随着生产生活的稳定，农场职工的工作热情和干劲更加高涨。许多单身职工相继成了家，很多妇女家属加入到农场的生产队伍中来，成为农场建设与发展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不论是棉田管理，还是麦子收割，田间或场院，一年四季，无处没有她们忙碌的身影。

　　王相村老人讲了个笑话。他说：有一次，场里组织人员到三分场检查棉田管理。快到棉田时，就听里面大喊：“恁别过来!恁别过来!”弄的一帮人不知为何，只好停下。等了一阵，里面才说：“过来吧。”原来棉田里枝叶茂盛，叶面露水很大，全把女工们的衣服打湿了，沾在身上。她们钻在棉田里给棉花打叉，操作起来很不方便，也心疼衣服。干脆人人穿条短裤，光着上身在棉田里忙碌。你说，咋能让人靠近。

　　我也清楚地记得：每当棉花管理和收获时节，最忙最累的就是农场里的女工们。由于当时条件限制，农场女工没有任何劳动福利，连领一套工作服的资格都没有。一到给棉花打药、喷六六粉时，她们只能从家里找些旧衣服穿在身上，拿条手巾勒住鼻子嘴巴。为了防止棉花叶上的露水和背上的药桶打湿衣服，人人弄块塑料布围在腰间或披在背上。她们天天顶着难闻的药味，背着沉重的药桶，满脸汗，满身药味药粉。一趟一趟地在棉田里奔来走去。农场棉田一块百十亩，几块连在一起，喷一次药就要好几天。天气闷热，连续劳累，常常有人晕倒在田边。忙完了，也没地方清洗，只好衣服一脱，只穿件短裤、小褂在混浊的水坑里、河沟里涮洗身体。那情景至今想起，还令人难忘。

　　棉花成熟了，女工们更是忙碌。她们刚把眼前棉田里的棉花摘完，回头一看，后面的棉田又白了。白花花的棉花朵催着人忙，撵着你不能休息。女工们起早贪黑的干，从天热忙到天冷。在几百亩大的棉田里一趟趟的跑，一天天的忙。衣服磨烂了，手扎破了，谁也顾不上，无怨言，只是拼着劲地摘呀!摘呀!她们用一双巧手和腰酸背疼，换来一车车优质棉花献给国家。

　　麦收啦!骄阳似火，到处忙碌。女工们带上草帽、拿起长杈，跳上一辆辆捆着长木架的大马车赶往地里，顺着收割机留下的麦秸堆往前走。一堆堆的麦秸被挑起，不停地往车上放。女工们站在松软晃悠的马车上，用长杈把麦秸一次次拨开、摊匀，再一处处用脚踩实。车越装越高，也越装越大。女工们脸上、身上的汗也越来越多，可她们顾不上擦。车下的麦秸被一杈杈高高举起，接连不断的往车上送，往上递。女工们更加忙碌，火辣辣的太阳早已使她们汗流浃背。在她们前后左右一刻不停的忙碌中，一辆辆麦秸车被装的又实摞又高大。高的接近两层楼，大的像座小山包。看了，直让人夸赞：农场的女哩真厉害!能把麦秸车装得这么大。不错，农场女工们的一双手创下过马车装运史上的奇迹，称得上是年年麦收战中的巾帼英雄。

　　近年，我也多次看到过晚年农场女工们的手。有的关节粗大难伸，有的指头弯曲变形。她们说：这都是年轻时落下的毛病。是呀，这是她们献身农场建设的最好见证。眼下，她们中的一些人已离去。健在的也大多身躯佝偻，步履蹒跚。谢桂荣老人当年外号“箭杆杨”，是二分场妇女中的一员猛将，妇女组长。她曾为劳动生产摔伤过腰。如今，腰弯腿瘸，行走艰难。看了，让人心生感慨。

　　每年麦收，都是农场人最忙的时候。家里忙，地里更忙，机务人员开着收割机没明没夜的抢收麦子。收割机开动起来，尘土、麦芒满天飞。为了防护，机上的人穿着厚厚的工作服，脖里扎着毛巾，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头上的太阳有多热，他们身上的汗就流多少。一个班下来，个个汗淋淋，成了土人儿。二队支部书记田海潮为了保证多收麦子，颗粒归仓。向机务人员提出：康拜因(联合收割机英文译音)带把镰，谁的眉毛(指收割机走不到的地方)谁割完。

