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士人们有的注重平淡安稳，有的努力追求功名，但无论哪种士人，都被这个时代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一、南北士族矛盾的表现（一）、南方士族讨厌落难的北方士族
西晋政治是一种“门户政治”。在“九品官人”法的优待下，北方士族一个个趾高气扬。但“八王之乱”一爆发，晋廷“政乱朝危”，中原的官吏、士族便只能见机行事，谋求生存。
而以“胡人”为主体的取晋代汉的“永嘉之乱”，进一步加深了中原官吏、士族“家破人亡”的厄运。
战乱中，侥幸留存下来的官吏、士族，为了苟全性命，保住“门户”，纷纷逃亡。一部分去了辽东（如刘胤等），一部分奔向荆州（如方回等）、江夏（如王尼等），而更多的则是来到了风景秀丽、社会安定的江东地区。他们或只身前往，或兄弟并肩，或父子相伴，或举族而迁，纷纷从北方来到江东，
他们中有皇室的后裔（司马承、司马祐、司马羕、司马宗），有根深
蒂固的北方老牌世族如太原王氏、琅邪王氏等，江东（又称江左）成了北方士族、官吏的避难所。
对于北方士族的“落难”，江东士族并不同情。对他们来到江东“避难”则是“冷眼”相待。永嘉元年（年）九月，作为司马皇室及北方士族的忠实代表，司马睿偕王导南渡建邺时，江东士族异常“冷淡”。
（二）、北方士族受歧视的原因
江东士族的这种“傲慢”态度，其实是对长期以来北方士族冷落、歧视江东士族的一种报复。北方人对南方人的轻视，由来已久。西晋时，在北方士族、官吏眼里，“吴人趑睢，屡作妖寇”，“吴人轻锐，难安易动”，对江东地区倍加防范。
与此同时，对江东士族冷眼相待，极尽蔑视。平吴之初，在封孙皓为“归命侯”时，虽许诺“吴人旧望，随才擢叙”但并未付诸行动。在北方士族眼里，江东地区是战败之地，不屑一顾。
晋武帝太康年间，原孙吴左将军、录尚书事华融的孙子华谭，因才学横溢，名冠东土之首，被举秀才，来到京师洛阳，却遭到北方士族的讥讽与冷落。
因此，在西晋的仕途上，江东士族始终处于“无援于朝，久不进序”的劣势地位。晋廷及北方士族长期以来对江东士族的冷落、歧视，使江东士族对北方士族、官吏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因此，当“洛京倾覆”，“落难”的北方士族、官吏逃奔江东时，江东士族便是“傲慢”相待了
二、南北方士族交游的心态矛盾（一）、文学心态的矛盾
首先我们要知道，西晋是一个“政失准的、士无特操”的时代。司马昭杀高贵乡公，夺曹氏天下，对于魏晋士人的心理影响非常大。马良环先生说过：“生活在西晋时期的文人，他们在是非标准上、在人生准则上，没有一个清楚的框架，没有明晰的内容。他们在人格的缺失方面特别的严重。”
这是知识分子人格缺失最严重的时代。陆机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之中，思想上和自己原先受到的儒家教育发生冲突，陆机希望在西晋政坛中谋得较好的发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可是残酷的现实让他很难处理好思想冲突下的焦虑和痛苦，再加上他亡国之余的自卑感，仕途更是坎坷而险恶。
然而，陆机作为北渡士族的领袖，有一种责任感和不畏艰难的精神在支撑着他，他要发挥自己的优势，通过文化交游来获取晋身的途径。和北渡士族相比，两晋之际的南渡士族在思想行为上则显示了变通的一面。
这是南渡士族儒学传统的一面，再者，在西晋玄风大畅的社会背景下，他们往往“濡染玄风，以儒玄为装饰品，俨如名士，这是门阀保持其特殊社会地位的必要条件。”他们适应了统治思想的变化，从而很快就能立足江东，寄情山水之间，而这是北渡士族所欠缺的。
（二）、政治心态的矛盾
我们知道，六朝时期的江东地区偏安东南一隅，实行文化封闭政策，保持着自身的汉末以降的儒学传统。江东各大高门世族也是把各自
的文化传统保持下来并发扬光大，陆氏家族就是其中的代表。
陆机本人自幼受家传儒学的影响，内心有着强烈的事功心理，而另一方面，作为亡国之余的他，北渡到洛阳出仕，自然会有一种政治上的自卑感。为了实现他克振家声的目的，他要与世斡旋，不断地与西晋政治上层进行交游互动。
不只是陆机、陆云兄弟抱有如此的心态，其他的北渡士族为了能够在北方立足，也是或多或少的与时委蛇。
西晋统一之后，北渡士族俯首入洛，希望在新的政权体系中谋得一席之地。但事实是，他们在北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政权体系中常被称为“亡国之馀”，受到北人的公然蔑视甚至侮辱：
自西晋末年的永嘉乱后，北方士族陆续南渡长江来到江东，以期在江东安身立命。这些两晋之际渡江而南的北方士族称之为“南渡士族”。我们知道，江东在西晋时期是被武力征服过的，那些南士都是北方士族眼中的“亡国之馀”。
