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户人家，大儿子死了，爹就让二儿子和大儿媳妇同房，生了儿子就归大儿子那一房。老二不愿意，觉得哪有这样的道理，所以晚上同房的时候就把那啥遗在地上了。上帝觉得老二做了一件很可恶的事情，就把他也弄死了。
这个现在看起来非常鬼畜的故事，记载在《圣经·创世纪》的第三十八章。
俄南的故事，后续发展更硬核，有空大家可以找来看看
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是非常宝贵的社会财富。为了鼓励人们多生孩子，在教育民众的故事里出现这样的故事，其实并不奇怪。
坏就坏在《圣经》在欧洲中世纪成为了不可违背的经典。于是，不已怀孕为目的的同房行为，都被看做一种罪行。
当然，避孕也是。对中世纪的神学家来说，避孕罪大恶极，同谋杀、异端、行巫术一样，都是重罪。
不过，这种谴责也许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我们知道中世纪的人大多非常虔诚，但凡做了违背教义的事都得上教堂忏悔。当时的教堂还非常“贴心地”为各个行业准备了内容不同的忏悔手册。奇怪的是，在药剂师的忏悔手册里，却没有帮人避孕的内容。学者们认为，这说明了当时的药剂师并不提供这一类的服务。而且，在当时的世俗法律里几乎没有提到什么避孕罪，文学作品里也很少有这类记载。
原因可能有两种。要么就是当时的人不怎么避孕。“怕什么怕，大不了生出来”。要么就是当时的人都多少掌握一些避孕的土方，床上的事情不怎么被外人所知道。在为普通人准备的忏悔手册中，的确列有避孕这一条，但无法知道有多少人来为此忏悔。
所以关于中世纪人避孕行为的普及程度，实在是一本烂账。
欧洲中世纪也是有《本草纲目》的哟
不过，我们所能知道的是，在当时的医学著作中，已经有了关于避孕药物的记载。
比如，文献中记载着一些可以加速月经或清洗子宫的混合物。这些混合物还可以用来解决意外怀孕的困扰。比如一本中世纪的食谱《解毒药集Antidotarium》中记载着几种草药混合起来可以加速月经的到来，里面有黄边龙舌兰、唇萼薄荷、马兜铃、艾蒿、没药、甘草、胡椒、欧芹和鹤虱草等。这种混合汤剂能否发挥效果，完全看其中的某些成分的含量。比如胡椒其实对孕妇没什么用，除非打喷嚏太猛了。而唇萼薄荷和鹤虱草，据说效果倒是不错。所以建议现代女性切勿好奇尝试。
除了生化药物之外，当时还注意到了隔离的手段。在阿维森纳所著的《药典》中，建议在同房之前将薄荷置入女性下体，同时认为雪松分泌的油脂有杀精的效果。另外，海绵、草药糊和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动物粪便之类的，也被当时的人认为可以拿来往下体里塞，隔绝受孕。
杜松
当然少不了“事后补救”。如果女人不想要孩子，就等完事以后开始运动。跳起来再蹲下去，试图把那啥给抖出来，不过这种方法有没有用呢？除了让大腿变粗以外，基本没什么用。
如果以上说的这些，都还和科学探索有些联系，那么，魔法或巫术的手段估计会起到吓唬男性，导致无法正常发挥功能的作用。比如在同房之前先在身上挂骡子的睾丸或者骡肉，因为骡是无法繁衍后代的嘛，当时人希望骡子的睾丸也有这样的功效。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骡子的睾丸也不是必须的，女性只需要在床前挂一块驴皮就行，再后来黄鼠狼的睾丸也是可以的。还有的则会奉劝男性在上床之前喝柳树皮泡的茶水，因为医学书中说，性欲来自于体热，而柳树皮有凉血的功效……
该绑在哪儿，一目了然了是吧
德意志妇女的巫术脑洞更大，比如同房的时候在屁股下面垫手指，垫几根就保佑几年不怀孕；将一只青蛙连续吞入口中三次再吐出来；去妹妹的坟头高呼三声：我不会有孩子！之类。
没有用！该怀的总是会怀上。怎么办呢？堕胎。
公元前1世纪左右的奥维德曾经写过一篇挽歌，痛斥堕胎的女人：
“她，真了不起，她把他们的孩子，这个还没成熟的小果实，从肚子里摘掉了，她应该在这种行为中去死。什么！为了不让别人说你肚子上的妊娠纹丑，就发起这场战斗……如果在世界最初的是后期，母亲们都采用这种方法，人类早就在这种罪恶的行为中灭绝了……即使是雌老虎也不会在山洞里杀死自己肚子里的虎崽……但是很多女人都这样做，却不受处罚。”奥维德是一位以抒情见长的作者，从小就不喜欢学习论文写作，一辈子当不了大官，写出来的东西也少了点逻辑性。不过，他的这种“如果全世界都xxx，那么yyy”的模式，倒是现在依然被趋之若鹜。