　　为了及时灭茬，收割机前面收着，拖拉机后面犁着。耀眼的阳光照在驾驶室上，里面像蒸笼一样闷热。机手们索性光起膀子，在里面操作。忙完一天，不但成了土人，还吸得满嘴尘土，只剩一口白牙。可他们喝口水漱漱，蹲在地边吃完饭，继续干。夜幕下，农场的田野里灯火通明，机声隆隆，彻夜不停。

　　做为农场人，和土地打交道，吃苦受累是常事。但他们大公无私、以场为家的思想却让人敬佩和感动。我记下了老人们的讲述：

　　王泉海，农场二分场的农业技术员，分场领导。闲暇时，他会时常到田间查看庄稼长势。农场地块大，多则上千亩，少则几百亩。周围一些不自觉的村民，总想把农场人的劳动果实据为己有，千方百计实施偷窃，多次都被王泉海撞上。他也多次不顾一切地追到人家门上，要人家承认错误。有时当场逮着，人家反诬他行为不轨，欺负了人家。为此，他唯一的小儿子残害致死。

　　孙广言，二分场老职工。因为夜间保护场里的一棵树，被偷树人当场暴打，造成严重的脑震荡。虽经多次治疗，挽救了生命，但最终落下残疾。

　　谢桂荣老人说：有一年场里收谷子。割下的谷子捆成个，我们装在车上往家里运。可附近的部分村民眼馋，占着谷地离他们村上近。我们装着，他们抢着。谁不让他们抢，他们就打谁，你海东叔的老婆就被他们打了。还大喊：专打队长老婆。无奈，我们把拉回的谷捆来不及往垛上垛，胡乱往地上一推，马车掉头就往地里跑。赶车人平时都不舍得用鞭子打牲口，可这回“啪啪啪”地连着打。牲口尥蹶拉着马车一路颠着往地里奔。为的是抢时间，多往家拉回一车谷子。老人家满脸激动。你是不知道当时心里有多急呀!像打仗。去晚了，咱可就一点也拉不回来啦!赶车的怕车跑得快，我们受不了。大声喊：有怀孕的没有?有了快下去......

　　赵银斗老人说：有一年三分场收豆子。天不明我们就下地了，一边割一边拉。大家忙得气都来不及喘，一直干到天大亮，才把一块地的豆子收完。为啥?怕村上的人知道了，来抢啊!......

　　我在农场生活多年，也曾亲眼看到每当农场收庄稼时，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村民们拿着明晃晃的镰刀、长铲各种农具，像暴动一样黑压压围在农场地边。凝神注目，等待收完放荒。好拾点麦子，弄点麦茬。一些不自觉的人瞅个机会就上前扒拉，偷着拿。农场人边拿着工具忙活，边不停的劝阻。吆喝声此起彼伏，有时工具家什撞在一起，“乒乒乓乓”。在那艰难困苦的年代，月光之下是黑暗。村民们人多势众，纠纷、冲突时常发生。农场人轻则挨骂，重则挨打。此类事情每个分场，每一年都有发生。可以说，农场人为了给国家粮库多增加些粮食，捍卫国家利益，不但吃了苦、受了累，还忍受着屈辱与伤痛，有时甚至以命相搏。每每提及，老人们无不感叹：以场为家，以场为家，干了一辈子，我们就知道以场为家呀……

四

　　转眼几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农场经过一番动荡，很快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年，在伟大领袖“五七指示”感召下，国营许昌农牧场改称许昌地直五七干校，主任任焕彬。不久，大批的地直机关干部来到农场，参加农场的建设，进行劳动锻炼，包括正在接受审查的一批“重点人”。其中不乏往日的行署大干部，如李维芝、谢天辉、赵天锡、王子恒等人。

　　干校学员的涌入，一下子让相对闭塞落后的农场，顿时热闹起来。学员们不但参与农场的生产建设，而且融入农场的管理、宣传、教育各个方面。给农场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正如王相村老人说的：五七干校给农场带来了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的确如此，记得当时我刚上初中。忽然有一天，我们的语文课老师换了。她叫张淑铭，是干校学员，也是早年的师范生。她笑嘻嘻的一双眼，引人入胜的一堂课，很快吸引了我们，一改往日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她以丰富的知识和授课技巧，迅速为我们推开了一扇崭新的学习之门。虽然只教了我们两年，却让我们收获多多。每每提及，大家还都铭记在心。

