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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口述史》“奋斗、求索，始终是这代人的主题曲“——曲折口述

访谈人：刘小萌李南

时间：年3月7日

地点：北京电影制片厂大院

在知青历史中，有一个人物是必须提到的，这就是曲折。按说，人的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但在“曲折”的名字里，浓缩的却是他的全部人生。

在“文化大革命”掀起的上山下乡高潮中充当开路先锋的，就是以曲折为首的10名北京中学生。曲折所以最先跨出这一步，是与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他是北京二十五中高中三年级学生。运动初期，在各个中学，一批应届高中生被工作组打成了“反党分子”、“野心家”。曲折和同班同学李冬民(后来的北京市中学红代会主要负责人)也在其内。他们在校内被批斗达四十余天。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严厉指责派工作组的做法，指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即，全国形势陡然一变，曲折等人的罪名一扫而光，成为响当当的“革命左派”。这段起伏跌宕的经历，增加了曲折及其战友对毛泽东的虔诚、热爱和感激的心情。“是毛主席解放了曲折，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解放了曲折”[1]，这确实反映了他发自肺腑的心声。

年3月，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成立，一批崭露头角的学生领袖跻身于它的领导机关。李冬民担任红代会的主要负责人，曲折作为红代会政治部负责人，主管红代会的报纸报《兵团战报》。以后，因为对学生中旷日持久的“派仗”感到厌倦，曲折等人于7月发出了关于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进而又提出实现思想革命化，只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在选择“与工农相结合”的具体方式上，曲折等人深受20世纪60年代初期官方树立的上山下乡典型人物的影响。而广大农村缺乏知识，农民养活了知识分子而又迫切需要知识青年的现状，也促使他们做出走上山下乡道路的决定。[2]此外，年初官方旨在动员返城老知青重新回到农村而开展的有关上山下乡伟大意义的宣传，对他们的选择也产生了直接影响。5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强调：“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广大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当曲折等人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提出到边疆插队的志愿时，就是以这篇社论为依据的。

曲折等人的行动从一开始就得到北京市革委会的全力支持。10月8日，北京市革委会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座谈会中赞扬他们是“开路先锋”，预祝他们打好第一炮，以后把经验写回来，“发动不少的人再到那里去”[3]足见官方对他们的支持，是与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的棘手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年下半年，北京乃至全国各大中城市已经普遍感到六六、六七届中学毕业生大批滞留学校造成的压力，所以，官方急切地希望曲折等人的行动能够带动更多的毕业生到农村和边疆去。另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考虑，就是希望通过这次行动，打退“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指那些20世纪60年代初下乡、又趁“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乱倒流回城的老知青们)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把那股歪风打下去”。在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的讲话中，与倒流回城的老知青们展开的斗争被夸大为“两条路线的斗争"。

套住飞奔的骏马

年10月9日，曲折和九名同伴启程离京。临行前，他们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上千人的欢送队伍前，向着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毛泽东像庄严宣誓。誓词说：“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曲折10人在掀开上山下乡历史崭新一页的同时，还创造了这种独特的政治仪式。如果不是有过亲身经历的知识青年，未必能够理解在这篇由颂誉之辞和豪言壮语编织的红色誓文中，会凝聚着那么多虔诚、炽热、圣洁的情感，那么强的自信与盲从。从此，一批又一批北京知青在奔赴农村和边疆之前，都必须到天安门广场上举行这样一场仪式。

曲折等人动身前往内蒙古牧区时，声势造得很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及时进行了专题报道，充分肯定了他们选择的道路。中学红代会机关报《兵团战报》高兴地预言：“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市、全国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正在轰轰烈烈地兴起。”[4]实际上，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不可能存在纯自发的行动。曲折等人在当时，也并非全然没意识到自己行动的意义。

曲折10人的行动，代表了一代城镇青年的方向。在他们的身后，一共有一千四百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足迹遍布农村和边疆。

年8月我下乡的地点也是内蒙古牧区，但比起曲折他们来，整整晚了10个月。在当时，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差，意味着你在革命的道路上已落后了一大截。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到草原后的第一次劳动，是牵着牛车一步三蹭地捡牛粪。望着漫无边际的荒草，想起一个星期前还坐着无轨电车在马路上穿行的情景，我心里就像塞了团棉花，不是滋味......说实在话，下乡之初，我就缺乏曲折那种因理想主义而迸发出的激情。

