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同行｜希望｜｜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
凝视「生命与公益交融之旅」
生·活
文/贺永强
楔子
↓
人这一生，去做一件与自己生命有关的事情，何其幸运？
在雅安救灾的某个夜晚，不大不小的雨点扑扑敲打着小帐篷。
余震袭来，总是猝不及防。
轰隆隆的闷响从地下和楼上同时传来。想冲出帐篷，躲开本以为安全的六层教学楼的直角面积。手忙脚乱地摸了几秒，实在摸不到帐篷拉链，便罢了，也就平静地躺下来。黑暗中努力睡大着眼睛，除了自己，什么都看不到。
我怯怯地问自己，下一秒你在哪里？雨点扑扑敲打着帐篷。
思考总是这样，一旦开始，就再也无法停歇。
虽有很多挣扎，但最终选择了把思考止于行动。去远行，去做一件与自己生命有关的事情。就算哪天生命倏忽而逝，也少一些伤感与遗憾罢。
我是谁呢？
这确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并非因为我会做几乎所有的农活儿，还有很多其他。
从年去北京，转眼16年。工作、生活差强人意，还过得去。看起来像个白领，人模狗样的，但内心里，依然还是一个农民。
那年看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有个旁白，搞得泣不成声。曰军轰炸中国百姓耕种的土地，只要看见田里有人就去投几颗炸弹。旁白说，“播种时，炸死几个人，施肥时，炸死几个人，收获时，再炸死几个人。就像老百姓和日军飞机的约定，你可以炸死我的人，但我不放弃耕种土地的权利，这就是中国人与土地的关系”。
每每回忆起在青基会的工作，最喜欢的就是在农村出差。去农户家调研，那些他乡的一条条小路，熟悉得像是儿时故乡串门子溜墙根儿。走在田埂上，呼吸稻花的清香，整个心田都在吐穗儿。跟农村的孩子们唠嗑，常常忘记那是一份工作，调研或者回访，仿佛面对的就是自己。有那么一段美好的经历，真是老天对我的恩赐。
一节楼梯
↓
在朝阳区望京星美影城看《》的时候，痛彻心扉的撕裂感，竟让泉涌的眼泪发不出一点声音，只是眼泪恣意汹涌。就是这一年，我的太爷爷饿死在讨饭求生的路上。我当然不曾见过他，但我的生命又的确来自于他。但其实也来自于另一个人，“地主”家的少东家，李永祥。
太爷爷少时做长工那个地主家，距离我老家现在的村子贺塘坊大约有七八公里。前两年，我和爷爷一起去寻访过这家地主的“踪迹”，但很遗憾，社会变迁的洪流把那繁盛过的一切冲刷得不再有一丁点痕迹。
爷爷跟我说这一切的时候，平静得像那些日子与他无关。而他的平静，恰好来自于那些褴褛日子的洗礼。或许崎岖的路走多了，再没有什么样的际遇能够让这个生命大惊小怪。
下了一夜的雪，皖北的冬天，冷得彻骨。
下了一夜的雪，皖北的冬天，冷得彻骨。
长工们须起得很早，先把院里厚厚的雪清理出一条条通往各个房间的小道。再挎着粪箕到“官路”上去，要趁早把过路的牲口拉下的粪便捡回来，若是空着粪箕回来，免不了一顿骂。
太爷爷很快就回来了，一只手提着空空的粪箕，另一只肩膀上，扛着一个冻僵昏迷的乞丐。太爷爷把她扛到了长工住的偏房里，喂了几口热水，人苏醒过来。人活了，太爷爷慌了手脚，这该怎么办呢？老爷是十分严肃而苛刻的，太爷爷想到了少东家，那个话不多，和善的年轻人。
少东家从法国留学回来，老爷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但少东家似乎志不在此，平时并不愿过问家里的田产生意，而是待在东屋里。那间房子除了砌了两整面墙的书，就是一架钢琴，屋里时常传出袅袅的琴声和孩子们的欢笑。带孩子们读书，学琴，似乎是少东家最大的志趣。
太爷爷往东屋走，正想着如何说起，在逼仄的雪道上，迎头撞上了少东家。太爷爷噗通跪下来，求少东家救救捡来的人。少东家让太爷爷带他去看半睡半醒着的乞丐，看着手足无措的太爷爷说，按家法，咱家长工不用女的，此人救活，送她两瓢粮食，上路吧。太爷爷自是不能多说什么。少东家转身出了偏房，走了几步，又转回身来。笑着对太爷爷说，你从庄前田里划出三分菜地，搭个庵子，待她体力恢复，成个家吧。
太爷爷会熬糖的手艺，给地主家糖厂做技术工，深得东家信任。成了我太奶奶的乞丐，也渐渐恢复了气色，种的那片菜园，生机勃勃。年，在这间草庵里，我的爷爷贺福俭，来到了人间。
然好景不长，一场巨大的社会浪潮席卷了中国。被贴上了“地主”、“土豪”标签的李永祥一家在接踵而至的敲诈、明抢下逐渐走入了破败，全家出走，不知下落。太爷爷带着太奶奶、年幼的爷爷一家三口，开始了漫长的乞讨生活。
