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故事——追忆母亲之十二：“劫”难（下）

在困难时期，我们家族（李金斗后人）先后去世4人。第一个“非正常死亡”的是我的亲祖父——我黑爷。他并不是饿死的，但又不能说与“那时代”毫不相干。那一年食堂供应含粮量越来越少以后，社员家庭便自然而然地努力扩大食源。家庭已经没有自留地，房前屋后、空置宅基地虽有闲土，村子人多地少居住密度大，人来人往，孩子跑来跑去，空置宅基地光溜溜的，寸草不生。家庭不准饲养牛骡驴马等大牲畜，猪养不起，食堂只供应人吃的，没有多余的食物喂猪。羊啦兔子啦食草动物也没有人家养，是没有功夫养，还是不准养，还是觉得没有必要养呢？当时还是孩子的我理解不了，现在已经成为老头的我也还是琢磨不清楚原因。鹅、鸭没有人家养，家乡水系不发达，本来也没有养鹅养鸭的习惯。但家家户户还是养鸡的，有的人家养得多，有的人家养得少。鸡，成为家庭唯一可以寻到的荤腥食材。养公鸡是用来“打鸣”的、“荫种”的，但更主要还是为了吃的。母鸡是用来下蛋的，孵小鸡的。但公鸡吃完了，馋了饿了，也会吃母鸡。秋后，人们开始吃鸡，主要不是馋，而是饿。自家吃自家的，逮住别人家的，也会吃。为了给饿得前腔贴后腔的肚子塞进点东西，耻感就是个“屁”。

那一年我们家养得鸡多，我白爷给生产队种南瓜，桥南靠打麦场西边的地比较低洼，原来是我们家的茴草地，土地入公以后，茴草根挖掉，改造成种庄稼的地了。由于地势低洼雨季容易内涝，又由于多年的茴草茬土地肥力已经被拔光了，种庄稼打不了多少粮食，公社化办大食堂后，那块地就改为公共菜地了。我白爷专门负责种植管理南瓜。春夏之交时他买了二十多只小鸡娃，带到南瓜地里让小鸡跟着自己身后跑，吃自己翻地翻出来的虫子，小鸡非常欢实，也比别人家的鸡长得快。白爷走到哪里，一群鸡跟到哪里，让村里人羡慕死了。人们开始吃鸡以后，我们家也开始吃鸡，但二十多只鸡不能一次吃光，总要细水长流，多挨些时日呀。鸡又是放养的，没有鸡圈，又不能放在屋里，要放出去让它找食吃。白爷把我们家的鸡背上都染成紫色，易于分辨。结果，还是我们家自己吃一半，被别人“抓去”吃一半（白爷的原话）。我们家的鸡如果到晚上该回来的时候没有回来，那准是被别人偷吃了。我娘也要像其他邻居一样到村口骂偷鸡贼，我白爷不让我娘到村口骂。说怎么骂鸡也不可能再回来了。你吃是吃，别人吃也是吃，别人偷吃，也还不是因为饿的。丢了鸡生气，骂偷鸡的又生一次气，不划算。吃鸡的方法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一只鸡杀好退好毛，剁成指甲大的鸡丁，煮半锅干红芋叶子汤，里面放一点鸡丁，什么佐料也没有，就是放点食盐，那煮熟的红芋叶子和红芋叶子汤便分外好吃起来。从中捡出鸡肉丁放到口中，总是慢慢地咀嚼，细细地品味，舍不得下咽，想让那种美美的感觉和肉香味儿在口中多停留一会儿。

（网上借图，那时的鸡没有这么大，没有这么肥）

前院我三爷（我曾祖父李金石的三儿子李鸿银）家丢失了一只鸡，三奶奶到处找没有找到，在村口骂是哪个挨千刀的偷了他们家的鸡。后来，她在我黑爷弯奶家的“屎茅子”（厕所）里的粪缸的粪下面搅出了鸡毛，说是我弯奶、黑爷偷吃了他们家的鸡。我弯奶说他们吃的是自己家的鸡。我三奶说，吃自己家的鸡，光明正大，把鸡毛塞在粪缸的粪底下藏起来干嘛。弯奶语塞，三奶奶更认为是弯奶偷了他们家的鸡，大吵大闹大骂，要我弯奶陪他们家一只鸡。我黑爷本来就嘴拙，不大会跟人吵架，再说堂兄弟之间（我黑爷与前院三爷是一个爷爷的）一个大伯子哥跟一个兄弟媳妇，吵骂张不开嘴。我弯奶呢，也是不会吵架不会讲理的主，三奶更以为黑爷弯奶吃人家的嘴短，理亏，便更觉得自己家的鸡不能被黑爷弯奶白吃，越发“得理不让人”，什么样的脏话都骂出来了，什么样的毒咒都发了。那一天我们家来了客人，是“徐水牛湖”的一家亲戚（我已经记不得怎么称谓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姻亲关系了），那位老人与我白爷年龄相仿（其实他们还不是很老，我白爷属牛，应该是年生人，年才58岁，但在我印象中已经是老人了），他们二人很能谈得来。我第一次听白爷说“在劫难逃”，就是白爷跟这位亲戚说的。当时我们家中午把食堂的饭打回来，又做了点什么，招待这位亲戚。这在当时很不容易了。我们家与黑爷家住一个院子，我们家的房子门朝北，黑爷家房子门朝南。三奶就在黑爷住的堂屋门口叫骂，看热闹的也都围在院子里。白爷对此充耳不闻，继续陪客人吃饭聊天。白奶实在看不下去，跑出门走到三奶跟前，当着大伙的面说：老三家里，别再叫骂了。他们吃自家的鸡为什么把鸡毛捣到粪缸里，还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他大儿子一个孩子（这是指我），二儿子家三四个孩子，这一窝孙子，他们明目张胆地吃鸡，还不得分点给这些孙子吃呀，那他们自己还能吃多少。他们想多吃一口，可不就偷偷摸摸地吃了。说一千道一万，这还不是饿的呀！说来也怪，三奶似乎有点怵白奶奶，不知是白奶讲的道理打动了三奶，还是忌惮白奶，不愿意得罪白奶，三奶熄火了，忿忿地走了，围观的人们也走了。