奥维德
不管怎么说，以上这篇文本说明了两件事：第一，在罗马时代，堕胎的行为已经出现，而且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第二，当时有些人对这种行为很愤怒，比如奥维德。
事实上，还有很多材料可以作为佐证。比如在当时的博物学家的著作里，可以找到很多帮人堕胎的药方；在罗马法中也有对堕胎的惩罚条款。
在欧洲，用草药解决身体问题的专家被称为“wisewoman”
这些传统或多或少地流传到了中世纪。不过对于中世纪的家庭来说，堕胎最大的障碍来自于基督教的说教。
教会神学叫人爱人如己，个人应该像基督一样牺牲自己。人为的流产表示你不肯为别人牺牲自己，这就违反了诫命。
而且，更严重的是，堕胎的妇女还有可能犯了故意杀人罪。根据教父奥古斯丁的观点，中世纪的神学家和教会法学家将胎儿的生命分为两类：不足40天的，和超过40天的。他们认为超过40天的胎儿就已经有了灵魂，这个时候堕胎就是一种犯罪，通常要遭受一定的惩罚，比如禁食、朝圣等忏悔。
将药物置入体内
到了年以后，法律逐渐变得严格起来。很多法学家呼吁堕胎的惩罚应该等同于杀人未遂。不过理论是一套，实际操作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欧洲很大，每个地区又有各自的管理方式和地方传统，不可能形成一套统一的操作规范。在有些地区，法庭要求调查人员不仅得找到两名目击证人，还得找到尸体，并且要有证据证明嫌疑人真的曾经怀孕。要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实在太难了，所以如果是整个家庭内部商量好了不要孩子，就基本上不会被抓到把柄。
甚至，很多时候，男主人诱奸了女仆或庄园里的农家女，他们不希望生下私生子，也经常逼迫可怜的女性堕胎，这种行为根本没人能管得着。
当时的世俗法庭很少有与堕胎相关的案例，以至于历史学家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妇女堕胎，以及其中的男女婴比例。只能从教会人士不断的警告中推测，堕胎这种行为在中世纪非常常见，数量多得令宗教界忧心忡忡。
不过，即便是在基督教的圣徒传说中，也有帮人堕胎的情节。相传，6世纪的爱尔兰，有位叫基尔兰的圣人，他救出了被国王强奸的修女。后来这名修女就怀孕了。基尔兰发现之后，“在她的腹部画了一个十字，于是她的肚子马上就恢复了原状。”也就是说，各地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也大不相同，无法明确什么样的孩子是应该出生的，什么样的孩子可以被拿掉。
虽然从实践层面上无法对堕胎加以限制，但堕胎行为本身的危险性非常高。当时最极端的堕胎方法是外科手术，这种方法也可以用来应付难产的情况，就是用尖锐的异物深入母体内弄死婴儿之后再陆续取出来。在孕早期，也有使用纺织针和其他尖锐物体刺穿胎儿引起早产的办法。
想象中的子宫
当然还有一些草药制成的堕胎药水，这些草药可以增加骨盆区域的血液流动，被称为abortivenena（流产药水）。药水也有外敷内服两种使用方式，内服自不用说，而外敷则需要将羊毛制成条状，浸泡在药水中之后再塞入女性下体。这些药物本身没有经过化工提纯，本身具有毒性，加上使用不慎会造成大出血，导致女性死亡。
比如，含艾蒿汁的液体可以导致流产，但艾蒿本身有毒性。
但生孩子的危险并不比堕胎小。因此对于中世纪的女性来说，差别并不是很大，养不起的孩子、不名誉的孩子，不要也罢。
于是，这里就得澄清一个额外的问题了。去年5月份，爱尔兰才终于公投通过了堕胎合法化，而且仅仅限定为怀孕12周以内。很多人以为那是中世纪笃信基督教惹的祸，其实事情恰恰相反。在公认基督教统治最严格的中世纪，堕胎的自由度反而高过现代文明的某些国家。而现代天主教国家不让堕胎的直接原因是从年开始的。那一年，教宗庇护九世下令：“在怀孕的任何阶段堕胎都要被逐出教会。”他还说，所有堕胎都是谋杀。
好了，讲完堕胎，我们喘口气。
如果孩子生下来了养不起怎么办？那就只好找个荒郊野岭丢了吧。
正如维吉尔所说，这个世界的确是由弃婴“造就”的。