　　很快，在干校学员的参与帮助下，农场成立了文艺宣传队，职工们自制服装道具、自排自演文艺节目和样板戏，一时农场名声大振。麦收时节，部队、学校、剧团一拨一拨的人员来农场支援麦收。大家一同忙麦田，一同忙晒场，欢声笑语洋溢在每一个角落。记得每到劳动休息时，职工和学员们都会聚在一起，拍手鼓掌，邀请剧团的演员们为大家演唱。我就亲眼看到当时还很年轻的著名越调演员毛爱莲，在麦场边被大家围着，为大家演唱样板戏《沙家浜》中沙奶奶的唱段。她那婉转清脆、悦耳动听的嗓音，让大家如饮甘霖，赢得阵阵掌声。

　　干校期间，农场职工和干校学员和睦相处，关系融洽。农场人对干校学员不论职位高低、境遇如何一律都一视同仁。该帮就帮，该关心就关心。学员们不懂就问，虚心求教。相处日久，大家彼此成了劳动中的好帮手，生活中的好朋友。农场职工从学员身上看到了不讲究、不摆架子、积极参加劳动锻炼，主动热情的好品行。干校学员也从农场职工身上学到了朴实善良、吃苦耐劳的好思想。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分享着生活的快乐。

　　谢桂荣老人说：有一次，劳动休息时。天性活泼的老干部王子恒出于好奇，爬上运送麦秸的卷扬机。有人故意逗他，一推电闸，老干部坐在传动带上直达高处，“扑哧”一下跌落在高高的麦秸垛上，乐得老干部和众人开怀大笑。

　　还是这位老干部，一次建藕池，无人敢执夯喊号子。我看到他裤腿一扁，腰里围巾一紧，挽起袖子，抓住夯把大喊：“来，来，来，我喊，大家一起干。”“同志们哟，吆嗨!”“干起来哟，吆嗨!”……一下子把一帮“重点人”带动起来，大家干得热火朝天。路人们见了直叫好，谁也不曾想到这是一群正在被接受审查的大干部。多年后，我曾在《重点人》一文中写诗赞道:革命干部心最红，劳动锻炼亦英雄。身处逆境遭磨难，一片丹心任说评。

　　随着干校学员的到来，他们的很多子女也相继来到农场，成为农场子弟们的新朋友。由于他们身上有许多农场子弟不曾有的较高素养，使农场人耳目一新。印象最深的就是一次观看，当时还很年轻的学员子弟谢玉好和刘向阳二人的乒乓球比赛。那真是高手对决，险招迭出。二人腾挪跳跃，又抽又忽。直看得大家屏息凝目，掌声连连。时隔多年，观看者还津津乐道。

　　五七干校在农场持续了很多年。共同的生活经历，让农场人与学员间结下了深深的情谊。以至多年后，干校学员撤离农场，许多人还依依不舍，甚至摆下家宴话别。直到今日，很多干校学员和子女，还把在农场的经历，当做人生一段美好的回忆。

　　年8月，五七干校期间。在毛主席“农业大学要搬到农村去”的指示下，河南农业大学开始在农场建校，称之“许昌农学院”。因为是农业大学，建校离不开土地。况且农学系、园林系要搞农作物、果树教学实验。一下子把农场一分场的土地划走一千亩，二分场划走近三千亩，包括一个五百亩大正处盛年的果园。加上当时许昌驻军建农场占用三分场土地两千亩，二分场五百亩，农场土地总量很快锐减为不足一万亩。同时，随着土地的划出，二分场的一半人员和多辆马车一并归入新建的许昌农学院试验农场。

　　许昌农学院的建立，既给农场带来了冲击和损伤，也引发了农场内不应有的巨大动荡，尤其是二分场。由于一半人员的外流，包括二分场当时的书记、队长、技术员、会计、保管等全套人马和半数职工，剩下人员的思想一下子波动很大。炊事员不做饭了，职工们没饭吃。饲养员牲口不喂了，地里的活也没人干了。原因是大家都想去试验农场。虽然两个场相距不远，同样是农业生产。但那里是新建场，各方面条件都比农场好。而且一下子把搁了几十年伙计的老哥、老姊妹们像分家一样分开，成为邻居，感情上确实难以接受。为此，场领导董凯亲自到二分场，耐心做职工们的思想工作，才算把事态平息。

　　当然，许昌农学院的建立，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农场的科学种田有一定的影响和促进。为日后农场人重视利用科技手段发展生产，做了先期引导和铺垫。