我们家客人吃完饭，我白爷送他走，我是白爷的跟屁虫，也跟在后面。刚走出屋，见我黑爷手里拿根绳子走出堂屋。黑爷边走边说：哼，这是什么世道，吃自己家的鸡，愣被披上一张贼皮。丢人现眼，哼，活个什么道，不活了，吊死算了。黑爷走进东屋，把绳子挂在东屋的北山墙上的一个木橛子上。东屋是土坯垒起来的没有全部完工的“半拉子工程”。本来是两间屋一个过道连成一体的建筑地点。门朝南的堂屋（北屋）三间是老屋，我黑爷弯奶小叔居住；门朝北的“倒座子”三间我白爷、白奶、母亲和我居住；门朝东的两间西屋我二叔一家居住。西屋南头盖了一个简易厨房我们家用的。门朝西的东屋计划建两间房子一间过道，但只用土坯垒砌起来一间房子，支了一台磨面粉的石磨，是个磨坊。这个东屋有前墙后墙北山墙，没有南山墙，是敞开式的，在屋外就能够对这间磨坊一览无余。我们在外面完全看到了黑爷在往木橛子上系绳子。我们家的客人看到这一场景，还劝慰道：李鸿善大哥，不要想不开，鸡毛蒜皮（还真是鸡毛引起的事）点事，不值当较真。黑爷长叹息，嗨，丢死人了，不活了。白爷陪着客人继续往外走，连我都觉得有点好玩，丝毫都没有感到害怕。现在想来，当时白爷和我们家客人肯定以为黑爷就是发泄发泄，吓唬一下前院三奶奶，向世人宣告一下自己的“清白”，不是“偷鸡贼”，没有意识到他会真上吊。都大意了。白爷要是知道黑爷真上吊，怎么也会阻止的，那可是他的亲哥哥呀。白爷陪着客人向村口走去了，剩下来的都是孩子在围观，我也挤在孩子们中间看热闹。黑爷系好绳子，掂来一个水筲，把水筲倒扣在地上，自己站到水筲上，把脖子伸到他刚刚系好的绳子的圈套里，嘴里还在念念有词地说道他不是“偷鸡贼”。弯奶走了进来，也跟着絮叨冤屈。不知为什么，弯奶走到黑爷跟前，伸手去够黑爷头上系的一块粗布手巾。黑爷是剃光头的，头上系一方粗布手巾。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弯奶说，走就走吧，省得活着受罪。走了别把手巾带走，就这一块手巾，留下来吧。黑爷本来就比弯奶高，又站在水筲上，就更比弯奶高，弯奶够不到黑爷头上的手巾。弯奶就踮起脚，一手拉着黑爷的胳膊，一手向上够黑爷头上的手巾。终于抓住手巾，用力向下拽，拽下手巾，但弯奶一个趔趄，倒在黑爷站在水筲上的腿上。黑爷经此撞击，脚下的水筲歪倒了，双脚立即悬空了。弯奶意识到真的要死人了，从地上爬起来就去抱黑爷，她抱不下来，就大喊大叫，要死了，要死人了，快来救人呐。

（网上借图。我们家的房子北屋与西屋、东屋不连在一起，中间隔一个小胡同。西屋与南屋也不连在一起，西屋南头有间小厨房，厨房与南屋间也有个小通道。东屋只有一间，没有南山墙，是一挂横梁支撑房顶。南山墙是空的，准备继续接着盖一间房子的。因此，从外面能够看到屋里磨坊的一切。）

青壮年劳动力都在“前方”不在家，最先跑到的是生产队小干部李金城，还有两三个老人，大家把黑爷放了下来。李金城说，坏了坏了，尿了，尿了，不行了，救不过来了。白爷爷从村口跑来，但黑爷再也没有救过来。黑爷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吊死了。

黑爷死了，二叔小叔从“前方”回来办丧事。全家老少没有一个人对前院三奶“辱骂”或者“诬陷”黑爷弯奶偷她们家的鸡而引起黑爷上吊死亡提出“异议”，要求道歉甚至索赔什么的。不知是因为前院三爷与黑爷本就是一个爷爷的堂兄弟，是至亲的缘故，还是因为我们这一门的人缺乏“血性”，太过“温吞水”了呢？前院三爷他们也来帮助料理黑爷后事，我们家人也没有拒绝。我这位三爷可是非常好的人，我长大后他跟我的关系一直很好。这次回家看望他，84岁的三爷拉住我的手不舍得放开，让我给他讲讲外面的世界，说他最喜欢听我“白话”。