几十年过去了，似乎在转瞬之间。

90年代，因为研究上山下乡运动史的关系，参加知青的一些聚会，与曲折见过一二面，都没有深谈。直到年底，在福建作家谢春池组织的“老三届知青文化论坛”上，我们才开始有了真正的交往。通过访谈，我发现，曲折阅历之丰富，远超出我当初的想像——从“文化大革命”前的好学生到工作组黑名单上的“反革命"；从叱咤风云的红卫兵领袖到下乡的急先锋；从知青典型到“挖肃”的领导；从自治区头号人物的秘书到劳动服务公司的经理；从地矿部的笔杆子到下海经商——在人生的几起几落中，还穿插着理想与忠诚、亲情与友爱、造谣与中伤、欢愉与希望、成功与失败…….这些旋律与音符的有机组合，把他的曲折人生演绎得可谓淋漓尽致。

经历曲折而不沮丧，环境变了，年龄大了，惟独积极进取的精神没有变，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拳拳之心没有变，这是曲折的一个优点，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

曲折长于叙说，记忆力又好，说起那些陈年往事或者什么逸闻趣事，总是绘声绘色。他的口述，内容精彩，对于启迪人们深刻反省过去的那段历史，是很有价值的。

一幸福的学校生活

我在小学、中学一共读了12年书，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我感觉这是很幸福的12年。不管是在小学还是在中学，我都是好学生，老师喜欢，同学喜欢，大家的关系都很好。

小学在北京东城区东四六条小学，一年级当了班主席，这一当就是六年。二年级加入少先队，从三年级开始先当中队长，四年级就是大队主席了，一直当到小学毕业。

小学时的曲折

升中学时让自己报志愿，我想报男四中或一零一中学。老师说：“你到那儿上学太远，不如找个近点儿的。”近点儿的有什么理想的学校呢?挑来挑去挑了二十五中。为什么挑二十五中呢?因为它当时搞教学改革，进行十年一贯制的教育。我觉得在中学可以少上一年，初中和高中五年就可以毕业了，所以考了二十五中。

进了二十五中，初中一年级我当大队长，初二时还当了大队主席。初二第一学期，第一批加入共青团。年初三毕业时，市教育局决定停止十年一贯制试验，四个试验班中有一半的学生未经升学考试直接升入本校高中，我是其中之一。高中一年级时，我担任少先队辅导员，高二、高三时又当了班主席。中小学整整12年，我确确实实是一帆风顺的，没有受过挫折。

当时受的教育，素质教育的成分相对大一些。比如说，课外活动比较多。小学四年级时我参加了小学生合唱团，五年级时考进了北京市少年宫友谊合唱团，分在低声部。合唱团唱的都是很好的歌，基本都是流行的少儿歌曲，《山歌向着青天唱》、《三面红旗万万岁》、《向着东方》、《学习刘文学》等等。初中二年级时，参加了航海队，在北京后海学习舰船知识、划舢板。初三暑期，学习报务。高中一年级参加跳伞训练，每周到伞塔去练习，后来因为视力问题没能参加飞机跳伞。而后，又参加了北京市科协的中学生物小组，对于生物学，那时就很喜欢，一直到现在我从事生物技术开发方面的业务，跟当年的兴趣、爱好都有关系。中学时我还加入了学校的管弦乐队，拉小提琴，有时参加节假日的演出。整个学校生活都非常幸福、充实。

今年春节期间，我夫人郭兆英的十几个同学到我家来，其中两个就是原来生物小组的，我们还一起参加过年的生物夏令营。夏令营设在和鹫峰毗邻的金山。鹫峰位于西郊北安河，生长在峭拔峰顶上的两株树冠巨大的古松，远远望去，犹如两只钩喙箭翎、昂首张嗔的山鹫，这大概就是鹫峰得名的由来。鹫峰孤峰峻岭，绿荫匝地，是避暑的好去处。我们的夏令营办得非常好，辅导员、老师对我们照顾得非常周到。早晨起床时，辅导员进到各宿舍，统一测量脉搏，午休后也如此，观察每人的健康状况。上山观日出，凌晨四点多钟就起来了，爬到峰顶，太阳还没出来呢。过一会儿，太阳喷薄欲出，半空金光，驱走黑暗。那情景，真是壮观!上午按照老师的要求捕捉昆虫，采集植物，带回去做标本。下午天气比较热，一般是专家来讲课。