　　王相村老人说:首先，河南农大在许昌期间为我们农场带培了部分专业人才，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生产中遇到难题。他得意地说：咱农场原来的小麦亩产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河南农大对划走的土地，利用科技对土壤进行了分析测定，发现土壤中缺磷。他们迅速增施磷肥，产量增幅很大。作为邻居，我们发现后立马仿效。也开始在农田里大量增施磷肥，结果亩产也迅速提升。由原来的亩产四五百斤上升到六七百斤。进入八十年代，上升到七八百斤。使农场人第一次尝到了科技的甜头，感受到科技的力量。

　　说到增施磷肥，就不能不提王相村老人的又一贡献。刚开始施磷肥，全靠人工抛撒。职工们既受累又受罪，常常弄得满身满脸都是粉尘，还抛撒不匀。王相村老人就会同修配厂的宋申华同志一起潜心研究。不久，他们就制作出了首台利用轮式拖拉机做动力的磷肥撒施机，把磷肥撒得又快又匀，大大降低了职工们的劳动强度。加上之前，他们制作的耕深达一米的悬挂开沟独犁、电动麦秸上垛机、灌包机、入仓机，让农场生产中的机械化程度大为提升。

　　七十年代初，在“农业学大寨”运动推进下，农场开始了大规模的农田治理。进一步开挖疏通排水沟、地边沟、修水渠、挖坑塘、建立百亩方块田，架设田间线路，为实现稳产高产做准备。并增设面粉厂、酿酒厂，扩大对外服务规模。进入七十年代中期，为落实“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指导思想。农场成立了专业打井队，逐队逐地段实施打井作业。经过连年奋战，终于达到了五十亩地一眼井，完全实现了涝能排、旱能浇，农场人多年的梦想。

　　说到打井，谢桂荣老人给我讲了一件事。她说:有一次，我们把井打好，井圈也下去了，准备往圈外填石子，围住井圈不让它歪，也让下面的泥土不塌陷，井不报废。就在这时，瓢泼大雨“哗哗哗”地下了起来。刚好，场领导张润田检查工作路过这里。他二话没说，抓起装石子的篮子，就冒雨带头干了起来。雨越下越大，他和我们身上都淋的透透哩。可他一声不吭，一直和我们干到把石子填满。你说，有这样的领导带头，咱职工们咋不服气，咋不拼着命地干。

　　有了可靠的水源，全场迅速开展田间喷灌作业。一到旱季，农场田间随处可见白花花、“啪啪啪”的旋转喷水声。王相村老人讲:咱场实施喷灌作业后，还曾引得当时的王日新市长，亲自带着水利等有关方面一帮人来场观摩学习，现场办公，称赞推广农田喷灌作业的使用。

　　同期，作为全场农业生产主力的农机管理工作，也在王相村老人的主抓下，搞得别开生面。全场上下所有农机车辆在落实国家农垦部颁发的《农机管理十项标准化条例》的基础上，一律实行“农机合一、机组承包、单车核算、自负盈亏、标准化管理”的经营模式。实施之后，责任明确，奖罚分明。全场机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生产效率大为提升，生产成本普遍下降。加之，各种自制农机具的配置使用，农业生产中的犁地、耙地、播种、施肥、中耕、打药、收割、晒场、扬场，上垛、入仓基本都实现了机械化。全场农业机械的完好率、出勤率、利用率逐年上升，达到历史新高95%以上，一跃成为全省农垦系统农机管理与使用的典范。年，许昌市农场作为全省农垦系统的唯一代表，参加“全国农机标准化管理会议”，获得国家农业部颁发的“农机标准化管理先进单位”称号，成为农场有史以来获得的最高荣誉。

　　年前后，五七干校逐渐撤离农场，许昌地直五七干校改称许昌地区农场。

　　可以说，自60年代末到70年代终，十余年间，是农场这块土地上最热闹、变化最快、也最让人难忘的年代。到处机声隆隆，人欢马叫，一片繁忙。同时也人声鼎沸，你来我往。干校、农大、甚至后至的厂，相继与农场发生接触联系，共同在这方土地上演绎着从未有过的喧嚣与欢腾。