黑爷出殡，子孙要跪在棺材头前面哭丧。我刚刚贴着二叔跪下，二叔一把掂起我把我放在最中间。执事高喊“打幡，打着幡”！我不知道是喊我，看看左右，二叔不动，三叔也不动。我母亲从棺材后边跪着的哭丧队伍里站起来，走到前面拿起幡放到我的面前。我立即接过把幡扛在肩头。打幡是“长子”的“专利”，长子不在了，由长孙继承这个“专利”。所以，二叔三叔虽然都已经成人，他们却不打幡，让我这个“未成年人”去扛那么重的幡。幡棍子是柳树枝丫做的，比成人还高，有小酒杯那么粗，上端是被绑成弯弯曲曲形状的柳树枝挑着白纸扎的长长的幡穗，还是有点分量的。孝子孝孙一身白粗布孝衣，腰间系着一根麻绳。脚下穿的是临时“脱”的“孝鞋”，底子非常薄，小坷垃头子（干泥块）都硌脚。所有哭丧的亲人人人一根哀悼棍，哀悼棍就是一尺多长缠着白纸花的柳树棍，右手持着哀悼棍，拄在地上，便于一仰一俯地哭丧，同时站起时也可以借点力。执事一喊“起棺了”，我意识到要由我来摔“挠盆”。“挠盆”是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小陶盆，在盆底钻出一些小洞洞。钻多少洞，是根据子女多少钻洞，还是有一个固定的数值，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记忆深刻的是，这个“挠盆”是给逝者准备的，逝者死后见阎罗时，要过“奈何桥”，一生浪费的水、浪费的食物在过奈何桥前要全部喝下去、吃下去，才过得去奈何桥。用这个带洞眼的“挠盆”舀水盛食物，可以漏掉一部分脏水，少喝一点自己浪费的各种脏水，不至于太过难受。这个“故事”有点有利于“环保”，提醒人们生前不要浪费水，不要浪费食物。但是，到了阴曹地府还要“弄虚作假”，还要打马虎眼，还要糊弄阎罗和判官小鬼，这恐怕也只有中国人，这些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的炎黄子孙，才能够想得出的这样多“机关窍门”的“故事”。听到执事喊“起棺”，这次我不再迟疑，知道得由我完成摔“挠盆”仪式，我把“挠盆”高高举过头顶，朝着事先放在面前的石臼锤狠狠地摔去，“挠盆”被我摔得七零八落。我站起身，扛着幡，在二叔三叔一边一个的拉扶下，走在送殡队伍最前面，引领送殡队伍走向村东头庄户膀子的墓地。

起棺时，还有一个风俗。在棺后哭丧的一般是逝者女眷，棺材两边的是来吊孝的亲戚。儿媳、女儿一般都是顶着棺材后边跪哭的。当棺材被抬起的一霎那，儿媳、女儿争先恐后地蹬倒棺材下面垫棺材的木凳子。儿媳试图将木凳向里蹬，女儿试图将木凳向外蹬。木凳向里倒，“财气”不出门，还会留在儿子家。木凳向外倒，“财气”就会转移到女儿家。儿子多、女儿多的话，哪一个蹬倒的木凳，“主”哪一家的财气。据后来大人闲话，黑爷棺材下面的木凳，是被二婶朝里蹬倒的。是的，我就一个姑母，她个头不高，做事慢慢蹭蹭的，而我二婶人高马大，做事风风火火，女儿自然是抢不过媳妇的。我母亲也比我二婶矮得多，大儿媳抢不过二儿媳，也属正常。现在我二婶走了，但她的儿子给她生了四个孙子，个个都很能干，都已经很“小康”了，这是不是跟当初二婶蹬倒木凳有关呢？

家乡殡葬风俗，女人送葬时只送到村口，在村口哭丧。估计棺材抬到地时，女人们停止哭泣，返回家准备招待宾客的宴席。黑爷去世，家里已经无力招待宾客。好在当时食堂还没有停伙，食堂给每人一份吃食。

（网上借图）

黑爷埋在村东庄户膀子，那里已经是村东生产队的土地，但是那里曾经是我们家族的土地。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我们那里有两点一直坚持“私有性”或者带有“私有性”色彩。一是宅基地一直没有公有，包括现在老宅基地“复垦”为耕地，过去是谁家的仍然属于谁家的，根据“老地根”丈量归并。二是人死后葬在自己家原来的“老地根”的土地上，不管它已经属于哪个生产队，现在被哪一个农户承包了土地，都不得拒绝原“老地根”的“主人”家“埋坟”。现在土地承包给农民家庭，如果承包人自己家死了人，也可以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埋坟”。占用的是自己承包的土地，原“老地根”的主人也不会阻拦。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土地承包人实在是没有“老地根”可以“埋坟”，才在自己的承包地属于别人家的“老地根”上“埋坟”。只要自己家有“老地根”，那是一定会把坟埋在自己家的“老地根”上的。埋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的人家，一般是已经没有“老地根”可以埋坟了，或者死的是未成年人，坟头不会保留很久。

历史的记忆，很有意思。上海交大一位教授说痛苦记忆有70年，其实历史的痕迹70年也没有完全磨平。比如，农村依然有“老地根”观念。如果说现在实行土地“新政”，加入合作社前谁家的土地还给谁家，不要看农村土地加入合作社时的账册基本已经荡然无存，农民也拿不出土地证，但是仍然可以找到一块地一块地“原来的主人”。毕竟还有老人健在，更有祖坟作证，大家一块接一块地排，排得出原来的“鱼鳞图册”。到第二个百年时，当初的老人都不在了，估计就再也不可能“复原”了吧。

我黑爷的坟埋在村东属于村东队的土地里，后来我长大成人，文革中还积极参与了我们西队向东队讨要土地（他们划的土地多土地好）的活动，此后在大队在公社参加大批判队，参加文艺宣传队，在高堂学校教书，经常抛头露面。后又借调到县城搞文艺创作和编剧工作。村东队有人担心我“发展起来”对他们东队不利，又有几个迷信的人，就鼓动他们生产队对着我黑爷的坟修一条南北大道，把我黑爷的坟和与黑爷葬在一起的我们家其他祖坟规划到大道中央。用以破坏我们家祖坟的“风水”。我三叔找我，让我“找人”阻止他们修路，不能任人欺侮。我问三叔，人家在自己生产队土地上修路，我们有什么权利阻止呢？我本来就是不信邪的人，没去管它。我曾去看过，我们家祖坟一半在大道上，坟头被平了一些，但还是比大道高。前些日子回去给我黑爷上坟，看到坟还在，大道没有了，早变成农户承包土地，成为良田了，绿油油的麦苗煞是喜人。那里确实不是交通要道，向南一节地就是南大沟，大沟上没有桥，这种“断头路”没有人走的。堂弟说后来对着坟还挖过排水沟，也是用以破坏风水的，现在排水沟也已经填为平地，变成良田了。