我从爷爷的口中知道，“丐帮”是存在的，只是并没有金庸小说里那般威武。淮河之上，有个县叫凤阳。太爷爷太奶奶带着爷爷三人一路乞讨到凤阳，距老家阜阳已向东走出三百余里。作为草芥般的生命，他们几乎已习惯于这种生活。这一路，爷爷从五六岁不更事的孩童已长成十来岁的小伙子，已能为爹妈挑担负重。
路上难得有遮风挡雨的地方，或桥洞，或残庙，总有三五成群的乞丐，结伴取暖。爷爷说，那时候北乡河南来的花子（乞丐）很多，但口音接近，大家都听得懂。平时白天讨饭，晚上都回到桥洞里过夜。有时候遇上办喜事的人家，还能讨回二两白酒，就带回来分着嘬一小口。说这话的时候，爷爷的脸上竟洋溢着天真的幸福。
那几天，乞丐们神神秘秘地张罗着办一件大事。他们把连续几天讨来的好吃的东西都相约着存放好，再饿也不许吃，约定在月圆的晚上都拿出来。月圆了，太爷爷和太奶奶穿上洗得干干净净补丁最少的衣裳，被十几个花子围坐在中央。火把照亮了整个桥洞，他们饮酒作乐，载歌载舞。这是花子们给他们补办的一场盛大婚礼，爷爷十七岁。那是年，抗日的战火在整个华北熊熊燃烧。
太爷爷饿死在路上。虽然还有三里路就能走到家，但他羸弱的双脚加上一根拐杖，最终没有帮助他走完他人生最渴望走完的一段路。訾庄一户人家的小伙子路过看到，“咦，这不是俺二舅吗”，其实并非亲缘上的二舅，只是这户人家曾经开过熬糖的作坊，太爷爷去帮过几天忙，算是短工，“二舅”是人家对他的尊称。小伙子雇了一头小牛，用独轮车把太爷爷搭在车板上，送回他的家，贺糖坊。
还未走到村口，小牛也没了力气，用鞭子也抽不动了，就只好把太爷爷拖下来，放在路边。爷爷求了几个同村叔叔大爷，用一张草席裹了太爷爷，挖了个坑，太爷爷回归于生养了他的土地。
那一年，。
人的生命就像一节楼梯。太爷爷草芥般的生命、太奶奶浮萍般的人生和少东家尊贵的生命错愕交织，共同为我所在的这个家，构筑了一节楼梯。如果问我是谁的后代，我想不仅是我的太爷爷，也还有那户被打掉的土豪、劣绅、地主家。我宁愿相信，流淌的血液里，应有乞丐的自强不息，也应有真正的绅士精神。
年腊月里，爷爷被国军抓了“壮丁”。他也可以不被抓的，只要能拿出两斗粮食换三块袁大头，就可以做乡丁而免于强制充军，但太奶奶拿不出。爷爷走的时候，五花大绑，一步三回头。
爷爷和一群像他一样的人一起，被关在阜南县一个高高的土坯墙垒成的营地里。过完春节，转眼到了年头，太奶奶蒸了几个好面馒头，挎着篮子，拄着拐杖，一路打听，走了三天三夜，终于找到了关着爷爷的军营。爷爷说，听到长官喊，贺福俭，你娘给你送馍了。馍呢？馍让俺吃了。
爷爷没见到馒头，也没见到他娘。
太奶奶顽强地活到了新中国。年大年三十，奶奶去生产队食堂给她要一碗“镜子稀饭”，她一个人在家，烤火盆的火点着了她身下铺着的草垫子，人病饿交加不能动弹，活活烧死。
连枪也没摸过，更没有任何训练，就这样关着。睡在干草铺的地上，人挤人。爷爷说，夜里睡觉能听见虱子啃人的声音，人没肉，虱子也饿。没有被子盖，人们只好侧身挤在一起取暖。夜里不敢起身小解，因为回来就再也挤不进去身子。不断有人因为熬不过饥饿和疾病接连死去，乞讨的经历让爷爷的生命异常顽强，熬过了几个月难捱的日子。
一个晚上，突然军号声大作。壮丁们惺忪着眼起来，只见诺大个院子里，发电机轰响，灯火通明。穿着呢子军装的长官令壮丁们排好队。伙房端出几个大筐，雪白的馒头堆成了小山。长官命令，再饿只能吃两个，不然会噎死。长官还说，打了胜仗，这样的馒头管饱。
爷爷穿上国军军装上了战场，在河南郾城一个小型战斗中，打了胜仗。这是他第一次立军功，正是这次军功，让他在文革中，被斗得死去活来。
第二次战斗，整个团就整建制投诚了。在战场上，对于普通的士兵，人的意志还有没有一颗子弹尊贵，投降与否并没有什么选择余地。
我笑着问爷爷，共军给白馒头吃吗？爷爷说，国军的白馒头就吃了那么一次就再也没有了。反倒是共军这边，顿顿都有白馒头。我说白面都哪来的，爷爷只是笑笑，并未作答。
淮海战役，在蒙城一战。国军一个堡垒打了两天没有拿下，大部队无法推进，影响了战局。爷爷所在的排，分成四个梯队突击。爷爷们的枪射程到不了碉堡，碉堡的机枪却打得足够远。只能采用人工投弹的方式破坏碉堡，使其失去战斗能力。四个梯队，打得只剩下六个人，排长也阵亡。连长说，贺福俭，你上吧。
我说爷爷爷爷，你怕不怕死？爷爷说，有功夫想怕吗？
爷爷带上五个兄弟，在下半夜最黑的那一刻功夫向碉堡悄悄的冲锋。在碉堡发现他们之后，爷爷令战友们交错蹦跳前进。还剩三个人，奇迹般地进入了投弹射程。只投了一颗手榴弹，守卫碉堡的战士就放弃了死守，匆忙跑掉了。爷爷说，他发现碉堡里的机枪眼都是贴地射击，专打匍匐前进。所以如果常规的匍匐突击，一定会被爆头。但是射击并不是连续的，所以蹦跳着前进，就有可能会被子弹漏掉。
指战员把爷爷发明的作战方式命名为“青蛙式突击”，荣立师级二等功。淮海战役结束后，进行了整编。爷爷被招进了军事干校，进行三个月的文化课和军事课程的学习，二十五岁的爷爷脱盲了。