五

　　进入八十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场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王相村老人说:形势变了，计划经济不存在了。农场开始由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变，行政领导改为公司领导。农场人的思想观念也随着转型在逐步提升。不能再死守着一亩三分地，要自己找市场、找出路。我们核算过，按当时情况，农场小麦亩产八百斤，还是亏损，亩产千斤才能盈利。咋办?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认识，我们最终确定了利用自身的土地优势，吸引科研院所来场进行良种繁育推广的战略思想。

　　年，农场正式成立兆丰种业公司。我们采取“走出去、请进来、共发展、上讲台”的经营策略，积极与多个科研院所联系挂钩，开始进行小麦良种的繁育推广工作。先后与省农科院，河南农业大学的知名专家教授取得联系，欢迎他们来场考察。不久，省农科院的林作基、张老师、崔老师多位专家来场落实他们的科研项目。与我们一道直接把科研与繁育、繁育与推广、推广与市场紧密结合起来，大大缩短了中间时间，双方共同受益。从此，我们农场走上了一条科研、繁育、推广、市场一体化的全新发展之路。

　　几年间，我们先后从省农科院引进繁育小麦矮早、两个新品种;从徐州农科所引进繁育徐州;从山西农科所引进繁育山农。除此，我们还从省农科院引进繁育大豆新品种。推广后，单产远远高于预期水平，亩产达到斤以上。因品质优良，增产幅度大，广受欢迎。从省农科所引进繁育油料作物芝麻新品种豫芝4号，亩产达到斤以上。

　　年，小麦良种还被选登上国家卫星进行太空育种试验。芝麻新品种豫芝四号，还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表彰。山农和徐州两个品种推广后，更是驰名黄淮海小麦主产区。每年的黄淮海小麦鉴定检查评比，都因品质优良，广受好评。

　　由于我们在小麦良种繁育上下手早，抢占了市场先机。我们农场生产的优质良种，一时成了供不应求的香窝窝，市场上的独一份。记得一分场的支部书记刘振铎的朋友来场找他，想要点麦种，好说歹说才勉强答应卖给他两包。由于良种价格高于普通小麦售价，咱农场一下子扭转了长期亏损的局面。每年盈利在二百万元以上，大大改变了咱场的经济状况。职工们也很受鼓舞，干劲十足。咱许昌农场的名声、社会影响力大幅提升，得到市农业局，省农业厅，国家农业部的认可与表彰。每年的种子销售量从最初的几百万斤上升到千把万斤。甚至最后发展到良种繁育自己的土地不够用，繁育面积扩大辐射到周边地域，影响很大。可以说，年至年是咱们农场最辉煌、最风光的年代。

　　我想:也应该是王相村老人和他的同事们最自豪的年代。因为他作为当时的场农业科科长，与同事们、技术人员一道，在场党委的重视支持下，东奔西走，日夜操劳。终于让农场迅速走出困境，面貌大变，探索出一条符合农场实际的发展之路。为此，他和副科长陈豫中、技术员徐林生光荣获得国家农业部颁发的“农技推广荣誉证章”。为老人在农业战线奋斗一生再添光彩。

　　年，随着许昌撤地改市，许昌地区农场改称许昌市农场。

　　自改革开放后，农场的土地实行了责任承包。由于剩余土地有限，职工人均承包土地量依各分场土地面积和人数不等，现多在8--13亩之间。小麦良种繁育的兴起，承包后的土地继续实行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统一收获的“三统一”生产方式。在职工们的辛勤努力下，小麦单产逐年攀升，由八十年代的七八百斤，上升到九十年代初的一千斤。九六年突破千斤大关，最高亩产达一千二百斤。之后基本稳定在千斤左右。职工承包土地，年均每亩上交小麦五百斤左右，剩余全部归己。但扣除种子、化肥、农药等费用外，也所剩不多。农场倡导鼓励职工在小区域、小面积的土地上开展经济类作物、果木种植，从事多种经营。农业生产季节性强。空闲之时，农场的职工也可以外出打工，增加个体收入。目前农场职工全年收入加上打工部分，一般多在3--4万元之间。

　　年，许昌市政府在农场区域内设立了许昌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占用一分场土地七八百亩，开展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的科研工作。

　　年，许昌市农场服从国家部署，为安置南水北调淅川移民。又从二分场土地中划出一千四百二十亩，交于移民耕种。至此，加上之前一林纸业占用三分厂土地九百三十亩。农场土地总量缩减为六千来亩。