不过，那毕竟是红彤彤的年代，没有远离政治的“桃花源”。听政治报告，参加反帝反修的演讲和宣传，参加示威游行，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学校里都经历过的政治实践。即便在夏令营，政治活动也没有停止过。年生物夏令营期间，正好赶上美国轰炸越南17度线以北，这是在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的。广播当天，夏令营的小营员们立即在老师组织下召开声讨会，愤怒声讨美帝国主义。

我第一次提出上山下乡是年，还是上初一的时候。那时候，知识青年的榜样是邢燕子。政治课上讲的是国家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当时正值困难时期，粮食奇缺，饥荒遍地，人们吃不饱饭。老师在政治课上强调我国农业基础特别薄弱，要全党大办农业。我感到农村特别需要有志气的人。当时是农业集体化的快速发展时期，而且公社的规模越搞越大，就连会计出纳都难找。你想想，邢燕子作为知青典型，她下乡时才小学五年级。所以，我觉得应该承担国家的困难，到农村去，就提出了下乡申请。班主任马老师给我做工作说：现在你们还需要更多的知识积累，有更重要的任务。我问：更重要的任务是什么?他说：两弹上天，粮棉过关。这是一个非常尖端的问题，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就这样，我打消了下乡的念头，继续踏踏实实地学习。

这样到了年，我还是非常想到农业第一线赶紧为国家做贡献。我有个同学叫王惠民，在大佛寺西街和作家赵树理住在同一个院子，经过他介绍，我有时到赵树理家去玩。有一次，我对赵树理说：“我在年就提出了上山下乡，学校没同意，现在初中毕业了，挺想上山下乡的。”他告诉我：“东北的大庆油田已经开发"出来了，那儿需要人，如果想走，这条路倒是可以。那时，大庆油田还处于保密状态，我以前不知道，第一次从他那儿听说了大庆。这段时间很短，还没容我好好思考，就一下子转到高中了。我继续上高中，学习还有股子劲头。

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我认为“两弹上天”不再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我的事业还是争取“粮棉过关”，更坚定了上山下乡的决心。所以，一等到高三毕业，我就把自己的书拿给别的同学去复习了。那年毕业工作进行得早，4月份就开始准备高考了，别人都埋头准备高考，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不准备考。那些天，我每天在学校里干活，垫操场什么的，优哉游哉地成了自由人，就等着分配时卷铺盖走人。班主任李老师曾建议我报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但我说：“现在农村的问题始终没解决，我特别想上农村。”

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翻看那些报纸，连篇累牍都是批判“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话》，[5]火药味越来越大。班上有些喜欢文科的同学也时时发表议论，但我对这种事儿却有些心不在焉，因为我当时已提出上山下乡。我的想法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也会上山下乡。上山下乡的想法跟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关联。我的学习与志向是始终联系在一块儿的。

二“文化大革命”狂飙改变了我的人生路

年5月，学生的思想已相当活跃，“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气氛营造得差不多了。复习功课的高三毕业生也拿不定主意了：今年还会不会举行高考?心里不是很有底。多数人认为，国家这方面的政策没有变化。但是到了6月初，情况不同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迅速将“文化大革命”狂飙引向全国。千百万人——不分年龄、阅历、职业、地位、民族乃至于性别，陷入前所未有的狂躁和冲动中。在革命大批判的号角声中，学生走出课堂，杀向社会。一代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文化大革命”中的宣传画

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在新的形势下，我也不在学校里干活了，我要参加运动，我是班主席呀!但在6月7日以前，我是属于“保守”的那一类。6月3日开始，学校里很多人贴大字报，我觉得有些大字报言辞过激，对党支部、对学校的说法过头，于是就在6月4日也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意思是说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学校党支部和学校领导，应从爱护的角度去批评。这张大字报贴在我们教室西面的过道里，但很快就被铺天盖地的其他大字报淹没了。

这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叫韩越，他对我们这些学生一向很不错的。他说：“曲折，你再找些人，咱们去北大看看。”这样，党支部书记就带着我们几个去了北大。一看那大字报，在很多地方都已经贴满了，还密密麻麻挂了很多层，而且开始涉及一些上层人物。我当时是积极要求入党的，曾在年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是党的积极分子，而且是学校教育改革小组成员。回来后我就问书记：“我们学校怎么办?”书记没有明确答复，只是说：“这事情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我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思想比较混乱，党支部应该出来领导。他说不行，党支部不能做这些工作，现在老师也好，学生也好，给党支部提了些意见，你们也应当和广大师生站在一起。

