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小蕙在年散文：老树新花与青春新蕾在评价:
耿立的《张炜：是谁把他逼成了古怪和孤愤？》借分析张炜的随笔作品，书写出张炜的为人，是相当精到的一篇文章。张炜心里有大爱，如今文坛需要的正是这种推动天地人心的作品。
张炜：是谁把他逼成了古怪和孤愤？ 耿立 一 世风浇漓，慎独不易，一个人避开喧嚣，在山东半岛一个近海的小平原写作，这片地方，也象美国乡土作家福克纳的家乡一样，是枚邮票般的模样，每想到此处，我总是臆测，是什么伤害了他，还是他用自己的心劲在与看不见的东西（命运、不公、乃至生命）扳手或者称之为拔河，最终是与命运和解？抑或是满目血痂和疲惫的败北？ 这是张炜。 这有点象手工鞋匠在终生缝制一双鞋子，他拒绝机器，张炜酷似白先勇，在写作时，还是一枝笔一叠纸，这钢笔和纸就象雕刀和石板，张炜用雕刀在石板上镌下自己思想和精神的丝缕，象魏碑那样满纸雄强的骨力烂漫和不中绳墨的精神的本然。 有人说张炜的散文贯穿着一个“故地主题”，他就是一个孤独的守夜人，这是确然。张炜的多数散文应该称为故地的副本，他象忠诚的地之子，记录着大地的草树、云霓、雪雨、收获、泪水、困厄与无奈。但他对喧嚣和欲望的质疑、反抗，无疑也是以故地作为依赖和精神资源的，虽然这个故地是否是他曾描述的那个叫“灯影”的地方（我的更具体的出生地，它就是渤海湾畔的一片莽野。当时这儿地广人稀，没有几个村庄，到处都是丛林。50年代中期依靠国家的力量在丛林当中开垦了几个果园，但总体上看还是荒凉的。我出生时，我们家里人从市区西南部来到这片丛林野地也不过才七八年。当时只有我们一户人家住在林子里，穿过林子往东南走很远才能看到一个村子，它的名字很怪，叫“灯影”。---张炜） 张炜守住的是他的“血地”，这是放童年摇篮的地方，郁达夫说“任它草堆也好，破窑也好，你儿时放摇篮的地方，便是你死后最好的葬身之所”，但张炜不是在衰年的还乡，而是主动的守望，他在《守望的意义》中说“怎样才能进入刻意追求的艺术？真正的艺术来自独特的生命，是对于生命、对于人性的一次深邃体味和展示。如果艺术的本质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会想，一个艺术家必须守住他的方寸之地。你会想到，世界非常之大，有许多地方你去不了，无论怎样努力，你的脚印最终也只能印上极小的一个角落；于是守住生发你生命第一瓣叶芽的泥土，挖掘它的隐秘，也许才更为重要。” 在这一点上，张炜非常象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这也是非常古怪的画家，怀斯是美国本土画家中的一个“古人”----怀斯使用的是油画在欧洲尚未兴起时的蛋彩画法。这种绘画使用的材料是蛋黄、蜂蜜、无花果汁以及矿石粉混合的不透明物，怀斯通常是自己研磨带颜色的石料，完全根据十四世纪的技法说明调和颜料。他说“我所以坚持要用蛋彩画的原因，是我喜欢纯正的蛋彩画含有一种隐喻的特性，它没有油画的光泽，却带有干枯的质感。”怀斯一辈子没有离开故乡，他是一个少有的怀有“耐心”的画家，--这种“耐心”表现在他对摹画对象有一股深情，这是一种现今社会消失的被人看作古板的中世纪修士的深情。 张炜有一本读域外画家的集子《远逝的风景》，这是一本感悟大师并与大师对话、汲取养料的录记，他在《我跋涉的莽野》中也有同样的内容，题目却是“突围前后”，突围前，我们可以理解张炜是出发时的沉潜和准备，也可理解等待的焦虑，突围后呢？是对“沙场秋点兵”的默默的清理还是欣悦与检讨？他的首篇即是谈论“坚守故乡，不去远方”的怀斯。 “我被他独特精到的表达给深深吸引了。