（黑爷现在的坟）

我二叔和二叔家最小的孩子他的二儿子战林，都是饿死的。他们俩谁死在前面我已经记得不太准确了。我记得开始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二叔一家举家逃荒。二叔用个独轮车，推着两个小一点的孩子和全部家当，到“南乡”逃荒。二叔四个孩子，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大女儿比我小一岁，老二是儿子比我小两岁，老三是女儿，最小的是儿子。南乡在哪里我不知道，反正是向南边走。所谓全部家当，也就是被子、衣服、锅碗瓢盆，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以为他们逃出去，能够逃出一条活命来。谁知没有多久，二叔一家又回来了，大人孩子已经瘦得皮包骨头。说是到处灾荒，逃不出去。二叔家经过这个折腾，真可以说家徒四壁了。我们家、我弯奶小叔家，也没有吃食可以接济他们。二叔二婶立即去参加生产队组织的挖茅根，靠生产队大食堂的“茅根馍”“干野菜汤”活命。有一天早上，生产队长带着几个人冲到我们院子里，说是生产队预留的明年育秧苗用的红芋种昨天夜里被人偷了，怀疑是我二叔偷的。他们冲到二叔家，要翻找。二叔家家徒四壁，哪里藏得住红芋？我看到我二婶坐在她嫁过来时娘家陪嫁的木箱子上不下来，队长李XL叫人把二婶架走，打开木箱子，翻找出七八个红芋。我看到李XL立即扑上去，扇我二叔耳光。我二叔头被打的偏过来偏过去，不敢躲闪。一个劲说：对不起，对不起二叔，小的孩子要饿死了，我想给他弄口吃的，活个命。我二婶跪在地上，抱着李XL的腿，一边哭一边求饶：二叔，别打了，二叔，别打了，可怜可怜我们吧，您看看那小的，饿得出气回气的力气都没有了。李XL比我二叔长一辈，李XL在他们家排行老二，所以二叔二婶叫他二叔。

我们这边和我们村西头比我二叔长一辈也就是我爷爷那一辈的人名字中间都用“鸿”字（后来便于书写人们开始用“洪”字），李XL他们那一门和东头的人同辈人名字中间用“学”字。再下一辈我父亲那一辈，我们这边和我们村西头名字中间用“蓝”字（后来便于书写人们开始用“兰”字），村中间李XL那一门用“秉”（后来便于书写人们开始用“炳”字），村东头的人用“文”字，大老春家族用“钦”字，村西头个别人也用“钦”字。到了我这一辈，比我年龄大的人只有几个人，都在村中间那个板块，中间的字用“占”字，我也跟着用“占”字，但后面比我小的人用什么字，我已经不全知道了。知道的有一些名字只用两个字了。

李XL没有开恩，不仅把红芋拿走了，还指挥人把我二叔“五花大绑”地带走了。我没有跟出去看，二叔是被关到哪里还是被拉出去批斗了，我不清楚了。我这个人打小就懦弱，看到亲人受难，小小心灵深处，一丁点“以牙还牙”“报仇雪恨”的种子都没有，不知是家族遗传基因的作用，还是自身血性不足的原因。

（网上借图）

天快黑的时候二叔回来了，回来后钻到屋里倒头就睡，几天不出屋。二叔家的小弟可能是这个时候死的。没有几天，二叔也死了。我小叔属牛比我大12岁，那一年22岁；我父亲是老大，我父亲也属牛如果不死那一年34岁，二叔是我父亲下面我小叔上面的，应该是30岁左右。二叔死了，没有棺材，一领芦席卷着，双脚露在芦席外面，四个人把他抬走了。我和二叔家大弟弟“战士”陪着，我二婶带着两个女儿跟在后面哭。其实，我和弟弟、妹妹当时已经不知道哭，也没有伤痛的感觉，只有我二婶一个人在哭，没有其他亲人送葬，都不大走得动路了。我二婶的哭泣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她有一声没一声地哭诉：我的个天呀，你闭眼了，你叫我带着一窝孩子怎么活呀……我为什么记忆犹新呢？因为我当时注意到我二婶只有一声一声地絮叨，并没有眼泪。二叔被抬到桥南距村子比较近的“南老荒”盐碱地里草草掩埋了。

二叔死后，没有多久，二婶带着剩下的三个孩子改嫁到王人区的王菜园，感谢王菜园，感谢二婶改嫁的王叔，他们那个生产队还有东西吃，让我二婶和我弟弟两个妹妹都存活下来，我弟弟妹妹都在王家长大成人。我弟弟改姓王，叫王化友。后来又回到香椿园我们老李家，改名字，由于已经有人叫李占友，所以他就只改姓不改名，叫李化友了。化友四个儿子都已成人，都已娶妻生子，有的还有了孙子。现在他们都住在王人街上，属于率先小康的人群。

（向前看一节地的尽头是二叔埋坟的地方，已经看不到坟头）

我白爷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在劫难逃”，他认为他是在“劫数”的人，逃不过这次“劫难”。他的书一捆一捆卖光了，是当作废品卖掉的。一开始他掂一捆书出门，到我们村西南庄群堂村代销店卖掉，买点日用品回来，一定会买一小瓶大概是四两装的白酒回来，他每天喝两口。后来就再也不买酒了，因为废品便宜了，酒贵了，买不起了。卖掉书，只能买盐和煤油、火柴等必需品了。白爷教了大半辈子书，没有给我留下一本书，他的书全部当做废品卖了。只留下一副挂在屋当门后墙上的署名“仲芳李家季”的草书“四幅屏”。我还记得上面的诗句：“苇杜城南十万家，东风处处酒气洒；不知冷节匆匆过，独见僧楼一梅花。”我不懂书法，不知道仲芳李家季何许人也，也不知道写得好不好，就是感觉龙飞凤舞，苍劲有力。白爷很宝贝它，我也很喜欢它。可惜，文革破四旧时东城公社来的红卫兵在生产队长李鸿举的带领下把它给当作四旧取下来带走了。我当时不在家，待我回到家，气得嗷嗷叫。我跑到东城公社，没有找到这四幅白爷留下来的书法作品，也没有找到拿走这“作品”的人。那书法作品不知是被他们烧掉了，还是被他们私藏起来了，一直到文革结束，也没有任何消息。