渡江作战，解放南京以后，爷爷又随部队去西南剿匪。他说，在广西、云南的大山里，他们打顽固的“地主”。把地主、家丁们押在晾谷场上跪着，喊“犯人”的名字，问“该不该死”，就听老百姓在下面喊，“该死”声音大的，就当场枪毙。几乎每念到一个名字，老百姓的嗓门都很大。
我看到那漫天的血色里，也有少东家翩翩的脚步，走远。
爷爷耳朵不好，炮震的，所以嗓门特别大。他读起书来，半个村子都听得到。从我有记忆开始，爷爷就总是这样大声的读书，他是那个年龄的老人唯一一个识字的人。爷爷给全村的老人读《岳飞传》、《薛刚反唐》、《杨家将》、《小将呼延庆》、《三侠五义》等，我也傻乎乎地在一边听，懵懵懂懂。焦赞孟良的金兰之义、呼延丕显的少年睿智、烧火丫头杨排风的豪放不羁、瓦岗寨罗成将军的袭人英气、岳飞父子的报国热忱，像一颗颗种子，种在了幼小的心田。
爷爷在五月安然离开了我们，他的那些陪伴了我童年的书，都收拾好放在我的书架上。
爷爷个性刚烈，一生却唯独对一个人唯命是从，呵呵，我的奶奶。
奶奶去世那年春节，思念奶奶，写了一篇短文，名字叫《最爱我的人去哪儿了》。文章被妈妈看到，面露不愠之色。她问我，你真的觉得奶奶才是最爱你的人吗？我毫不犹豫的回答，是！
奶奶七十六岁就去世了，她泣血的苦难和顽强的人格，活出来一个鲜活的生命课堂。时光流转，奶奶叮咛的那些话，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家里的每一个人。
奶奶没上过学，高个子，小脚铎铎，走起路来犹有风声。在嫁给爷爷之前，奶奶已经婚育，前夫家是农村一个富裕家庭。她十几岁跟人拜堂成亲，小小年纪，便承袭了满清家风——少奶奶掌管家庭经济和经营。那样一份经历造就了她坚毅练达的性格。
据说，奶奶前夫在村里看到了不该看到的苟且之事，嘴巴把门儿不严，被人报复杀害。那是一个燥热的夏夜，皖北人在夏天惯常睡在屋外。杀手从夜幕里冲出，铡刀对着他的脖颈直砍下去。脑袋骨碌碌滚向一边，身子竟自站立起来，往前扑倒在另一张席子他父亲身上。细节都是乡间传言，于奶奶从未轻言这一切，从不让我们面对她血泪浸染的生命。
乡音道，“嫁出门的女儿如泼出门的水”。人亡家破，虽然也有几个娘家兄弟，但硬气的奶奶愣是不愿回娘家求援，便带着两个孩子讨饭求生。一路上，饥饿和疫病接踵而来，把孩子一个个夺走。奶奶长流的泪，让她落下了病根儿，淋巴结核。
奶奶年生人，少时是缠脚的。49年后，解下了缠脚布，小脚成了“解放脚”。那双小脚，脚底上布满了老茧，也布满了苦难。脚面双侧被缠脚布挤压得往中间缩，脚心成了一道深深的沟壑。人的脚前掌是用来保持平衡的，脚跟的功能是用来蹬地。可是裹足以后，小脚的前掌功能已被废掉，掌握平衡和蹬地的任务，全都落在了脚跟上。奶奶走起路来，上半身总感觉摇摇欲坠。但庄稼活，家务活，奶奶一件也没有落下，一件也不落那些庄稼汉子的下风。
何况，奶奶的背上，还有我。奶奶对我和弟弟帅帅都十分溺爱，常常自然不自然地一把将我们抱起来，亲亲额头，皱纹里是深深的幸福。我从小就赖皮，动不动就爬到奶奶弯弯的背上，要她背着。背着我做饭，提水，拔草，也是家常便饭。奶奶的腰很弯，后背像和大地是平行的一样，平坦而宽广，就算我睡着了，也不会滑下来。
我的课堂，就在奶奶宽阔无垠的脊背上。
奶奶常说，“宁做有实之人，不做有名之人”，她告诉我们做人要名副其实，决不允许夸夸其谈，沾沾自喜，自以为是。
奶奶说，“遇事，紧睁眼，慢张嘴”，她告诉我们生命中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沉着冷静，看清事情的真相，准确判断，而不轻易口出妄言，更不许搬弄是非。
奶奶说，“老猫枕着屋脊睡，一辈传一辈”，她告诉我们要尊老爱幼，对上面的老人下面的孩子，平等对待，道统传承代代不息。
奶奶说，“早熟的庄稼不高产”，她告诉我们，凡事都有它的生长发展自然规律，不尊重规律，无论是种田还是做事，哪怕眼下出了点成绩，但总还是会走弯路。
爸爸妈妈很忙，虽然很少陪伴，但他们经常给我带回来《儿童画报》、《小主人报》、《少年文艺》，夜晚常看得舍不得睡觉。生活上跟着奶奶的多一些，耳濡目染着奶奶的智慧，温润了一整个童年。其实奶奶话并不是一个多话的人，因为她的血泪早已浸透了生命，沉静练达。奶奶一和我在一起，就总也有说不完的话，絮絮叨叨。除了顺口溜式的凝练语言，奶奶还会不经意地把她的价值观和生命智慧用朴实的语言告诉我们。
我跟着她下田里拔草，看着一畦畦的庄稼，奶奶一会指指这个，一会指指那个。她会很“八卦”地说，你看这谁家田，草拔得真干净，勤快人家，肯定好收成。又指着那个满地荒草的田皱起眉头说，这谁谁家的地，草都把豆子吃掉了，懒人，以后孩子连媳妇儿娶不着。奶奶的话让六七岁的我好一顿紧张，赶紧问奶奶为啥地里有草娶不到媳妇儿啊？奶奶说，媒婆给人说亲事，女孩子家人会悄悄地打听男孩家的情况，会来这村儿看看庄稼长势，人家一看这家人懒惰成这样，才不会把闺女许配给你呢。吓得我，以后再耳闻目睹“懒惰”这两个字，就会直觉上跟娶不到媳妇联系起来。