他是这样的艺术家：一生好象只画故乡的两个村庄，而且是两个不大的村庄。画画邻居，房子，道路，鸟，树木和草，仅此而已。他一生着迷的就是身边这个世界，想穷尽它的无尽秘密。他的情感，好奇，热爱包括憎恶，也都在这里了。这样的艺术家，目光仅仅投射到方圆几公里或十几公里，真是奇特呀！他不仅不显得局促和偏狭，反而因此而有了深度和强度，他抓住了自己的感受和见解，也抓住了自己的认识。这就是他的非凡之处。一般的艺术家做不到，他们远没有这样的安静从容；一般的艺术家由于担心自己落伍或背运，总要及时大胆、稍稍有些莽撞地开拓自己的世界---外部的和内部的世界。结果其中的一部分在这样做的时候反而要丢失了自己，因而变得非常平凡，以至于平庸。” 这段话在张炜散文里算不上惊人之笔，但内蕴的丰沛却是让我们耐得住咀嚼。 这首先提供给我们可以分析的怀斯是一个古怪的人，古怪是张炜独特的一个词，他说鲁迅是个大师，也是一个古怪的人，从照片到文字；福克纳、哈代和托尔斯泰也是古怪的人，张炜没有给“古怪”下定义，古怪是作品的不凡气质？还是文字中渗透的强烈的个性？是“不慌不忙地、自信而平静地度过为艺术的一生呢？”，“这些大师的性格一般都极端内向，都能安于一种平静的劳动的生活，一辈子用心地制作和操作。” 他们的作品是人类精神前行的痛苦的标尺，是人类的尊严的显现，因不随和，所以古怪！如果说这些人比我们多出了什么?我们可以指出古怪是多余的部分，是赘肉，但古怪是一种狷介，是情挚意真，是一种不与俗世俯仰的洁身自好，假如十个饥饿的人面对一包食物，九个人扑过去象动物一样撕扯，只有一人端坐不动，他不愿失掉做人的尊严象动物一样，人们会说他古怪。古怪的人往往有高贵的心灵，他们只听从内心的召唤，而不是其他，古怪把他们与别的作家突出了出来，福克纳曾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形容那些庸常的作家说：“他所描绘的不是爱情而是肉欲，他所记述的失败里不会有人失去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所描绘的胜利中也没有希望，更没有同情和怜悯。他的悲哀，缺乏普遍的基础，留不下丝毫痕迹。他所描述的不是人类的心灵，而是人类的内分泌物。”是的，当我们在一个黑屋子呆久了，我们会不适应光线，我们被黑暗所奴役，而怀疑起光线。古怪毋宁说一种偏执的高贵，他们不愿象普通的动物那样有过多的“内分泌物”，他们坚守的是一种精神的高地，但“高台多悲风”，古怪的人常使我们感到人生的一种苍凉和悲壮。 张炜是古怪的，他不屈不挠地为自己的故地争取尊严和权利，这应该是一个勇者或者强者，但他又是一个一刻也离不开出生地支持的人，是一个虚弱而胆怯的人，这是一团矛盾，无法排解而又真实。 在现代的进程里，故地给了张炜一种支撑和伦理，他拿故地作为判定事物的坐标，好象一人在独撑顶风船似的，在大多数人惟恐被时代抛弃之时，张炜独有自己的价值风范和生存方式。他没有违心谀世，而是为自己心中的念想，这有点“迂”，但与其迷迷梦蒙被所谓的现代之犬追得气喘吁吁，倒不如在自己选择的路途上慢满而从容地走去，虽然被人目为老派，但亦有更多的奇趣和野味。 故地或者大而言之的所谓的民间，是一宝藏，张炜亲近的是一种将坠的传统文化价值，当然这不是以遗老自居，也不是“文化守成主义”,而是一种被遮蔽的人文的厚度和生活的情趣。 孔子对民间或者说乡野的声音是颇为 接舆是居住在乡野躬耕而食的隐者，人们把他看作狂人，是因他挣离了世间的束缚和羁绊、不顾一切追求自然生活。这样的狂人的生活之道连孔子也肃然起敬，感叹不能与他们同行。我想张炜在故地默默整理徐芾的传说，在乡野结识一个个引车卖浆者、负薪高歌者，他的内心一定充满着惊异和喜悦。 