家里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能换吃的东西的东西也都换掉光了，白爷还是“不行了”。白爷的死，我全过程目睹。第一次，白奶说白爷不行了，我趴在白爷的床边，看到白爷嘴一张一合一张一合的，怎么叫他都不回应。白奶跑去叫生产队干部来看看（别人叫不动干部，只有白奶的话还有点分量），李金城来看看，回到食堂申请到一碗面粉送了过来。李金城原来是我们小生产队时的生产队长，小生产队并为大生产队后，他是当小队长，还是组长，我不清楚，但他还在“跑腿”，喊人上工什么的。他与我白爷关系应该不错，关键时候出手相助了。一小碗面粉拿到家，我白奶来不及弄成熟食给我白爷吃，就抓一把面粉用温水和成面水，用汤勺舀着往我白爷一张一合的嘴里“饮”。几汤勺饮下去，我白爷竟然会“哼哼”了，白爷，又活过来了。一碗面粉支撑白爷活了六七天，面粉吃完了，白爷又不行了。“茅根馍”、树皮，白爷已经咽不下去，面水（稀得连面糊都算不上）他能咽下去，而且真管用。但自己家没有面粉，只好再去找李金城求“食堂”。李金城来看了，但这一次，生产队长没有再批准发面粉。说是都像我们家学习，得把国家粮站搬过来。也不能苛责李金城，他的堂弟李金文的一个儿子（与我同岁，是双胞胎中的哥哥）好像还有李金文的娘，也都是饿死的。白爷没有任何食物吃，给他饮盐水，不顶用，他一张一合的嘴完全张开着，再也不合上了。白奶拿个手巾盖在白爷脸上，说：好了，走了，再也不用遭罪了。

白爷比黑爷晚死几个月，但情况困难得多多了。白爷两年前就安排给自己做棺材了，50几岁的人就为后事做打算了。请西张庄跟我白爷关系很好的木匠张灏贤把我们屋山西头濠沿上一棵大柳树杀倒拉走，还配了什么树，说是够给我白爷做个饱满三四五的寿材（棺材底三寸，棺材邦四寸，棺材天——上盖——五寸）。未料到困难时期，张灏贤放在他家院子里准备给我白爷做棺材的“树轱辘子”（还没有加工的原木段）被人偷走了。白爷去世了，张灏贤没有木头给我白爷做棺材了，说是等年景好了再赔给我们家。白爷不能等年景好了再下葬啊，怎么办？你杀了张灏贤他现在也陪不上啊。白奶是通情达理之人，说是这年头，没了就没了，把门板下下来做棺材吧。我们家的双扇门板，张灏贤又配了一点他家尚存的边角料，急急忙忙地给我白爷打了一副棺材。送殡的人比黑爷出殡时少多了，但白爷葬在东南湖长身地，距离村庄应该有三里路。虽然幡棍小多了，但我来回走下来，感觉很吃力。

没有几天，南营子村来人告诉我们家人，说是不好了，鸿先生的坟被人扒了。那年头，不仅吃的困难，烧柴也困难。人们扒坟，不是为了寻宝盗墓，找陪葬品，而是为了盗棺材板，烧火。我小叔带人跑去看，白爷的坟被挖开了，棺材天（盖板）被仍在旁边，没有抬走。我白爷还躺在棺材里，据小叔后来说，白爷的脸都被晒得跟黍面粑粑子样，红彤彤的。他们重新把棺材板盖上，又重新把坟筑好。后来南营子那边亲戚传来消息说，挖墓的打开棺材，发现是“鸿先生”，其中有人提出，鸿先生教一辈子书，是个大好人，我们不能拿走他的棺材板。这才有前面那一幕。我白奶拍手打掌：嗨，这书，没有白教。

（白爷的坟）

我们村我们生产队到底死了多少人，我没有做过统计，也不好瞎估计。我知道的村前吃水井南边几间西屋住的“二特炮”一家死绝了。村中最后头住的财头，他与我不是同岁就是比我小一岁，财头爹死了，财头娘不声张，把财头爹盖在被窝里，到食堂打饭继续领财头爹那一份，好让自己和儿子多吃一口。后来财头娘带着孩子改嫁了，母子两个也都活了下来。这也说明我们生产队灾难最重。

我得说说我自己了，我是差一点就饿死了。人饿很了，先是皮包着骨头。胳膊像个麻杆，手指像是没有肉的鸡爪子。胸口前的勒骨一根一根看得清清爽爽，肚皮像纸一样薄，透亮，能够看到大大小小的青筋（血管）。脖子很细，犹如几根筋撑着脑袋。但头颅仍然小不下来，越发显得头大。几根筋的脖子根本撑不起大脑袋，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头歪在一边的肩膀上。人饿得精瘦以后，就会浮肿。浮肿时间一长，就呜呼哀哉了。

白爷死后，我和白奶、母亲三人相依为命，白奶把房子借出东头的一间给邻居李鸿清的母亲住。李鸿清在东北工作，回来探望他母亲，带回来一些面包。那面包黑黑的，不是现在的“黑面包”，可能是因为各种杂粮掺在一起烤制的缘故，所以泛黑。但那在当时，可能是连皇帝娘娘也喜欢吃的啊！我迈腿就到了他们家，李鸿清大爷掰了一块黑面包给我，我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还眼巴巴地望着他们，不愿意离去，就坐在他们的门嵌子上，希望他们能再赏一口吃。李鸿清与他母亲叙话，叫着我父亲的小名说，看来**要绝后了。我当时就意识到，这是说我，可能活不长了。我回忆，当时听到这样的话，真的一点也不觉得难过。不知是人饿傻了，还是极度饥饿后已经对生死完全没有感觉了？

