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奕佳

舒元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从下乡知青到工农兵学员，从求学复旦到出访英美，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院长到中大创投董事长……。舒元的人生，一直与共和国成长、发展与转型的历程息息相关。

衣着朴实的舒元出现在咖啡馆里，步伐矫健，目光炯炯。开口相谈，诸如“创新创业”“互联网+”等一串串紧扣当下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的词汇，频频现于他的口中。很难想像，舒元今年已67岁，恰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从下乡知青到工农兵学员，从求学复旦到出访英美，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院长到中大创投董事长……舒元的人生，一直与共和国成长、发展与转型的历程息息相关。“鸿鹄一再高举，天地睹方圆”，而今，舒元尚未停下步伐，仍在创新创业领域奋力开疆拓土，自我超越。

▲年5月25日，舒元（右二）离开上海去黑龙江省黑河地区德都县建设公社建国一队插队落户

白山黑水忆知青

舒元是上海位育中学届高中毕业生。这所中学曾是上海的三所五年制中学之一，在文革前其毕业生高考录取率高于90%。席卷全中国的文革，使舒元和老三届高中同学，未能旋即踏入大学校门。年，他因父亲隔离审查不能去军垦农场，转而报名去中国最北部的黑龙江省插队落户，开始了“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

“我在黑龙江省的德都县，现在叫五大连池市，建设公社建国大队第一生产队。”北大荒的山山水水，今犹历历在目。正是在那里，舒元和同行的知青们经历了零下30-40度的严寒、虱子跳蚤、皮肤过敏、劳累和饥饿等种种考验，度过了四年青春。

“每天都在挑战我们体力和意志力的极限。”回首往事，舒元道。刚去农村时，生产队看知青不会干农活，就派他们中的几人去县粮库做搬运工。每天来回走20里路去县城上班，工作八小时，扛两百多斤的麻袋，装卡车，晾晒粮食……舒元笑称自己比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还苦，“做了半年苦力，幸好没有受伤，还成了专业的搬运工。”

“农村是绝对平均主义的，每个劳动力都要干同样数量的活。”作为上海城里长大的学生，很多知青此前并不具备承担农活的体力和技能，但是与农村劳动力一起下田，他们每天要完成的劳动量，和农民并无二致。生产队里“打头的”农民体力好、技术高，其他劳动力的工作量必须与他看齐。“割小麦会根据你割多少个苗眼的宽度，决定你每天有多少个工分。后面有人查边，没有割干净要扣工分。”舒元还记得，割黄豆时，三里多长的田垄随着地势蜿蜒起伏，每个人都弯着腰如机器般地收割。农民的每一刀，哪怕只比知青快零点几秒，割着割着，就会拉开巨大的差距。最后他们的人影，都逐渐离开了知青们的视线。常常一抬头，知青就会看到“打头的”已坐在远远的地头休息；等割到田垄那头，再割回来，“打头的”和其他农民则早已归家。

“磨刀不误砍柴工”，舒元还学会了磨刀。他学农民把磨石穿个孔，用皮条把磨石系在腰带上，割庄稼休息时，再苦再累也要抓紧时间磨刀。他们磨的镰刀可以用来“刮胡子”，可以“迎风断草”，即用刀刃轻轻推向直立的细草，细草就会被切断。“如果刀稍微钝一点，细草就只会被镰刀推弯，”舒元如此般自豪地回忆起自己的磨刀技术。

每年大半年的严寒和其他艰苦的自然条件，以及极高的劳动强度，使舒元了解了农村、农业和农民，意志力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年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中国大学进行了文革期间唯一一次高考招生。凭借文革前在重点中学的学习功底和优秀知青的推荐资格，舒元在名额少、院校少、专业少的情况下，顺利通过了推荐和考试。那一年，舒元已经24岁。他结束了北大荒的知青生涯，进入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就读。

▲年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班合照

乘风破浪会有时

在谈起大学生活时，舒元说，“我们在复旦的学习和生活和你们现在完全不同。”

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系只有政治经济学和工业经济学两个专业，其中级政治经济学专业有40位同学，包括20位解放军学员。仅有3位女生，都分在同一个小组。当时的课程主要是《资本论》、马列原著和政治经济学，没有数学课，讲授西方经济学时，采取的态度则以批判为主。但是那时经济系的学生，有机会聆听到漆琪生、吴斐丹、蒋学模、宋承先、陈观烈、张熏华、伍柏麟、洪远朋等老一辈学者的授课。