现在再没有人敲着木铎在乡间采诗，真是古风不在，令人叹惋，遥想张炜所追慕的先秦时代，秋天来后，收获已尽，仓廪殷实，这时采诗的木铎响起，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而歌声在乡野浮起，前歌后答，真是古风洋洋。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张炜这样的话语“想想看吧，一个人只有依靠幻想才能回到心爱的故地，这是多么悲伤。造成这悲伤的是纵横交织的一些人和事，好故事和坏故事。所谓的人事变迁，残酷与善良，动荡的岁月，就是这些组成了历史。我不得不写这样的历史，写这样的一些愉快和痛苦的故事。我的不屑的写作是基于这样的情结的，它是关于维护一个人生来就有的一切的，那是幸福和美好的拥有。它是关于活着的理想，关于这个理想的强调，有人可能认为这又是许多人谈过的环境保护之类，当然，也包括了它。可惜还远远不止于它。我在谈人类生存的全部，谈人类追求完美的权力、执拗和本能，她的现在和将来。” 现在的故地也有许多的改变，而改变的故地使张炜有痛到恨，他象鲁迅一样，也许美好的故地的一切在童年的眼中放大了，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故地在这儿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故地与我，其实是故地与我的童年建立起的一种关系，童年是弱小的，故地提供了保护，故地是母亲的所在，故地与我恰是构成了一种母体与儿女的境界。正是在此意义上，张炜歌颂故地，但我们要说的是，在成年以后，他对故地的执著，一定有隐秘的原因，人在困难的境地是向着母亲或者故乡反顾求援的，外界的异质的力量的强大，使得儿女无法在异地建立功业，儿女开始了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或者在心理上获得一种支撑。 一般而言，人是要走出家乡和故地的，张炜却又回到了故地，这是一条多多少少有别于他人的道路，张炜自己为自己的这种行为有个命名“胆怯的勇士”。 二 张炜在写作小说的途中为何突然花费巨大的精力开始散文的创作，他的心理的图式和思索是一种什么状态？ 整个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张炜的散文作品非常少，且没有引人注目的篇章，在八十年代的后期，在那个动人心魄的夏季过后的郁闷中，张炜的散文开始增加，而到了九十年代，整个世界市声喧嚣，变成了一片莽野，落红狼藉。一点也不隐讳，张炜对市场这只螃蟹是害怕的，对飞速发展的商业帝国心怀恐惧，张炜的话”是心怀仇视的”。这有点象海德格尔，当年海德格尔看到美国登月的画面，失声痛哭。别尔嘉耶夫在《论人的奴役与自由在》中说“人发明了强有力的技术，这个强有力的技术可能成为改变生活的工具，但也奴役他，让人的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服从自己。”人成了自己创造工具的奴役，人发明强有力的技术本来是解放自己，却异化了自己，这是人始料不及的。张炜在《我跋涉的莽野“》中也说： “没有对于物质主义的自觉反抗，没有一种不合作精神，现代科技的加入就会使人类变得更加愚蠢和危险。没有清醒的人类，电脑和网络，克隆技术，基因和纳米技术，这一切现代科技就统统成了最坏最可怕的东西。今天的人类无权拥有这些高技术，因为他们的伦理高度不够。我们今后，还有过去，一直要为获得类似的权力而斗争，那就是走进诗意的人生，并有能力保持这诗意。” 张炜与现代物质社会有点“隔膜”，他心怀恐惧,，张炜既忧生，又忧世。