（网上借图）

在最艰难时日，我大表姐，我母亲大哥的女儿，到我们家来看我们。大表姐家在我们一个大队的后老家生产队，她们生产队食堂还没有断炊。大表姐看到我们瘦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哭得像泪人一样。大表姐对我白奶和母亲说，你们到我们那里去吧，我们队食堂还有吃食，到我们那里就不会饿死。白奶说，我们娘三都去人太多了，你把他们娘俩带去吧，给他们弄口吃的，无论如何，得给俺留一条根。我一个人好对付，总能找点东西填肚子。再说，我留下来守家，等过了这道坎，他们娘俩回来，得有个窝啊。

我和母亲搬到大表姐家的后老家，大表姐夫是生产队会计，他出面跟生产队干部说，大家也看我们孤儿寡母可怜，就把我们母子留下来了。大表姐西屋最南头一间给我们娘俩住，铺一张床，床前支一口锅。有门洞，没有门，门洞上挂一块旧布。安排我母亲在食堂烧锅，我母亲干活肯出力气，很快就得到后老家“爷们们”的认可。后老家也是牛头李，凡是牛头李，互相都称“爷们”，一个祖宗的，亲。大表姐夫辈分高，比我高三辈，论辈分我得喊他“老太爷”。但他娶了我大表姐，我又不能叫他老太爷。“爷们”是血统关系，表亲是血缘关系，“爷们”重于表亲，我也不能喊他“表姐夫”。所以有点尴尬，从来不叫称谓。大表姐、大表姐夫是我们母子的救命恩人，收留我们母子愿意让我们母子分食的后老家“老少爷们”都有恩于我们。这份恩，没齿难忘。

我和母亲独立开伙，每次从食堂打回来饭，母亲就把打回来的饭倒到锅里，再加一点红芋叶子或者红芋叶子末，或者地里捡的萋萋芽、哑哑蒜之类的干野菜，再兑两瓢水，放点盐，一起煮。有时母亲还会拿出三四个干红芋片子，把它掰得细碎，放到锅里。母亲坐在锅门口烧火，我就坐在锅旁边等着。煮好以后，我和母亲一人一个大碗，那种叫做“跃进碗”的又大又笨重的粗陶碗。这种碗好，一是盛得多，二是大，头可以伸进去用舌头舔碗，吃完后会用舌头把碗舔得干干净净，一星食材一滴水不留。母亲每次先给我盛饭，但不是盛满碗，是先给我盛一勺，再给她自己盛一勺；然后给我一勺，再给她自己一勺。盛满一碗之后，两人呼呼噜噜地喝。那时候吃饭，基本上不用怎么嚼，一是饭食稀汤寡水，里面没有多少需要嚼的东西；二是“饿过劲”的人好像“没有嗓门头子”（母亲骂我的原话），汤水一进口立马就溜进肚子里去了。我们母子一人一勺一人一碗……直到一锅汤水全部吃光为止。我一个十岁孩子，也不干什么活，跟我干活的母亲吃得一样多，如果锅里最后剩一勺而不是两勺，那一勺就给我吃了。吃再多，从来没有吃撑了的感觉。汤水进肚，肚儿圆鼓起来，两泡尿尿完，又前腔贴后腔了。但是，后老家食堂的饭里面有粮食，慢慢的肚皮比纸厚了。

（网上借图）

有一次，我发现我们床的褥子下面塞了三个红芋干子，我如获至宝，想也没有想，风卷残云，嚼吧嚼吧吞下了肚。红芋干子是可以直接嚼嚼吃的，甜丝丝的，比现在的红宝石蛋糕好吃一万倍。我母亲回来后发现了，把我按倒在床面前就打，那是我这一辈子被我母亲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我也不哭，也不求饶，心里很不服气：我到底是不是你的亲儿子，偷吃几片红芋干，就往死里打我呀。母亲把一根烧火棍都打断了，大表姐跑过来拉住我母亲说：小姑，你不能再打了，你失手把他打死了，你以后还指望谁？母亲不打了，只数落我不该偷吃东西，也没说其他什么。母亲如此打我，我的心结一直没有解开。后来我知道，母亲藏的红芋干子，得来不易。那是她在食堂烧火，食堂管事的有时偷偷地塞给她一片两片红芋干子，她舍不得吃，拿回来给我们的饭食加点“料”。由于东西少，日子犹如树叶一般稠密，过日子要细水长流，一次吃完，下一顿下几天都可能没得吃。再后来，在与白奶的谈话中，我才知道，白奶一个人留在香椿园，小叔扒的树皮，捞的河里的杂草，扒茅根分的茅根馍，或者在哪里偷摸到的吃食，会拿一部分给白奶吃。我母亲也会隔三差五送几片红芋干子回去给白奶吃。说不定我偷吃的那几片，就是母亲准备送给白奶吃的。争吃、偷吃，我真不是个东西！是我本性恶，还是饿使我变恶了呢？

（网上借图）

我大表姐嫁给我表姐夫是填房，大表姐夫第一个夫人去世留下一个孩子，叫大兵。大表姐对他如己出。大兵喊我母亲姑老娘。后老家西北角就是高堂前边的前寨，前寨东头生产队栽种了一节地的大白菜。大白菜早就可以收采了，不知为什么他们没有收起来。也可能收采后窖藏容易烂，留在地里每天吃多少收采多少更好。一天夜里，大兵喊我母亲去偷人家的大白菜。人饿了是会寡廉鲜耻，我母亲竟跟他去了。一颗白菜没有搬倒，被看菜人发现了。大兵年轻跑得快跑掉了，我母亲小脚跑不快，被抓住了。前寨东队的白菜被人偷过多次了，灾荒年景，哪个不在乎不看重吃食，前寨东队人痛恨偷白菜的是不言而喻的。哪想到我母亲是初犯，还没有偷到白菜，被他们当作出气筒，把我母亲反绑着吊在村口柳树上，我大表姐夫托很多人说情，一直到傍晚才把我母亲放下来。见我大表姐扶着我母亲一瘸一拐地走回来，我张着傻嘴哇哇地哭，母亲喝道，哭什么哭，我又没死，嚎什么丧？母亲回来没有歇息，就开始烧饭，把食堂里打的我们母子两人一天的饭食全部倒进锅里，没有再加水，煮开后我们又一人一碗一人一碗地吃个精光。谁也不说话，就是埋头吃，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网上借图）