我一看党支部书记撒手不管了，就在班上和李冬民等几位班干部商议是不是以班为单位搞成一个组织，成立一个战斗队，大家都同意。“他们成立了那么多组织，我们也成立一个，就叫‘东风战斗组吧!”“战斗组”成立起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写大字报，而且是大小结合。大块文章以李冬民为主来写，因为他早对教育制度改革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对现行教育制度的弊端攻击有力，由他起草了《向修正主义开火——关于我国教育制度改革问题的看法》，一写就是上万字，很长。我负责组织小文章，基本属于表态性质的，属于一种“短剑”，他们写的属于“长剑”。这样，“东风战斗组”就在6月7日成立了。

别的组织都是你一个人、他一个人或两三人的，力量很分散。只有我们的组织是以班为单位，原来的班干部就是“东风战斗组”的领导成员，一共六七个领导成员，做好了分工，这下子，马上在学校起了主导作用。当时，大字报在校园内满天飞，乱七八糟的，没有人记录，也没有人管理。到了8日，我觉得学校里不能没人管，就倡导组织大字报管理委员会，先串联了一些老师，得到他们的支持，又把在运动中崭露头角的一些人找到一起征求意见，基本确定了大字报管委会委员的候选人名单。6月8日晚上7点钟召开全校师生大会，由我主持，先由部分候选人对当前的运动作表态性发言，接着对大字报管委会委员进行提名，我念完名单，说：“同意的请举手。”“哗”，大家都举了手。通过这种方式，成立了大字报管委会。大字报管委会有11名成员，我们班有我一个，侯子贞一个，其他都是别班的学生和老师。会上还选举了管委会主席，经我提议，由最早在学校贴大字报的高三一班的白克刚同学担任。

管委会成立的第二天，工作组进校，没想到很快就出了问题。对工作组进校，我脑子里当时想这是好事，欢迎!这样就列队把工作组欢迎进来了。工作组是由共青团和工会系统派下来的，刚刚结束在郊区的“四清”他们一进校，就搞“扎根串联”，分头谈话。我觉得工作组对一些问题处理得不太合适，比如说学校大白天壁垒森严，把大门关上，只留一道小缝，谁进来谁登记。我觉得这样做不合适，就找工作组谈，提出意见和建议。工作组当时没有表示什么态度，表面上不理睬我们，暗地里却开始对我们班进行分化。我和李冬民晚上经常不回家，住在学校里，有时上午回家一趟，他们就利用这段时间找个别人谈话，进行分化瓦解。

工作组做分化工作，最初不是在我们班，而是在大字报管委会。管委会的分化工作完成后，开始筹建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在全校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各个班统计一下。那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整我们了，没想到这么一选，我和侯子贞又都当选了，这是工作组不能容忍的。因为我们以前在学校威信比较高，而且在运动中总的来说大家都觉得比较可信，而且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工作组认为选举结果不能接受，就利用手段把一些同学拉过去了，以后就操纵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对我们进行批斗。他们采用的手段就是搞突然袭击，限制人身自由。

6月24日晚上，他们通知我和李冬民到图书馆参加一个会，这个会由工作组策划、革委会的头头主持，这个会的惟一内容是揭发我们的“问题”，还有录音。当场我们和他们吵了起来。中途我们去找工作组，指出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很明显，工作组已经把我们当敌人看待了。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我和侯子贞被停职反省。紧接着，他们在7月8日组织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批斗会，参加大会的，不光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别的学校也找来了，大约有人。开始，我们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是会议开始时才把我们“揪”到台前的。这次会议从早上8点开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虽然我和李冬民在会议上据理力争，驳斥诬蔑不实之词，但这次会议还是把我、李冬民和另两位同学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分子”。