他开始张扬非功利的诗性人生与新的伦理，以期超越现世生存的苦痛，其实，这也是传统儒生大多数走的路子，文学是一种“无用之用”，但又必须找出文学的“用”，于是张炜的散文不是大多数所谓的美文，而是“不用粉饰之字”多为美刺篇章。但我们这里还必须探察一下人的恐惧与慰藉的问题。身外世界的偶在和不确定，是产生恐惧的原因，英国神学家詹姆士·里德的说，“许多恐惧都是来自我们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理解，来自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控制。”“为了实现完满的人生，需要我们做的第一事情就是去获得控制恐惧的力量。”张炜走向了一种反抗恐惧与寻找慰藉的路途，无论是现实空间的还是心理，抑或一种表达。 张炜有篇《一辈子的寻找》谈到寻找是难的，目标幻化，只有寻找是确定的，有点象鲁迅笔下的过客，过客只是走，一直走。但目标有时又是充满诱惑力，象精灵，张炜说是魅人的狐狸： “──狐狸有一个故事。它在深夜伪装成一个姑娘泣哭，哀惋动人。有人从床上起来，到窗外去寻找哭声。可他进一步，哭声就远了一步，永远在前方的黑暗里，似乎顷刻可至，实则无边无际。那人明白过来，骂一声狐狸便上床了。我想自己苦苦寻找的东西就好比幻化的精灵，它游动跳跃在空中，可望而不可及。它是一个存在，以我们无法明了的方式存在着。它的周围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支撑，变化多端。比如它的远离，竟然是因为我们的逼近。这多么让人费解！难道寻找是错误的吗？难道人类不该前进吗？可它又明明因此而愈加遥远。” 寻找的意义，就是在找一种精神的支撑点，就是面对绝境而不绝望，一种保持灵魂高洁的真诚。因为人面对恐惧，总想缓解，在童年时有母亲守护，而成年被抛到了社会的虚空里，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人是脆弱的，总想寻找一种关怀和慰藉，于是人们开始反抗这种恐惧，在恐惧中受难等待，在恐惧中注入意义，抵挡恐惧。 人们抵挡恐惧的路数是不一的，幼小时受到伤害和恐惧，有母亲给予消解，而长大后呢?张炜虽然在生理成人，但他的心理却要找一个母亲的替代来慰藉,，张炜找到了一块称为“野地”（故地）的母亲的替代。在散文《融入野地》有这样一句话“这里处于大地的中央。这里与母亲心理的距离最近。” 在野地，张炜发现感悟了什么？故地之外的伤害和故地的慰藉，“语言和图画携来的讯息堆积如山，现代传递技术可以让人蹲在一隅遥视世界。谬误与真理掺拌一起抛撒，人类像挨了一场陨石雨。它损伤的是人的感知器官。 失去了辨析的基本权力，剩下的只是一种苦熬。一个现代人即便大睁双目，还是拨不开无形的眼障。错觉总是缠住你，最终使你臣服。传统的“知”与“见”给予了我们，也蒙蔽了我们。于是我们要寻找新的知觉方式，警惕自己的视听。我站在大地中央，发现它正在生长躯体，它负载了江河和城市，让各色人种和动植物在腹背生息。令人无限感激的是，它把正中的一块留给了我的故地。我身背行囊，朝行夜宿，有时翻山越岭，有时顺河而行；走不尽的一方土，寸土寸金。有个异国师长说它像邮票一般大。我走近了你、挨上了你吗？一种模模糊糊的幸运飘过心头。” 如果一个人的感知器官受到了损伤，那后果呢？目不辨山川星辰日月，耳塞听自然籁声，人沉入万古如长夜的沉渊，张炜在这里有个表达和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的结尾用了同样的令人震惊和沉思的文字“他们在苦熬”。是的，在二十世纪，人的所谓的理想乌托邦、理性被二次世界大战和无边的谎言、大饥荒、大清洗、奥斯威辛击得粉碎。