这样，南士不免会有政治上的自卑感，北方士族南渡到江东后，虽然是被逼南下，属于“亡官失守之士”，一些南渡士人表现出对家乡的怀念和对前途渺茫的失望情绪，可是经过王导的开导，这些南渡士人逐渐从亡官失守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开始在江东求田问舍，逐渐立足江东。
这是和北渡士族的不同之处，北渡士族往往长期沉浸在“亡国之馀”的阴影中，有着强烈的政治自卑感。这是北渡士族永远的心理阴影，挥之不去，也成为他们在西晋政治交游中的弱点。
这种身份的自我贬抑虽说有一定的自谦意味，可是更多的是流露出内心强烈的政治自卑感。一方面，陆机等人不得不因为出仕敌国而卑躬屈膝；另一方面，自身又有着强烈的自尊心，这样就给他们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人格发生扭曲，造成人格上的缺失。
西晋有一个所谓“二十四友”，是以贾谧为中心的一批文化人，这些文化人的人格就很是缺失。贾谧是贾充的外孙，当时位高权重，风流调，所以这些文化人就聚集在他的身边，包括像石崇、潘岳、陆机、陆云这些人都是其中的人物，为了讨得贾谧的欢心，看到贾谧的车子经过，竟然就跪在车子后面望尘而拜。这是知识分子人格缺失最严重的时代。
三、南北士族迁移的意义（一）、对士族自身的发展
对比两晋之际南渡士族在江东的生存状态，发现北渡士族自身存在的一些弱点和不足，即政治上的亡国之余身份、思想文化上烙守儒家价值原则等。
这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北渡士族在西晋艰难的生存状态。虽然这些北渡士族自身存在一些弱点和不足，但是他们仍然为改善自身的生存状态而不懈努力着，积极交游，扩大自己的交际圈，以期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这些北渡士族的交游在西晋社会和后来的东晋南朝是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历史影响的。
（二）、对南北方社会的影响
在陆机的交游过程中，陆机等北渡士族不自觉的担当了南北文化交流使者，实现了南北文化的碰撞和交流，这对我国文化重心的南移起到了明显的促成作用。
大体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的文化重心南移，经历了两个阶段:曹魏西晋是酝酿阶段，东晋南朝是实现阶段。在酝酿阶段，尤其是西晋时期，北渡士族通过自身的文化活动，为此后文化重心的南移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
其次，江东世家大族的重要文化人物，在西晋时与中原文化发生接触，这就为此后中原文化的移植南方减少了障碍。因为，自三国分立之后，江东地区与中原在文化上的交流不多，然而在魏晋之际，中原兴起了以玄学为主流的新学风。
这种新学风，与当时江东盛行的两汉学风是大不相同的。如果江东的文化人物群对中原新学风毫无接触和认识，那么，以后中原文化要植根江东发展，就很有可能遇到困难。
我们知道，孙吴灭亡后，陆机等南士相继来到中原文化中心，洛阳。他们在那里与北方著名的文化人物进行了广泛的交游，从而对中原的新学风有了一定的了解。其中陆机、陆云、纪瞻等，还开始学习玄学。“于是南北之间的文化隔膜被打破，开始了南北文化交流。
后来，这些北渡士族出于保身的考虑，陆续归吴，因此也把中原文化带到了江东，就为以后中原文化的南移减少了障碍。”
因此，我们可以说，以陆机为代表的北渡士族群体通过在北方的政治行为和文化行为，不自觉的传播了江东文化。同时，对中原文化，包括玄学，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成了第一批文化交流使者，促进了南北的文化交流，为东晋在江东的立国打下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结语与两晋之际的南渡士族相比，北渡士族存在着政治上的劣势，即政治上的亡国之余身份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自卑感；其次是陆机的文化交游。
由于陆机受到西晋玄风的影响，思想发生了变化，与两晋之际的“王、谢”两大家族相比，北渡士族存在思想文化上的劣势，即悟守儒家价值原则。
以陆机为代表的“北渡士族”虽然存在着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弱点，但是陆机等人的交游还是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历史影响：一方面，通过陆机等人的努力，“北渡士族群体”作为一股新鲜血液注入西晋政权中，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西晋统治政策的变化。
另一方面，以陆机为代表的“北渡士族”通过在北方的政治行为和文化行为，不自觉的传播了江东文化，促进了南北的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