我的关键“罪行”是：第一，反党。具体证据是：反工作组。我们向团中央反映过工作组压制学生的做法，团中央把材料转给了工作组，这就是反工作组，而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第二，反社会主义。证据是：年召开三届人大时，周恩来总理讲了教育制度改革问题，提出了一个双轨制6，也就是全日制正规教育与半工半读教育并行。我当时提出一个不同意见：学校的教育应当广泛地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如果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脱离的话，学生毕业以后没有办法适应社会的需要。为什么全日制学校就不能搞半工半读呢?就不能跟社会实践结合呢?应该就是这样一条道路。第三，反毛泽东思想。根据是：上高三时，有一篇课文《论人的阶级性》，是选自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一段。老师讲课时赞扬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如果改变一个词，都会使整篇文章黯然失色。我当时就举手了，说：“老师，我不认为改动几个词就会是那样。”老师说：“你要是那么认为的话，你就改改试试。”下来后我把那篇文章给改了。上课时，老师问：“你改得怎么样了?”我把自己改的几段念了一下，老师问同学改得怎么样，同学们都笑了。当时我还有个进一步的意见，就即兴发表出来：“老师，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任何事物它不可能静止在这点上不往前走，它是发展的。”我还得寸进尺道：“别说这篇文章不能改，刘主席在年再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他自己已经做了非常大的修改。不光刘主席的文章可以改，毛主席的文章也可以改。比如说他写的《井冈山的斗争》，讲的是年的事，在中国那个特定环境下写的东西，如果我们在今天的环境下运用它，在很多方面都要做修改。这篇文章对现在的大部分亚非拉地区可能是适用的，但是适用的只是一部分，大部分不适合他们的情况，如果要指导今天的斗争，就必须对它进行修改。”这意见是公开发表的，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一来，就成了反毛泽东思想、搞修正主义的具体罪证了。反毛泽东思想的另一个根据，是我曾主张取消团徽。我说过：团徽有个好的作用，就是能督促团员时时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但是它也有副作用，就是助长人的虚荣心。我是共青团员，所以我主张取消。他们在批判我的时候就说：这团徽是什么?你好好看看!那是一个红太阳，那是一面红旗，那是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你要取消团徽就是诋毁毛泽东思想，取消毛泽东思想!所以，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是板上钉钉的。

有了以上几条罪名，他们就组织人不断对我们进行批判斗争。在四十多天的时间里，他们每天派人跟踪盯梢，大会小会几乎天天批判。斗到后来，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再也揭发不出新的问题了。我当时感觉不太好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一些原来特别要好的同学揭发我，过去我所热爱的老师揭发我，甚至我所崇敬的德高望重的校长也上台揭发我!难道他们真的认为我是坏人吗?我在批斗会上跟校长吵，他揭发我，说我说过工作组坏话，这话我确实说了，但当时就是不承认：“我没有说过这话，校长在这儿造谣。”校长急于洗刷自己，气得直哆嗦，大声喊：“是真的，他说啦!”

那段时间，同学们没人敢跟我们接触了，谁跟我们接触就要受审查。一天，一个同班同学突然找我，问我现在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感觉就像过去苏联搞肃反扩大化，这回又搞扩大化，搞错了。”他问：“那你打算怎么办?”我说：“可能得蹲监狱吧!蹲几年以后出来接着干。”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揭发了。但是，当时我一点儿都没认为自己错了，因为我从骨子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坚信毛泽东思想，根本不会怀疑它，更不用说反对了。

这种情况到了7月29日，毛主席、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学生代表，我们向学校革委会提出要求，作为少数派参加会议，但得到回绝，理由很简单：“你们属于反革命!你们属于运动后期处理的右派分子!”结果没能参加。

8月8日，“十六条”[7]出来了，红卫兵[8]也发动起来了，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文化大革命”形势陡然发生变化。红卫兵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当时，我们要求参加运动的权利，要求参加红卫兵组织，但由于我们是“反革命”，没有人要。这样一来，就迫使我们开始筹备自己的红卫兵组织。

李冬民和我是筹备活动的主力，8月11日，我们在本校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刚开始有六个人，很快发展到了十几个人，后来又发展到几十人。以这个组织为依托，李冬民又串联外校与我们观点相近的学生，先后在景山中学、鼓楼农工民主党总部等地开了几次筹备会，最后于9月16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成立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首都兵团。兵团成立了联络组、宣传组、纠察组等部门，李冬民是兵团负责人。联络组领导成员为兵团的核心，我没参加，但我负责宣传部，并由我起草兵团宣言。

红卫兵首都兵团基本上是以“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压制的一些人为骨干组织起来的，成立以后，很快受到北京市和“中央文革”[9]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