后来，我听说，我母亲是被人脱光衣服吊在树上“示众”的。我母亲那时三十五六岁，还属于年轻妇女。为了给孩子弄点吃的，偷他们的大白菜，偷，总归不对，但能够这样“惩罚”吗？后来，我长大了，知道了当年抓我母亲吊打我母亲的人是谁了。他是一个孤苦老人，一生未婚，当然也没有子女。70年代了，一个人住一间好像屋山开门的小屋里，日子过得相当清苦。那时我在大队宣传队参加演戏，一次在他们生产队演戏，派饭恰恰把我派到他家。从外表看，他花白头发，一点也没有凶神恶煞的样子。他可能不知道我是他曾经吊打过的妇女的儿子，对我相当热情，还说喜欢看我演的戏。我也没有提起“旧事”，看到他的生活样态和脸上像是真诚的笑容，已经没有“仇恨”，反倒觉得他也很可怜。我更没有找人“报复”他。如果在古代，这种“虐打”我生母的事情难道不是“深仇大恨”吗？“虐打”我生母的人难道不是我的仇人吗？此仇不报，枉为人子，我还是人吗？但我确确实实没有“复仇”，根子在于已经完全没有了仇恨。是因为人种或“退化”或“进步”了呢？还是我李占才血液里失却了华夏民族祖先敢爱敢恨的因子，是个怂蛋，就是个另类呢？还是我所接受的教育把我教成了“小绵羊”呢？我母亲一直到死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但这件事在我心里“不可磨灭”。前两年我看到一篇文章，说美国一个妇女为了使孩子不至于饿死偷面包店的面包，法官没有治她罪，发表了一篇“有温度”的判决词。我感慨万千，泪流满面。我马上就想象到我母亲被吊在树上的情景。我母亲当时偷大白菜确实是为了让自己唯一的儿子活命，“惩治”她的又确确实实是老实巴交的最最基层的农民，但为什么那么“凶残”呢？一丁点恻隐之心也没有吗？有人说我们缺乏法治、道德、伦理，都对，但我深以为最缺乏的还是人性！稍有人性，就不可能以残忍的手段对待同类，哪怕他是个“罪人”，也会把他视为人，推己及人，用对待人的方法对待人，而不能用对待“畜生”的方法对待人。对待“畜生”，还要讲究不能虐待动物呢，更何况你“惩罚”的对象是人呢！

（网上借图）

那一年，我们那一带，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在“前线”，家里老弱病残，秋种不及时，许多土地没有及时播种小麦，误了农时。后来就选择种豌豆。由于缺乏劳动力，种豌豆也是粗放型的。把豌豆种撒到地里，用牛拉着耙把地耙一下，就算把豌豆种好了。所以豌豆苗出土晚，也参差不齐。天无绝人之路，春节前后雨雪丰沛，豌豆苗开始“起身”。此前，人们已经开始割麦苗吃，大麦苗比小麦苗好吃一些。豌豆苗一起身，露出土地，人们开始掐豌豆苗吃。豌豆苗，现在城里人吃饭，可是把它视为健康食材的吆。豌豆有一个特点，掐了头它并不会死，还会发出几个头儿，而且越发越旺，越发越嫩。人们像蝗虫一般，扑向豌豆地。一边掐一边往嘴里塞。豌豆苗是可以生着吃的，不苦不涩，清香爽口。我们孩子棉袄里面都缝个大口袋，一边吃一边往口袋里装。每个人嘴角都是葱绿色的，那是生食豌豆苗，豌豆苗染的。口袋里装的带回家用水煮熟吃，大家一般都吃过，我就不描述味道了。但此时的味道，与当年的味道，肯定不是一样的味道。

干部们尤其是驻点干部不让人掐豌豆苗，但是哪里管得住。一次，我正在地里采掐豌豆苗，被一个干部抓住了，他掂着我的耳朵，从豌豆地一直掂到我们家门口。后来，这位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他可能已经记不起我当年的“行径”，我却记住了他，但我对他没有丝毫恨意。

（网上借图）

大概是四五月份，我一直以为我们最困难时期是年冬年春，但我们家乡人一讲就是六0年，难道是年冬年春吗？不对，记得最困难时我读小学四年级，我年高小毕业，也应该是年冬年春。四五月份小麦起节时，上面派下来工作组，我们生产队长李XL“出事了”。我和我母亲还在后老家生活，把我白奶接过来住一段时间，上面工作组的同志派两个人到后老家找我白奶。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我白奶正在院子里给我大表姐套被子，工作组的同志坐在我白奶身边跟我白奶聊天。据他们介绍，我们生产队饿死那么多人，队长李XL家还养着一头老母猪和一窝小猪，在他家猪圈下面挖出两千多斤麦子，麦子都生芽子了啊！这真是造孽呀，两千多斤麦子，能救活多少人的命呀！李XL还认了一对从北乡来逃荒的夫妻，认他们做干儿子媳妇，让他们住在大沟南“小和尚庄”，不仅供他们一家老小吃喝，还通过他们把生产队里的粮食鼓捣出去卖给其他村上的人。工作组的人说，我白奶能说会道，我们家也有饿死的人，请我白奶在斗争李Xl的大会上诉苦。我白奶说，我诉苦，我们家的人能活过来吗？你只要叫我们家饿死的人能活过来一个，我就去诉他的苦。工作组的同志好说歹说，我白奶就是坚持不去诉苦。

（我的白奶，80年代在宿州）

白奶当时的做法和所说的话，我一直琢磨到现在，也没有真正悟出其“思想基础”和“伦理支撑”。白奶不识字，不会读书，稍微见过一点世面，有一些人生阅历，是贫穷乡村普通“百姓”，不能说她没有文化，她有的是那种传统农民的“文化”。苟且，向生，善良，向前看，以直报怨，以德报怨，不计人前嫌……所有为官者、管事者们呐，要善待这些善良的人们呐，伤害他们，难道真的内心深处不会痛吗？