　　常言道：土地是种田人的命。可几位老人都说：咱人是国家的，地也是国家的。国家咋说，咱就咋做。服从国家需要，体谅移民难处，这是咱的本分。但我也隐隐感受到他们心中的无奈与不舍。想想当年，他们是如何用一双手把长满蒿草的盐碱洼地，一步步改变成为丰产良田，他们为此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劳作。况且当下，农场地减人不减，农场人为国家在分忧，在负重。

　　我与王相村老人交谈最多，时间也最长。谈到农场建场六十多年来的经验和对国家的贡献，老人家既严肃又欢喜。

　　他说：依我看有两个法宝、三个贡献。一、咱们农场和国家一样，从一穷二白能一步步发展到今天。靠的是什么?是“以场为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农场精神。这是传统，也是法宝，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二、经过前后20年的实践检验对比，咱们过去在农机使用与管理上，依照《农机管理十项标准化条例》，摸索出的“农机合一、机组承包、单车核算、自负盈亏、标准化管理”经营模式，是对的，行之有效的，是法宝。放弃了，实现农业机械化就要走弯路。三、过去咱农场年年为国家提供大量的粮食、棉花，现在又为社会提供大量的优良种子，让中国的土地产出更多更好的小麦、大豆、油料。四、国家的安排部署，咱农场啥时候都百分之百的服从。从河南农大开始，部队建农场、安置移民、设立农科所等等，农场土地一减再减，要哪块给哪块。几十年来，农场为国家献出了近万亩良田。农场人自觉承担牺牲，为国家分忧解难，毫无怨言。五、咱农场是个锻炼人的地方。从建场开始，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多少人才?从农场走出去多少领导干部?省里、市里、外地，可以说各行各业都有。咱农场子弟、学员子弟有出息的多啦!朱广恩的儿子朱海峰兄妹四人，个个都是大学生。他本人河南农大毕业后担任郑州黄河水利学院党委书记兼校长。兄弟朱海兵大学毕业，担任新乡医学院副校长。李建国、王振亚都是市局级领导。王书凯是河医大教授。谢玉好、刘向阳，一个市文联主席，一个县文联主席，都是作家，都是咱农场走出去的大才子啊!……老人家边说边伸大拇指。

　　与老人们交谈，一说到个人对农场的贡献，他们都十分地谦虚。谢桂荣老人说：我不中，没啥贡献，就知道下地干活。王泉海老人更爽快，手一比，八个字：尽心尽力，无悔无愧。王相村老人说：我在农场和农业机械、农业生产打了一辈子交道，贡献说不上多大。可我最爱听拖拉机、收割机声，听着它，睡得舒坦。我哪也不去了，就在这走啦!.......

　　热爱农场，扎根农场，献身农场，以场为家。这种信念已深深地铭刻在老人们的心中。

　　虽然几位老人年纪都很大。但说到农场的未来和农业的发展，他们既满怀希望，又心有所思。王泉海老人说:现在咱农场成了河南省有名的良种繁育基地，将来发展会更有希望。王相村老人做为长期的农机管理者，针对以后的农业发展，所思所想更有见地和针对性。

　　他说:农业机械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迈向现代化农业强国的桥梁。一定要上下重视，抓稳抓好。农业机械化是一门科学，需要科学化的管理。科学化管理就是国家农垦部颁发的《农机管理十项标准化条例》，它是农业机械化健康发展的基石和保障，一定不能放弃。“农机合一、机组承包、单车核算、自负盈亏、标准化管理”是经营手段，行之有效，既适合过去，也适合现在，一定要落实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农业机械有了长足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农机具配套性差，多一家一户单车、单项，小打小闹，形不成完整配套的农田作业链。且拥有者能力、经济、条件所限，造成农机具的“完好率、出勤率、利用率”下降。由于管理不到位，农机具粗放型使用，生产效率低下等等。眼下农机市场疲软，发展缓慢，跟不上农业发展的步伐。要想改变它，必须走规模化、市场化、科学化、标准化的发展道路。以此，努力协调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间的关系，调动各方积极性，力争我们的农业机械有健康较快的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好务，让我们早日迈向现代化农业強国。

　　老人家思虑缜密，语重心长。

后记

　　几次探访，几番交谈。我从老人们口中了解了历史，更感受到精神与执着，使我敬佩和感动。如何把好传统发扬下去?如何把老一代开创的事业做得更好?这不但是老人们的心愿，更是后来者的责任。

　　历史不能忘记，努力就有希望。

（作者：吴爱民许昌市畜牧局退休，高级技师，文史爱好者，作品屡见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