人们象陷在黑暗的冰窟，失去了护持，人们第一次感到了生存的恐惧。苦熬是一种受难，但没有放弃的生存的状态，还存在着一种面对绝望的希望。 张炜在故地重新缝合上被剪断的肚脐，肚脐是一输送养料的管道，他用了一个词“融入”。“泥土滋生一切；在那儿，人将得到所需的全部，特别是百求不得的那个安慰。野地是万物的生母，她子孙满堂却不会衰老。她的乳汁汇流成河，涌入海洋，滋润了万千生灵。”故地连接了人的血脉，人在故地长出第一缕根须。在故地就象在母亲的怀抱，你可以诉说昨日的流浪，你的感知变得敏锐，只轻轻一瞥就看透世俗，在这里你可以寻求和你一样朴素、安静、纯真的同类，因为你可以凭着饮用同样的乳汁散发的奶腥识别的。这里就象童年的暖炕，“在这里我弄懂一个切近的事实，对于我们而言，山脉土地，是千万年不曾更移的背景；我们正被一种永恒所衬托。与之相依，尽可以沉入梦呓，黎明时总会被久长悠远的呼鸣给唤醒。” 这是一种诗意，对世界悲观并非意味着绝望，正视生命的悲怆和人生的无意义也非意味着逃避人生，悲观不等于厌世，真正的悲观是视苦难为生命的应有之义，把苦难转为生命振作之力。 张炜的寻找是沉入底层，他寻找的慰藉也非虚幻。从写作的层面，张炜的小说创作使他的生命紧张，而他把一部分经历转向散文，有他内在的必然，小说的文体的限制，使作者在文本中虚化，而散文在最终的意义上，是和作者等一的，散文的高度，就是作者精神的高度，张炜说散文非作文“一个人只要有较好的文化素养，都应该能够写出一手好散文。它可以是言论、书信、日记、回忆，也可以是一个人在特定时刻里的自吟自语。后者之所以也可以是好的散文，就因为它所具有的‘实用性’：安顿自己的灵魂。这时，它产生的过程也是自然而然的。” 张炜的散文观念不是把散文当成寻章嚼句的美文，他强调的是实用，是安顿人的灵魂。散文的写作，就是慰藉的发生。在散文中他获得了宁定。虽然他走在寻找的路上，但他的心已经沉实，路上的野花草不会转移他，他走，只有走，在《融入野地》的末尾，就是这最好的注脚： “就因为那个瞬间的吸引，我出发了。我的希求简明而又模糊：寻找野地。我首先踏上故地，并在那里迈出了一步。我试图抚摸它的边缘，望穿雾幔；我舍弃所有奔向它，为了融入其间。跋涉、追赶、寻问——野地到底是什么？它在何方？ 野地是否也包括了我浑然苍茫的感觉世界？ 我无法停止寻求……” 三 张炜的散文非美文，他的散文有内在的力和质地，他虽然退守在平原的一角，但不是书斋里的知识分子，他坚守的是“野地”为伦理的修身型的知识分子类型，“我曾询问：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源自何方？它的本源？很久以来，一层层纸页将这个本来浅显的问题给覆盖了。当然，我不会否认渍透了心汁的书林也孕育了某种精神。可我还是发现了那种悲天的情怀来自大自然，来自一个广漠的世界。也许在任何一个时世里都有这样的哀叹——我们缺少知识分子。它的标志不仅是学历和行当上的造就，因为最重要的依据是一个灵魂的性质。真正的“知”应该达于“灵”。那些弄科技艺术以期成功者，同时要使自己成长为一个知识分子。” 张炜拒绝的是“恶俗”的知识分子，面对逍遥的骗子、昏愦的学人、卖了良心的艺术家，面对那些极度害怕贫困，注重自己的仪表，却没有内在的严整性，善于尾随时风，在势与利面前一个比一个更乖的所谓知识分子，张炜把自己和他们划开，“我宁可一生泡在汗尘中，也要远离它们。” 张炜的散文不是闲适的，他的散文是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与文学意义的追问和思考，他沉静地读先秦诸子、读画家的画幅，读天地岁月，但他却有一颗拳拳的不能忘世的心、忧世的心。