工作组下来“纠正错误”以后，按人头供应粮食了，忘记一天几两粮食了，反正没有人再饿死了。麦收季节，我和母亲回到香椿园，和白奶一起生活。经历过大灾难后，村子里鸡猫狗羊猪，一个没有，连老鼠也不见一个。到了夏天，家家院子里长满蒿草，一人多高。哪一家院子里有一条小路，说明那一家还有活人生活。哪一家院子里全是蒿草没有小路，说明那一家已经没有人了。一直到秋后，人们才有精力把蒿草割下来晒干垛起来当柴火，院子才像个院子。到第二年，人们又开始养鸡了，个别人家还养了羊，院子里的蒿草才没有再疯长起来。

（网上借图）

还要交代一下，我白奶没有去大会上控诉李XL，李XL还是被抓进去了。大概坐了一年多的牢，又被放出来了。乡亲们传说，是他当军官的哥哥把他“扒”出来的。他这个当军官的哥哥后来转业到淮南工作了。传说，他的转业，是与一件事情有关。有一年他回香椿园过春节，春节到祖先坟头祭拜，是我们那里的风俗。这位军官祭拜埋在东南湖他父亲的坟时，放了三枪。别人放鞭炮，他放枪，好威风啊。但这事被他们部队知道了，说这是个“错误”，他被转业了。当初我还是孩子，对这种传说信以为真。后来长大了，懂些事了，觉得这传说有点不靠谱。他可以带手枪回来探亲吗？他可以随便放枪吗？他的子弹不需要登记吗？他在父亲（实际是他的养父）坟前放枪又能显示出多少威风呢？

李XL出狱以后，又回到我们村，村里人接纳了他。没有一个人找他“复仇”，他后来又当上他们生产队队长。为了更有利于“救灾”度过难关，我们原来在他领导下的香椿园西队分为香西东、香西中、香西西三个生产队，他是香西东队，我们家是香西中队。再后来我们中队、西队合并为一个生产队，他们仍然独立。一直都不在一个生产队了。但一个村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每次见面我还是会喊他一声“二爷”。我后来当民办教师，每年春节几个教师轮流做东，互相拜年。每家做东除了我们几个知己教师外都会再请一些“相关的人”一起“坐坐”，联络联络感情。我每次做东都会请在我们后庄李东寨住的我们大队书记、住我们村东头的大队会计，和我们村西头的两位生产队长，他也是每次都在邀请之列，也每次都到场。不能说这是拉拢贿赂干部，这就是人情往来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那顿饭都是自己过年准备的现成的菜肴，自己动手做的，白干酒也才几毛钱一斤，一顿饭花不了多少钱，但来吃请的不是“空手套白狼”，一般会掂二斤“果子”（家乡特制点心），我的孩子出生以后，他们还会给孩子压岁钱。至少五毛，多的两块。那可是超过一顿饭自己所吃的价值。记得李XL给我孩子（先是一个孩子后来两个孩子）的压岁钱总值一般不会少于两元。李XL后来积极争取重新入党，我也没有投反对票。但不知为何他没有能如愿。我们家的人与他、我们生产队所有有饿死人的人家与他，一团和气地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同一块土地上。没人找他“麻烦”，他也与当年不一样了，不像当年那么“可恶”，他死后也没有人刨他的坟头。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但人们心灵深处还是有阴影的吧？六十年代后期和整个七十年代，人们还是会经常回忆那段苦难岁月，没有找他麻烦，不等于完全忘记了他曾经的“恶”，更不等于完全原谅或者释然了他的所作所为。我们生产队饿死人成为重灾区，他是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的，不能仅仅归咎为“大势”。他欠大家一个“道歉”，他不曾有真诚的“认错”“悔罪”，他与经历过那场灾难深受其害的乡亲，心灵就没法“和解”，他内心深处自己与自己也恐怕不能完全“和解”。

我深切感受到，国人认错、道歉之难，难于上青天。安徽省是重灾区，当年的省委第一书记要担主要责任，他不曾虔诚地向安徽人民道歉，也没有为此“权责统一、量刑适当”地追究他的“罪责”，反倒有不少文章继续为他歌功颂德，说他积极推行“责任田”而且是为此落马的，掩盖是因为安徽同志揭露他不仅疯狂大刮“五风”让安徽成为重灾区还极力掩盖事实真相打击反映真相的同志而落马的。粉饰六0年的错误，就真的不怕死了以后那些在地下的冤魂会找你算账吗？

不能认错，就不能真正与民“和解”，也就不能真正得到群众原谅，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没有真正的基础。更不能真正把教训当“财富”，汲取教训中的反面经验，不犯同样的错误。

上一篇文字几位过去的老伙伴看到了，一位在空军部队中服役大半生的老友劝我莫要再回忆过去痛苦岁月，莫要再写“历史的伤疤”。另一位老友算得上我们县甚至我们地区当年的风云人物，则说应该写，应该让孩子们知道过去，说我写得远远不够。他们那里的后赵楼饿死了五六十口，常营子死的有一半。他们前赵楼，东头队长“二百五”，对老百姓翻箱倒柜翻粮食，把老百姓的磨面粉的石磨都砸光，东头就饿死很多人。他们西头，就好得多。他夫人娘家的小王庄，还有-R-X-S……的……

我突然想起，我曾去我们村西南庄群堂代销店买食盐什么的，半道上一具成年男子的尸体横躺在小路上，来回要从这具尸体上迈过去。一个十岁的孩子，竟然一点也不害怕。那具尸体在那里，一直到麦收之后完全化作骨骸以后才被人弄走掩埋。

唉，到底写不写下来呢？还是给后人留下一点历史记忆吧。可看，也可不看嘛。

.12.22.17:10完稿

12.24.11:50修改

（妈妈给我过55岁生日）

（同济樱花季我带老妈和孙女看樱花）

（带老妈逛同济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