是的，从奶奶的教育里，让我第一次领悟敬业的意义，如农民尊重土地一样尊重自己的事业和职业，干什么就把它干好。在大一点的时候，我方才领悟，奶奶的课堂，在我们的村庄每家每户每个小朋友都有。这课堂就在一天三顿饭里，在婚丧嫁娶的仪式里，在迎来送往的亲朋关系中，在春耕秋收的生生不息的劳作里，代代相传。
留守儿童
↓
爸妈都是文革时高中毕业的那代人，高考恢复后，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参加考试，都把根扎在了村子里。小学时爸妈都是村干部，他们很忙。爸爸开不完的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组长会、各村村民会、全村村民大会，带领村民干河工、修路、挖塘、夏天抗洪秋天抗旱，冬天配合派出所抓赌，春天抓不完的超生游击队。妈妈是妇女主任，除了梦里，我几乎见不到他们。
家里有八亩地，爸爸妈妈白天干公家的工作，晚上干地里的庄稼活，是常态。五六岁时的一天晚上，梦里惊醒，哭着喊着找妈妈。抹黑摸到门鼻子，外面反锁着，拉不开。那份恐惧和绝望，现在想来仍历历在目。后来我宁愿被他们带到地里，睡在红薯藤搭的棚子下，或者架子车的木板上。睡时，一地月光，醒来，秋霜晶莹剔透。晨曦和幸福一起，笼罩着童年。
贺糖坊那个庄，有四个宅子。我们那个小小的宅子，称为“官宅”。这里的“官”不是达官显贵的“官”，而是公共的、公用的、无主的意思。就像公路，在北方的方言里，也称为“官路”。“官宅”这个称谓，少说也从民国沿袭至今吧，毕竟“官”是相对于私有化而言的。贺糖坊不到一百户人家，有贺、王、史、候、刘、许、张六个姓。但人口最多的仍是贺家人，其他姓氏多半是外地搬迁而来。
王家的爷爷，黄埔某期学员，和蔼但不苟言笑，他家的厕所里报纸撕成块的手纸，整整齐齐，叠在一起像豆腐。因为何种原因流落到“官宅”，他一生从未说过。许家的奶奶，“北大垮”，解放前从北乡逃荒要饭迁徙至此，因为口音比较“垮”，于是被人这样叫了一辈子。前宅还有户姓张的，听老人说，以前刚搬来的时候是姓了贺的，后来一鼓作气生了三个儿子，儿子们渐渐大了，又改回姓张了。
那时候，糖坊里的院落星罗棋布，没有混凝土的高墙，家家都有篱笆，不防贼，只是便于牲口、鸡鸭管理。家家户户都有狗，好像都是大黄狗，黑狗是稀罕的。放学回家，远远听见狗叫，那是多么幸福的体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懂。后来，大概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年年治保主任带着各村抽调的民兵像抗日一样开展打狗行动，村子里鬼哭狼嚎。我的小伙伴白天把阿黑牵到高粱地里躲着，带着吃的，有人的响动就赶紧喂口吃的，防止它叫出来。晚上回家，小伙伴被蚊子叮得一头一脸包。后来，狗在村里基本上绝迹。计划生育突击结扎等工作推进起来方便多了。他们都是夜里干活，我恍然大悟。
我伙伴那条村子里唯一的黑狗，阿黑，终于还是没能逃脱她的厄运。她被钢叉刺穿了喉咙，拨开肚子的时候，小狗还在端动。所以在年的夏天，我在北五环上捡到黑黑的小母狗小七的时候，幸福得像是得到了上帝的礼物。
百家饭是个怎样的吃法？对很多人而言，可能都是抽象的。
村子路口，有一口老井，离老远都能感受到寒气袭人。夏天，知了妹子叫个不停，全村老少就都聚拢在井口旁的大树下，或搬个凳子，或坐个蒲塾，但大多数人就盘着腿席地而坐。小孩子在三堆两坨的大人堆里穿梭嬉闹，跑到哪儿都会被一把拽住。大人们一边逗着乐子“叫大爷、叫二叔、叫三婶子……”，一边往孩子嘴巴里塞上一口饭菜。吃过多少家，谁还数得出呢？谁家做的吃的让孩子们青睐，端着空空的笊篱回家，婶子是笑的最开怀的。百家饭里的孩子们是最幸福的，不仅可以吃到时令的“鲜物”，也可以吃到婶子家舍不得吃可以拿到集上换盐的鸡鸭鹅蛋。孩子，是全村人的孩子。
爸妈工作忙，总不在家。每次背着书包，在村口遇见谁，就会被谁拉回家吃饭。别人家孩子的百家饭吃到三五岁，我却一吃就是十年。记得蹭饭最多的是东院儿姓候的二奶奶家，一度时期竟改名候小辉，现在想来也是醉了。
八岁的时候，县里招考聘任干部，爸妈一起去参加考试，都考上了。一个做了农经站站长，一个做了乡里的妇女主任，同时还兼着村里的工作。我更难得见上他们一面，成了本村儿最早的留守儿童。