他本色是书生，但有时却象斗士。这并不隔膜，他有这样的定力，澄静时在深山面辟数载，沉婉如处子，但一旦发现目标，又如鹰隼腾越，“草枯鹰眼疾”。这种姿态是属于张炜的独特的，这种姿态有点象鲁迅，鲁迅在绍兴会馆终夜临习古碑、整理文献，好象与世隔绝，在《中国小说史略》的前言部分说“瓦釜已久，虽延年命，已复悲凉”，好象鲁迅忘世了，但拟古玄同的造访后，鲁迅马上拿出爆炸似的撕裂黑暗的《狂人日记》。而张炜说过“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差不多超过了所有中国作家。他永不妥协，永不屈服。他使我懂得：一个真正的作家必定是战士，一切闲适的超然的作家，都有可能变成酸腐的文人，而不是作家”。 张炜在鲁迅那里获得了心灵的支持，并且在这个物欲的时代，用自己生存的姿态和良知勇气，对知识分子和社会的种种不义卑污进行攒击。这需要一个人不仅需要学会爱，更需要学会“恨”，---这个挚爱的最好的表达，张炜在散文中不乡愿、不中庸，张炜有许多夜读鲁迅的文字，鲁迅的文字是需要在深夜读的，鲁迅文字的浓黑只有在夜间才能理解，那种绝望式的挣扎的文字不可能在正午写下。张炜随读随写，“读了伟大的心灵，自己感动，就记下来。我今天把当时潦草的字迹抄正、充实，心中生出了阵阵温热鲁迅先生当年对一些微不足道的、叽叽喳喳者也给予了认真驳辩，说明他当时的心情激愤而朴素，更有一份为真理献身的勇气。”鲁迅的写作的方向修正着张炜散文的方向，在恶俗的世界里，张炜的文字风雅不起来。他没有寻求所谓的生存智慧，也没有浅薄的幽默，他要求的不是世俗的名利，他攀行的是精神的阶梯，现在的知识分子多世故，开始用掌握的话语进行一种有意和无意的欺骗，张炜对此不是隐忍不言，他要学鲁迅指出恶俗的荒唐，他提倡的“恨”是令许多人心灵不舒服的，张炜有一篇谈论鲁迅的文字叫《再谈学习鲁迅》“‘会恨’包括了恨的方向和深度----特别是深度。这不是一般的恨，不是一般的冲动，而是深深的、永久的，永远也不会遗亡，永远也不会转移，恨得结实，恨得无私。一般的人会这样恨吗？一般的人只会自己恨，鲁迅正因为会仇恨，所以人们才时常能感觉到他的大爱，这种爱是那么深，不会仇恨的人，永远也没有这种爱。仇恨是人性的力度，是做人的原则，是一种道德的召唤，真正的艺术家，有力量的艺术家，要学会仇恨，这也等于说，要学会挚爱。” 恨使张炜的散文增加了力度，没有爱，人将不人；没有恨，也就没有了谴责，也没有了抚慰。学会恨是张炜的选择。恨是一种血性批判，其强大的内驱力正是由于写作者有所至爱，有所守持。我们也会看到张炜对阳光和花朵呢喃、对远方的期盼，爱与恨实际是统一的，最愤激的批判，实际是张炜放不下多灾多难的土地和民族，他是爱这个民族悲悯这个民族的。但是这是一种理性的恨与爱。 张炜指出智识阶级身上和内心的虱子，张爱玲说人生就象华美的袍子，里面布满了虱子，这是一句机智的话，而张炜就象《皇帝的新衣》里的孩子，他指证了真实，中国人是常瞒和骗的。鲁迅先生指证了这种瞒和骗，这需要在世间立身的大勇。张炜在现实面前不是一个被现实奴役的人，他表现出抗争。在当代散文写作的过程中，很多的人采取的是一种人格虚化，他们和现实不发生冲突，而是闲适、游戏，与现实讲和。 张炜有大爱，面对底层劳动者的赤贫、无奈，面对恶俗世间的残忍和掠夺，张炜发出的是抵抗者的声音，他有一种道德的神性光辉，美国女诗人狄金森有一首诗“如果我能让一颗心不再疼痛/我就没有白活这一生/如果我能把一个生命的忧烦减轻/或让悲哀者变镇静/或者帮助一只昏迷的知更鸟/重新返回它的巢中/我就没有白活这一生”，弱者，张炜是站在弱者一边的。