比如罗马城的缔造者罗慕路斯与雷穆斯、希伯来的先知摩西、希腊悲剧中的俄狄浦斯，还有中国传说中的三藏法师都是弃婴。
当然，神话传说本身并不可信，但可以推测出古代人对弃婴的现象屡见不鲜。
被人从水里捞起的摩西
在这些故事中，被原生家庭抛弃反倒是幸运的事情，因为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到最后都成了伟大的人物。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喜剧不常有，悲剧倒是时常在发生。
当度过了中世纪最悲惨的几百年时间，进入11世纪，经济开始好转，社会逐渐安定下来，人口也开始随之增长。到了12-13世纪，欧洲人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比如法国的巴黎，年人口16万人，到了年就来到了21万人。而这些人口并不是生孩子生出来的，而是来自于移民。
移民从农村移居到城市，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穷。但凡在家里能呆的下去，都不至于背井离乡全家搬到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男人来了打工，女人呢，也不能在家闲着呀，做针线活、织工、做家政或者洗衣妇。这些工种的收入都非常微薄，难以糊口，因此外来妇女往往不得不选择卖淫。在这样的背景下，遗弃婴儿就成了他们的必然选择。
在巴黎圣马丁代尚的司法记录中记载到，年9月6日，一位母亲在香槟沙龙主教府邸的门廊上丢弃了她三岁的孩子。母亲转身离开的时候，孩子哭了起来，警醒的人们跑出来把她给抓住了。
在当时的教会人士看来，弃婴现象是非常令这些道德家难堪的。他们想各种办法来杜绝它。力所能及的收养，是最直接的帮助。
比如当时的台伯河里经常漂着被淹死的婴儿，于是教会决定在教堂外墙上装一种旋转门。妇女们不要孩子，不必丢进河里，可以选择悄悄放在旋转门边，然后转动一下门，婴儿就会被转入教堂里，然后在摇一摇门边上的铃铛，以便教会人员收留孩子。今天，在梵蒂医院里依然可以看到这种旋转门。
佛罗伦萨育音堂内的弃婴旋转门，该建筑由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设计
医院的弃婴门
这种旋转门保证了父母的隐私，因此很快就被欧洲其他地方所采纳。年，德国将这种设计用到了孤儿院的外墙上，但只使用了5年。不是因为门坏了，而恰恰是因为它太好用，以至于大家生了孩子都往这里送，很快孤儿院就无法照顾那么多的婴儿，爆仓了。
医院本来也想负担一部分收养弃婴的职责。一批有改革精神医院改革，让照顾弃婴的工作更加精细。13世纪的时候，医院都加入了其中。不过，同样因为孩子太多照顾不过来，医院们很快就退缩了。年，医院直接申明：“我们是不会接待弃婴的，因为如果我们接待他们，这些孩子会大量涌入，以至于没有足够的物资来照顾他们。更重要的是，这些孩子的照顾责任不属于我们，而是属于教区教堂。”你看，踢皮球了吧。
到了中世纪晚期，地方上一些富有的阶层也加入了救助的队伍，他们出钱出力来照顾穷人和病人，包括那些弃婴。在14世纪，可以看到很多遗嘱中专门写明了留给当地教堂收留弃婴的专项资金。
灵魂救赎的需要，演变成了私人的慈善事业，给市政和教会资金以很大的补充。这些资金的流向名目繁多，有的直接捐给教会或市政资金，有的则是定向捐助给社区或家庭，名为弃婴保育费，为他们提供一笔请奶妈的费用。
不过，这些办法都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弃婴现象。学者博斯维尔（JohnBoswell）发现，直到18世纪晚期，在欧洲的一些城市里，依然有很多孩子被遗弃。他们有的是因为没有名分，有的是残疾，或者是因为家里穷。比如图卢兹的记录显示，富裕地区的弃婴率有15%，而贫困地区更是高达45%。巴黎的弃婴率有20%-30%，米兰也有25%。
即便到现在，弃婴依然是文明社会里一道看不见的伤口。
在意医院，标牌用多国语言呼吁母亲把不想要的孩子交给新生儿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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