在孩子堆里，八岁的孩子就是大孩子了，不再好意思和更小的小朋友一起吃百家饭，想学着自己做饭。还记得第一顿饭，心惊胆战，现在想来，那更像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
放学回家路上就在蓄谋这顿饭，面条不会，蒸馍馍更不会，最后想好了做红薯稀饭。怕邻居看见，溜墙边回到家。又怕烟囱冒烟被发现，爬上屋顶，用柴火把烟囱堵住，直到看着堵死了才放心。然后开始洗红薯，剁成块，放在锅里。拿火柴用软一点的麦梧做引火，把火旺旺地烧起来。看着灶洞里火苗翻飞，红薯的香味也从锅盖的缝隙里冒出来，幸福感油然而生。然后爷爷来了，二爷二奶全来了，拎着水桶、端着水盆来救火。看着他们，整个人都黑线了……原来，我把烟囱堵住，整个厨房的门、窗、房顶密封不严的瓦片，都在往外冒青烟，像极了失火。爷爷掀开锅盖，红薯焦了，我竟然忘放水。
青黄不接的时候最难捱，尤其是孩子多的户。
“秋分早，霜降迟，寒露下种最当时”，这句农谚说的是在皖北那个气候带，播种冬小麦最好的时间点——二十四节气中的“寒露”。但在很多孩子多的家庭，从午季收了麦子吃到秋季，囤里基本光光如也，麦种就成了最大的困难。有困难，找书记。全村那些最困难的家庭，来我家串门求援是最多的。其实，也就是管我吃百家饭的那些爷爷奶奶叔叔伯伯们。二爷家的小叔叔跟我年龄相仿，他们家的庄稼好像收成一直不好。基本上，入了秋，全家就开始吃粗面。粗面是网眼较大的罗加工出来的面粉，面粉产生的比例大，但里面掺杂了麦麸，所以粗面蒸出来的馍馍发黑。在农村，看一户人家的经济水平，看他家馍馍的颜色就看出来了。日子好的人家，馍馍是白的，日子不好的人家，馍馍是黑的。再后来，脸白的人家富贵，脸黑的人家风里来雨里去就黝黑一些。所以，黑与白两种颜色，是农村贫与富的分割线。
入了秋，二爷家吃完了粗面，开始吃秫秫面（高粱面），那就更黑了，蒸的把把黑得像碳疙疼。但秫秫面的把把比白面馍馍还要甜，而且有嚼劲，我倒是非常喜欢吃。很可惜，现在想吃也吃不到了。吃完秫秫面，就不再有面可以吃了。下了雪，万籁寂静，家家户户门前的红薯窖，镇窖的柴禾上压着厚厚的雪。窖里藏着整窖的红薯、白萝卜、胡萝卜、大葱、大白菜。全家人眼巴巴看着这个窖，像看着一个巨大的宝藏，指望着它让全家捱过一整个严寒的冬季。二爷家开始一天吃两顿饭，半响喝红薯稀饭，将黑吃蒸红薯，其余时间一家人就窝在一张床上。原来，不独动物界，人类也是有冬眠的！
十岁那年，爸妈都辞了村里的工作，决定搬家到集镇上去。我听说那里有比我的小学更好的学校。
说起小学，有一件在一年级发生的事件不得不插叙一下的。
农村没有幼儿园，所以我可能比很多人都少读了三年书。从一年级读起，成绩过得去就升二年级，过不去的就继续读一年级，之前那一年权当学前班。一年级的第一课是看图说话，语文老师是我姑父，姑父指示小朋友把课文翻到正文第一页，让我们说出右上角那个昆虫的名字。我没等他话音落下就站起来抢答了，“老师，这是牛（方言同欧音）蝇”。全班哄堂大笑，老师也笑的前仰后合，直到把我笑哭了，他们也没停下。我竟然把蜜蜂看做了牛蝇，可在当时，我的确是无从知道什么是蜜蜂，只知道家家户户都有的老黄牛身上总趴着喝血的牛蝇，惹得老黄牛那只长尾巴不停地甩呀甩。后来，牛蝇成了我的第一个外号，我每到一个村子里去，哪怕是去周围的村子走亲戚，不仅小朋友，就连大人见了我都远远地喊，牛蝇来了，牛蝇来了。这些年悟出来了，出名就是得靠炒作啊。若是有网，恐怕牛蝇也是一枚小网红了呢。
搬了家，从就是五年级了。常忆起过往，最让我感到幸运的是，无论在每一个学校，都能遇见最好的语文老师。新的小学的李老师，她深刻地影响了我。她鼓励我们每个人，大声大气地说话，站起来回答问题，表达观点，不要忸怩，不要吞吐，说错了不要紧。这对于刚从乡旮旯走出来面对新世界噤若寒蛘的我，给与了我巨大的力量和勇气。
住在乡政府大院里，新的生活环境，像一个新的世界。虽然距离贺糖坊只有七八里路的距离，但这里的一切都是全新的。小伙伴们穿的衣服，和我穿的衣服，一个像上海，一个像凉山。
爸妈的工作依然很忙，尤其是计划生育工作迎接上级检查搞“拉网式突击”的时候，不分部门，全乡政府干部分成若干个组，逐村突击。狗打光了，他们不分昼夜地工作。
有周末的时候，我会央求着他们下乡带着我，因为可以蹭着坐会儿汽车，是一件很拉风的事情。他们进村之后，根据花名册，在村干部带领下，逐户排查。找出育龄妇女，然后就是上环、引流产、结扎等一系列晦涩的词儿。我不懂，但我亲见那些村民听到这些词时的神情，绝望！
基本上干到午夜就要收兵了，临走时，他们偶尔会翻一翻谁家的鸡笼，挑两只体格丰满鸡冠肥厚的大公鸡拎走。户主看是乡里干部，会热情地帮抓鸡，捆好装到尼龙袋里，放到车上。那一刻，我看他们是发自内心地荣幸的。凯旋而归，工作组们把拉回来应该做手术的育龄妇女送到卫生院，大功告成。把老乡孝敬的鸡放到食堂让师傅炖着，麻将桌也可以支起来了。