在《有一个梦想》里，张炜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和“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给世纪末廉价欢快的人一点不和谐，他提到鲁迅先生“睁了眼看”就是不回避，有真心，能牵挂。千年过去，但有千年不变的风景“我看过不少富庶之地，那里伟大的‘开拓’真是空前绝后，已经学得很象欧美。我也看过更多的边地远野，那里的贫寒之相让人目不忍睹。无论在这一极还是那一端，到处都有食不果腹者，有在雨水和寒风中哆嗦打抖者，还有，伴随这些的，到处都有成行的进口车，成排的盛宴和欢庆，一掷千金不眨眼的官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周作人、林语堂们提倡性灵小品，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人世，去除自我的偏狭愤激，稀释自我的感情浓度，获得平和，以“雅、拙、朴、温、重厚、通达、中庸”为趣味。鲁迅却说现在是“泰山崩，黄河溢”，这种选择是“抱在黄河决口之后。淹德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世界的残酷依然在身边上演，这种选择的闲适也是充满危殆的。鲁迅说选择者恰恰是忘记了自己抱住的仅是一枝树梢头，但对于“泰山崩，黄河溢”“目不见，耳不闻”，这使得自救者连这种危险性都没有省察，转而认为是获得洒脱。这无疑是一种自欺和盲视，但身边的洪水那天也会把树梢淹没。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在小平原读书写作的张炜也非抱住树梢头的闲适派的缘由，鲁迅先生曾这样说过“象牙塔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不相同，这里连摆‘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也正因此，当周作人提倡晚明小品时，鲁迅说枕上厕上，车里舟中，也真是一种极好的消遣，但鲁迅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必须正视的，不要忘记了历史的整体性，晚明的性灵只是一个小小的历史插曲，对人的残酷虐待是历史的整体的特征。鲁迅引述了同样是明代历史的惨绝人寰的画面： 《明末记事本末》载明成祖将旧臣景清“剥其皮，草犊之，械系长安门，磔其骨肉。” 《蜀龟鉴》载张献忠剥皮法“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卒逾日始绝。” 《安龙逸史》在孙可望剥李如月“剖脊，及臀，---及断至手足，转前胸---至致颈绝而死。随以灰责之，纫以结，后乃入草，移北城门通衢阁上，悬之-----”明朝是以剥皮始，也以剥皮终的，在这强大而震惊的历史面前，也可以说在古代的一次次的奥斯威辛面前，一切的和谐优美的诗都是可疑的。把残酷划为有趣，不为世界所动的幽默也是可疑的，为何在面临世界狂欢的时候，张炜在《有一个梦想》的声音是那样的豁人了“智识阶级讲体面，讲风度，下笔之前只是惦记三坟五典，西洋拉美，已经厌恶人间烟火。这是可悲的，这种悲其实连着当年杜甫之悲的源头，智识阶级的背叛与另一些人的背叛在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背叛的智识阶级眼里没有焦灼，没有激愤，也没有什么真正紧迫的问题。他们正忙于无耻的拜金时代所交给的一切。”张炜的写作不是回到内心，虽然人们常把散文当作最贴近内心的文体，他回到的是心灵的细节，是事物存在的现场，是底层的广大的空间，是吃饭穿衣这基本的人间的常识。