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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程嘉静中国社会科学网
西南路招讨司是辽朝创设的重要军政机构，也称作“西南面招讨司”“西南面都招讨司”。《辽史·太祖纪》载，神册元年（）“秋七月壬申，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俘其酋长及其户万五千六百……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首万四千七百余级。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遂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讨司”。《辽史·百官志》载“西南面都招讨司，太祖神册元年置。亦曰西南路招讨司”。学界多据以上二则史料，认为西南路招讨司设置于神册元年。事实上，西南路招讨司应设置于会同元年（）。就其军事防控对象而言，也应分阶段讨论，不能笼统概之。
设置时间辨
辽朝设置西南路招讨司，不能忽略其重要的历史背景。《辽史·地理志五》记载：“太祖平党项，遂破天德，尽掠吏民以东。后置招讨司，渐成井邑，乃以国族为天德军节度使。”此系指神册五年辽朝两次攻打后唐天德军（治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西岸、乌拉山北部），十月攻占其城，擒后唐天德节度使宋瑶，俘获其家属，徙其民于阴山以南，之后“置招讨司”之事。辽朝在阴山以南之地统治根基相对稳固后，设置西南路招讨司才被提上日程。
关于《辽史·太祖纪》提及的辽太祖在神册元年改武州为归化州之事，《辽史·地理志》如是记：“归化州，雄武军，上，刺史。本汉下洛县。元魏改文德县。唐升武州，僖宗改毅州。后唐太祖复武州，明宗又为毅州，潞王仍为武州。晋高祖割献于辽，改今名。”其追述了后唐太祖、明宗、潞王时武州分别称为武州、毅州、武州，直到晋高祖石敬瑭割献燕云十六州于辽，辽改武州为归化州，并未提及辽太祖时武州改为归化州之事。年，因燕云十六州归辽，辽朝改年号为“会同”，正式升幽州为南京，而改南京为东京。因而辽朝改新州为奉圣州、武州为归化州是在情理之中。
武州如果在神册元年就在辽朝的控制之下，何以又会属于后唐政权？石敬瑭又怎会献上武州？因此，武州应是会同元年之后才被改称归化州，之前一直属于五代各政权，妫州改为可汗州与之相同。在此背景之下，辽朝设置了西南路招讨司，暗合了二州改称之后设置西南路招讨司的事实。
虽然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所置部族中有部分隶属西南路招讨司，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设置于太祖时期。例如，突吕不室韦部与涅剌拏古部，均为太祖时所设，节度使属东北路统军司，有学者认为东北路统军司是辽朝在东北地区设置的重要军事机构，其前身是东北路详稳司，成立时间大致在咸雍七年（）至大康三年（）之间，则不能以某部族的设立时间来断定所属军司的设置时间。辽太宗天显十年（）秋七月丙申，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其主所讨，遣赵莹因向西南路招讨卢不姑求救。可见，年已经设置西南路招讨使，这也是现有史料中关于西南路招讨使最早的记载。三年后，燕云十六州归辽朝，辽朝全面改革官制，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好地管理西京地区从而设置了西南路招讨司。因而仅依据《辽史·太祖纪》和《辽史·百官志》就判断西南路招讨司设置于神册元年，实际上是对史料的误判。其设置时间应以会同元年为是。
军事防控对象的演变
西南路招讨司下辖丰州天德军、云内州开远军、宁边州镇西军、东胜州武兴军和金肃州河清军。作为辽朝西南重要的军政建制，西南路招讨司起到了震慑丝绸之路上诸小国的作用，对辽朝的河西经略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它和西北路招讨司协同作战、相互配合，共同维护着辽朝的北疆防线。西南路招讨司的军事防控对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周边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西南路招讨司初设之时，目的是防范阴山南北以及幽云地区的西南诸部及五代诸政权，此可追溯到辽太祖时期。辽太祖建立政权伊始，阴山及幽云地区就是西南防御的重要区域，神册元年，辽朝虽然出兵攻陷了代北河曲及阴山地区，但是在此地的统治并不稳固。直至神册五年擒宋瑶，徙民阴山南，阴山之地才基本得以控制，进而成为辽朝重要的管辖区域。辽太祖时期设置的二十部族中，乙室部作为防守西南边境的部族，镇守于鸳鸯泺，而鸳鸯泺在今天的河北省张北县西北境，很明显其所防御的主要是幽云地区。其他诸如涅剌部、迭剌迭达部、品达鲁虢部、乌古涅剌部等均是由不同部族组成，他们大多镇守在辽朝的黑山，今天的内蒙古大兴安岭南侧，则辽太祖时期从阴山经今张北以北多伦一直到大兴安岭南侧即是其主要的防控区域。辽太宗继承了辽太祖的遗产并将燕云十六州收入囊中，因而乘势正式设立西南路招讨司，此时的西夏还不足以对其构成威胁，其防控对象和辽太祖时期是一致的。
随着辽朝版图逐渐扩大以及北宋、西夏的建立，西南路招讨司的军事防控对象也相应发生变化。《辽史·百官志》“北面边防官”条载“西京诸司，控制西夏”。西南路招讨司属于西京诸司之一，控制西夏是其重要任务，这应是西夏建立之后的事情。北宋政权于年代后周而立，西南路招讨司的防控对象从五代政权转变为北宋政权。
这种变化从辽圣宗析分的三十四部族中可见一斑。这些部族中除涅剌越兀部、斡突盌乌古部等分别保留或重置了部分镇戍黑山北部的室韦、乌古民户之外，西南路招讨司下辖诸多唐古户，诸如梅古悉部、颉的部、匿讫唐古部、鹤剌唐古部等，其为党项民，反映了辽朝因俗而治的一种治国方略，同时也说明辽夏间的军事较量，不排除西夏境内的部分党项人归化辽朝，得以析分为辽朝内部族的可能。辽兴宗朝，由于李元昊称帝及兴平公主去世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导致辽夏关系一度紧张，辽兴宗于重熙十三年（）和十八年两次亲征西夏，西南路招讨司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后一次对西夏的功伐战争，西南路招讨司和西北路招讨司联合作战，重创西夏。
北宋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年），宋太宗应雄州知州贺令图等奏请决定发起攻辽之战，以收复燕云故地，即所谓的“雍熙北伐”。辽朝派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等协同作战，牵制了深入蔚州、平州之宋军，保障了辽朝燕云地区的安全，后被加封为统军使。北宋人余靖在宋仁宗庆历三年至五年（辽兴宗重熙十二年至十四年，—）出使辽朝，其笔记中记述了西南路招讨司的职责——管理河西边事。
辽朝中晚期，在河西地区最主要的角逐对象是西夏和北宋。辽圣宗以后，西南路招讨司的军事防控对象由初设之时的阴山南北以及幽云地区的西南诸部及五代诸政权逐渐转变为西夏与北宋。
西南路招讨司的驻所在西京道的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其职责除了军事防御外，还兼具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对辽朝政权的稳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文系敦煌研究院院级重点项目“敦煌晚期石窟研究”（-SK-ZD-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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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辽朝西南路招讨司史实辨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