后来，有一个庄稼汉子，在午季给粮站交公粮的时候，因为粮食干燥度不够，粮站拒收，着急得冒火，去乡政府找吃过他家鸡的熟人打招呼。他挨着屋敲门，最终也没有找到。呵呵，吃鸡的人怎么会记得吃过谁家的鸡呢？他们吃太多了。
招聘干部，还不算是正式的，爸妈工资收入都很微薄。姐姐在外地读书，要每个月给她寄生活费。老家的田还耕着，菜园子还打理着，除了爸爸抽烟，婚丧嫁娶随人情礼份。家里生活简朴，基本上避免现金支出。偶有亲戚来，否则平时连肉都不会割一小块。但同住一个院子的小伙伴家好像有很大不同，有几次我和小伙伴一起上街上玩，恰好他妈妈拎着篮子“买菜”，每走到一个菜摊前，小贩就认出来这是谁家的谁谁，手脚不停地往篮子里塞菜，给钱也不要。呵呵，在当时，多少是有些羨暮嫉妒的。
那是一个办公和生活混在一起的大院，女干部是极少的，院子里的妇女基本上都是家属。所以即便是办公时间，干部家属的麻将牌局也是此起彼伏，每每在写作业的时候响起“和了、自摸、杠……”的声音，都让我憎恶不已。这还是只是令人讨厌的声音，而另一种声音是让人痛到骨髓里的，那是哀嚎，是的，不是哭声，是哀嚎。
每年的夏秋十分，是计划生育突击完成结扎任务的窗口期。县里会从各个乡镇抽调穿白大褂的大夫住到政府对面的卫生院和我们大院里，给从各村抓来的超生户、逃生户、二女户等违背计划生育政策的育龄妇女做手术。手术台不够用，乒乓球桌一分为二做两个手术台，甚至两条长条凳合在一起，也是一个手术台。超过一周的时间，整个院子的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哀嚎声不分昼夜地飘荡。
从乡政府大院到初中学校不足千米，有条小路可以把这个距离缩短三分之一。那条小路在卫生院墙外头，一条小河沟的边上。有一个巨大的垃圾堆，垃圾堆上经常会有包着的或者露着的个头不一的死婴。八个月大的孕妇引产，并不稀罕。
太沉重，这部分就到此打住吧。下面要说一件牛逼的事儿。
也不知道脑袋的哪根筋抽抽了，初一的时候，和班里一个姓马的同学，准备干一件牛逼的事儿。我们在什么都没干之前，先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兴中会还是什么会之类的，反正大意就是我们不仅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且要为中华之崛起而抛头颅。那就要有人，于是我们分头找人，每个人找了三四个。
讨论的过程一定是激昂的。最后我们终于做出了这件大事——我们买白纸，写毛笔字，“反对吃老百姓的鸡、反对结扎、反对政府大院打麻将……”，趁着天黑，都贴到了政府大门口和马路的电线杆上。也不知道是正确还是错误，标语都署了姓名。害得我爸一大早满大街去撕标语，害得我挨了迄今为止最狠最惨痛的一顿胖揍。想来，屁股依然隐隐作痛。
那年冬天，雪特别大，放学回到家，爸妈都没在。我留下一张纸条，因为爸爸常和我提起，字条的内容记忆犹新。“爸、妈：你们放心，我回老家了，去看看老少爷们儿”。“老少爷们儿”，这个词儿，是爸爸当村支书时开广播会对全村老小的敬称。在那张字条上，写下这个称谓，我就像写给自己。应该是吧，我应该只是想，去看看自己的内心。雪实在太大了，迈一步，半条腿陷进去，拔出来再往前走，费尽力气。好在是雪夜，视野没有问题，凭着对家的方向感，也在数次对自己能否坚持走到家的疑惑和彷徨中，在后半夜摸到了家，我的贺糖坊。
创业
↓
一直觉着自己没有做生意的天分，不仅是因为数学比较差。可稀里糊涂就开了公司，拿到公司营业执照的时间是年1月。开公司的时候就一个念头，中国新闻的实证性太差了，每天的报纸通篇都是“首都群众喜迎油价上涨、北京市民支持单双号限行”等等，我们的视觉系统每天都要被宣传部门亵渎。我是不是可以做点什么？除此之外，商业模式上并未有太多考量，于是后来也在生存与发展上走了一些弯路。
公司做的第一个调查项目，是新京报委托的。当时新京报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新长城项目，帮助没钱回家的贫困大学生回家过年。我们调研了北京14所高校的五百多个贫困大学生，我也亲自去大学寝室、去操场、去食堂访问他们。一双双含泪的眼睛，触动人心。图图表表，新京报做了四个版的报道。调查结果震惊了社会，极大地传播了新生的公益项目品牌——新长城。新京报后来给了块钱，稿费。
就此与公益结下了不解之緣。