他是具体的，生动的，他与底层的关系不是超越，而是血水相依，面对黑暗他承受，抵抗，并心怀悲悯和拯救！这种内在的质地规定，使他的散文挣脱了甜媚，走向厚重，挣脱了起承转合，走向了内容覆盖了形式。 “宏论已经太多，先是应该打住，然后去大街上，去寒风里，扶起垃圾堆旁摇要谎晃晃的饥汉，给无衣无被漏屋破锅的贫民想个办法。今冬也寒，江南落雪，中原悬冰，瑟瑟抖抖的打工者于路上挣挤，好端端的客轮在近海沉没。仅是这一幅图景就让人在大节里高兴不起来。” 张炜的梦想是中国出现大悲悯，除掉杜甫的当年悲，这是最古老的牵挂，而今还牵挂在张炜的心里这是一种良知。他有种焦灼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张炜的许多小说其实是应该做为散文读的，就如鲁迅的小说、汪曾祺和孙犁的小说，人们常分不清文体的界限，张炜的《致不孝之子》、《梦中苦辩》、《远行之嘱》，我亦是当散文看待。特别是《致不孝之子》，这是一篇愤书，也是一篇批判与揭露智识阶级的檄文，这是一个步入老境的老人对儿子的自语和独语，他戳穿了知识者身上的伪装，或者就如朱学勤说的文人雅士内心的虱子，“一般而言，文人雅士的内心虱子要比老百姓多那么一点，因为他们离不开‘瞒’与‘骗；。比如潇洒、超脱、闲适，这类美丽符号就是为文人雅士内心准备的虱种。文人雅士经常舔惜内心那张华美皮袍，把他弄得又暖又湿，故而那些虱种特别喜欢爬上那张皮袍，并以惊人的速度在那上面迅速繁衍开来。” 这是一个在底层，平民之下者的儿子，磨难甚多，为了喘息、活、手足并用，挣扎流血，在父亲看来底层的规定：儿子应该远离恶行邪念，这是本能；然而儿子太精明，人海中避害趋利，游刃有余，宦路仕途，文墨生涯，学术人生，陷坑累累，儿子小小年纪，懂得太多，就为一个好处，可以对导师落井下石。 这是张炜借助老人之口，对智识阶级的讨伐：胆怯心虚的知识者，拉帮结伙，寻找安全，假设道德支持。老人说这是群蝇而非群鹰。 世界太恶俗，儿子的磨损使父亲胆寒，他要告戒天下的儿子，世界有第三只手，那是公正，不要做有知识的蠢人，葬送了自己也污浊了世界。“我儿勿躁。笃定沉思。要朴素真实地做人。要有耿直之美。我要告诉你的是：真理这东西还是有的。你活着感激谁？谁给了你生命并使之延长？追根究底，也不得不认定：真与善使人生，假与恶使人灭。孝，就是感念回报。古往今来，一切背弃真善的行为，都是不孝的行为。” 我们在张炜的笔下注意到，他常用智识阶级来表达对一类人的愤怒，张炜说对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恶俗化有伤人心。确实知识分子身份的确定，是因为他是批判的，不批判无以言称知识分子。从左拉““德雷福斯案””中，现代知识分子才诞生，面对已经尘埃落定的“德雷福斯案”，左拉以书信的形式向全国揭露体制制造的这起冤狱，左拉写下：“知识分子宣言”（又译“我控诉”）。 鲁迅喜欢的一个动物形象是“猫头鹰”，而左拉就象会发出“恶声”的猫头鹰无情地把黑暗展示出来，猫头鹰是鸟中的异类，白天没有它的踪迹，它属于黑夜，它在黑夜守望，它知道黑夜的秘密，它要向人们说出黑夜的制造者，张炜说自己是大地守夜人，我想枭叫的猫头鹰可能更适合些，这代表了异类，象远离喧嚣，躲在小平原，猫头鹰躲在暗夜里。这是一种古怪的鸟，不与喜鹊同类，但却明察夜间的一切，这是为黑夜而生的鸟。 如果谁说有人把张炜逼成了古怪和孤愤，我说没人；如果谁说没人把张炜逼成了古怪和孤愤，我说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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