大学也难逃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动荡，最大的不同，就是文革期间大学的“开门办学”。学生经常被安排去工厂、农村、部队和其他单位去“学工，学农，学军”。大学一年级的医院为医生和护士讲解马列著作，也去张江的高炮部队当了一个月的兵。舒元班里的解放军同学，比学军部队干部的资格还老，这些同学变成了部队排长连长眼里的“领导”。

“开门办学”打乱了正常的教学，课程经常中断，于是舒元开始自学英语。“我大学只上过一节英语课，”舒元说，“我把中学同学的英语教材借来看，初一的课本还认识，初二的就像从没见过的。”他每天学习一课的内容，再完成全部作业，就这样，舒元自学了《EssentialEnglish》、《英语九百句》、《NewConceptEnglish》等好几套英语教材。连吃饭的时间也被他利用起来——他常常在食堂打饭后回宿舍，边吃饭，边用收音机听电台英语课程和英语节目，从RadioEnglish到RadioBeijing，再到国际电台，还会阅读英文刊物。

年舒元毕业留校，在经济学系世界经济教研室当助教。他又开始自学西方经济学，利用系资料室找到旧版的萨缪尔森《经济学》原版教材，有不懂的地方就去向宋承先老师请教。凭借勤奋和努力，舒元初步掌握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他谦虚地称自己“不够深入”。然而，当级本科生大学四年级时，舒元已经可以给他们讲授西方经济学课程了。“他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本科生，这个班里有包括朱民在内的一大批杰出人才。”在复旦大学经济和管理学科的学子中，不少人曾经聆听过舒元在三尺讲台边，就西方经济学理论侃侃而谈。

在打倒“四人帮”后，复旦大学要求工农兵学员补课，舒元向经济系领导申请免去经济学课程的补习，转而学习高等数学。文革并没有阻碍舒元的学术追求，反而让目光高远的他逆风而动，快人一步。这种自我挖掘学习资源，创造学习机会的能力，让舒元在英语能力、数学能力和西方经济学方向上展现优势。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年，舒元在经济学系的教师中率先通过了教育部的出国选拔考试。年他被公派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成为国内最早一批到国外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学者。

▲年4月19日，舒元（右三）与复旦大学老校长谢希德教授（右右二）等合影

春风雨露，桃李满门

大学毕业后的舒元留在复旦大学经济学系任教，其间去过英国和美国留学和讲学，获得西方经济学博士学位，担任过经济学院院长助理、中美经济学培训中心（福特班）主任和经济学系系主任，为经济学院的教学改革、国际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做了很多工作。年，应邹至庄教授推荐、汪道涵老市长动员，他被调任中山大学。自此，舒元的育人生涯就一直与华南这片热土紧紧相连。-年、-年他担任了15年岭院院长，年又在珠海校区筹建中山大学国际商学院。年，舒元作为博士生导师退休。他曾指导了理论经济学两篇全国百优博士论文，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舒元担任了二十多年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把自己的教育理念和对教育改革的探索都贯彻在这两个学院的不断发展中。目前这两个学院已成为广东省高考最热门的两个学院，岭南学院更是通过了商学院的三大国际认证。

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舒元深切体会到社会迫切需要具有综合素质的经济管理人才，进而在年开始推行“通识教育”。“现在的就业市场，是双向选择，不是过去的‘包分配’。”当代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绝大多数不会“专业对口”，毕业生在其职业生涯中会多次变换行业和职能。舒元认为，经济管理学院应当培育能适应多种行业和岗位的综合性人才，而不是让学生专注于学习单一专业的知识。

自年始，岭南学院就一直实行“经济管理大类的大学生前两年打通培养，第三年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的职业发展规划，在学院内任选专业，没有名额限制，也没有学习成绩的限制”。舒元认为，经济管理大类的本科学生都需要良好的基本训练，“学生在大学时期学习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是事半功倍。学习具体行业的知识，是事倍功半，在实际工作中学习会效率更高。”在前两年打通培养的阶段，就学习数学、外语、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基本原理而言，所有经管专业的学生差别不大。当然，学生可根据自己的职业发展目标不同，自主选择学习数学分析、工科数学或文科数学。舒元认为，从就业市场的现状而言，中国过于细分的专业更像是为国内招聘单位提供的标签，“我国招人单位的水平不高，银行只招金融专业的，税局只招财税专业的，其实这些学生学习的基本课程没有太大的差别。国外机构和跨国公司在招聘时，则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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