公司起初四个人，我和另一个合伙人分别负责两个不同的业务模块，我负责市场研究，哥们儿负责PR部门。客户的需求往往都是复合型的，所以两个部门的业务协同度比较高。哥们儿每天在QQ上勾搭客户，等着客户需求甩过来。二零零五年的上半年，连续两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单子，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记得一天中午，我们四个人掏了掏口袋，凑在一起，只有12块钱。我说，这样吧，都这样了，我们吃顿好的。下楼，点了水煮肉，回锅肉，反正有七八个菜。吃完，跟老板赊了帐。告诉大家，都各自去投简历吧。
我把自己关在公司，困了就睡沙发，整整一个礼拜没有下楼。我开始第一次去研究市场研究行业的产业链条，越研究越害怕，原来我几乎连门都没入，竟然冒然就在这个行业里创业了。
中国的市场研究行业，呈金字塔状。塔尖是少数几个跨国咨询公司如尼尔森、盖洛普和少数几个国内一流公司，如零点、新华信等，他们拿走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在塔尖下面，是在某一两个行业具有深厚积累的专业研究机构，比如赛诺在移动通讯领域的水准，在其细分市场中具有垄断地位。在金字塔的塔基部分，是遍布全国的数据采集机构。这些机构为以上两类研究性机构采集数据，发挥低成本、高效率的在地优势。在公司运营近半年后，我才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做蓝领。因为我对数据采集对质量控制是专业的，我熟知客户对质量的要求，也知道用何种方法去实现。
于是我做了一份PPT版本的业务推介书，从各大公司网站找“联系我们”按钮，把PPT分发出去。做完这一切，如释重负。当时觉得就算公司这一刻倒闭了，这个学费也是值得的。
第二天，我回到了贺糖坊，想家了。站在土地上，一切苦恼都烟消云散。老爸说，你放心大胆去干，大不了最后回来，咱饿不着。
第三天，我在慵懒地午睡，电话响了。我一看是办公室打来的，以为房东又要催房租了，接起来，是同事打来的，有客户提需求。第一个盈利的单子，帮助赛诺执行五一期间的手机用户使用习惯调研项目。一个黄金周，赚了元。
当年，公司不仅实现了盈利，还实现了从纯执行机构到半执行半研究型机构的转型，员工结构也从体力型逐步往脑力型转变。
06年新年前，又是新京报，让我结识了后来深刻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单位——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两方在合作帮助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过年项目，希望委托我们做农民工子女生活现状的调研。
一个非常冷的下午，我被叫到了还在后圆恩寺胡同的青基会会议室。“希望工程”是多么神圣，我怀着朝圣的心情而来。第一次见到了涂猛。涂猛很严肃，睡着大眼睛。“新京报记者跟我推荐你公司做这个调查，说你这个公司虽然不大，但是能说实话”。我木呐着点头。
——“你了解希望工程吗？”
——“嗯”
——“我们是公益机构，预算里没有调查费用，捐赠服务，你能不能做？”
——“能”
调查项目很快就开展起来了，报告发布和物资发放是同一天，在西四环外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举行。我受邀出席，还给了我一个讲话的机会。涂猛穿着一件白色的羽绒服，见到我，笑容里满是温存，拍着我肩膀，说了好多表扬的话。我接过主持人的麦克风，看着站在我对面的学生家长，我磕巴地说不出话来。一张张寒风中的脸孔，那么熟悉亲切，那不都是喂我吃百家饭的婶子大娘吗？当我把油和米亲手交到她们手里，她们的眼泪竟烫得我面热心慌。
这次活动回来以后，不知不觉间，我把自己的精力的一半以上，用在了公益项目的钻研上。很快，需求又来了。大约是四月份，向颖来电话，约我去一趟青基会。
在前圆恩寺胡同的青基会另一半办公室里，我见到了时任中国青基会副秘书长的汪敏女士。开门见山，谈需求，谈方案。谈到末了，汪秘说，之前跟涂猛说过，这个调查还是没有预算，但是可以酌情给你们报销一部分交通费用。公司的日子还算过得去，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整个五月，我带着几个人，奔跑在中国最贫困的山区，从河北的赤城县到安徽的固镇县，我们跑了六个省。为了省钱，同事住车站附近最便宜的旅社，从来不打出租车。最后报销的时候，我给向颖送去了一个大号档案袋，里面装满了三毛五角的公交车票。几天后向颖回话说，秘书长说这也太亏待人家了，秘书长说青基会不能做不近人情的事情，让我开发票，给了两万五千块钱。虽然仍然不够成本，但也体现了青基会的人文关怀。
圆梦行动的启动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团中央书记尔肯江和巨星姚明出席。涂猛的发言，百分之八十的部分在讲述调查数据，我坐在台下，心潮起伏。发布会结束，在大会堂的柱子旁，涂猛给了我一个紧紧的拥抱。
07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公司业务趋于稳定，买了房子、车子，来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可能所有的创业都是如此，必经一些艰辛，而一旦那些艰辛走过去，上帝就会把礼物送来。
以此为业
↓
突然有一天，同事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说，永强你变了。
我恍然惊觉，确实是变了。变化是细微的，也是巨大的，不再因为公司来了个大单而兴奋，注意力也不在公司的经营业绩上。
07年的年中，中国青基会圆梦行动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公关危机。新京报这份“不近人情”的报纸，独家披露了山西一受助生因为没有拿到资助款而差点輟学的事件。青基会第一时间派出工作人员兵分两路，到学生家里和武汉一所大学给学生道歉，补上资助款，涂猛亲自到新京报说明问题，向公众道歉，并且严厉地批评了省级执行机构在工作上的粗心失责。
圆梦行动开创之初，第一份调查报告是我写的，项目经历阵痛，也痛在自己心头。我给涂猛写了一封长信，谈危机公关，谈项目执行中的管理盲点，也谈我对这个事件的感受。没几天，涂猛打电话过来，印象中这是他第一次打电话给我，约我到他办公室去。他称我为小老弟，坐下来，一起抽烟。印象中似乎没有任何有关工作的交流，就是问了些家长里短的话。
07年北京的雪特别大，一天下午，涂猛打电话说，明天在广西南宁希望电影启动仪式，你有空来感受一下吧。
早晨7点多的早班飞机，我竟然没赶上。飞到深圳中转，又因为晚点没有赶上下班飞机。下了飞机，坐了一个多小时汽车赶到那所学校，活动已经结束了，正在放映电影。我尴尬之极，第一次受邀出差就如此不靠谱，我想涂猛恐怕也是醉了。
见到我，涂猛还是很高兴，拉着我到人群外抽烟。一起抽烟的还有一位敬爱的同事、师长，已仙逝的刘敏老师。涂猛猛吸一口烟，对刘敏说，这样的小伙子，我们应该把他弄到机构来。我很茫然，以为领导只是一时感慨，说说罢了。
转眼到了08年，正月初七，我开车回京上班。在路上，接到涂猛的电话。很急促，你现在到单位来一趟。我说我在路上。他说那你慢点开，明天来一趟。我问什么事情，他说男人更重要的还是要有舞台，有做事的平台。我懂了。
我真的变了！毫不犹豫，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就到青基会报到了。
这一年，像疯了一样工作。这一年，疯了的其岂止我一个！
汶川地震，从5月15日抵达绵竹，在灾区断断续续待了四个月。
我每天的工作是把一线的需求传递回后方，为传播、筹款提供第一手信息。在汉旺镇、遵道镇，我们在每一个断壁残垣的学校里穿梭。统计校舍灾毁损失、统计儿童死伤数字、统计儿童安置情况，与家长访谈，做记录，拍照。
从14日到达，口罩每天增加一层。废墟里的尸臭味，感觉不是臭在鼻孔里，脑子里、心里都是那种味道。吃不下东西，但浑身却有使不完的力气。汉旺的老街，楼板摇摇欲坠，就悬在头上。余震不断，前面或后面，时而就有一块轰然震落，重重砸在地上，但好像与自己无关。
灾区很乱，各种各样的信息交织。声音噪杂，警车和救护车的鸣声刺耳却绵绵不绝。我们在绵竹市政府后院的草地上扎营，眼看着一群群满脸血污亦或毫无血色的面孔，哀号求援。15日一大早，听到一个安县采访回来的记者慌张地说话，绵竹经汉旺去安县的山路上，灾民拦路抢劫救灾物资。就在那个晚上，我从遵道回到驻地，在大门口恰遇到一群刚刚打通道路的清平乡冲出来的灾民，在市政府门前下跪求食。那个晚上，我在路边的灯下写战地通讯，一位爷爷模样的老人抱着一个婴儿，问我有没有奶粉，孩子三天没有吃到奶，母亲在地震中失踪。目睹这一切的时刻，我的震撼直至今日仍无法用言语形容。死亡是那么近，容不得思量。
希望工程的“杀手锏”是“以需求为导向”。又是一天，依然在废墟里走访了解孩子们“需求”。但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决定援建板房学校，并联络好了供应商，选好了首个建校点。大伙儿都有一点稍稍的松弛。领导说，我们找个地方吃顿热饭吧。但我要把调查和论证的过程快速整理出来，即刻传回北京。于是我们兵分两路，领导和另一位同事去了德阳，留下我和另一位同事在驻地码字。下午六时余，手机响了。
“你们现在的位置”
“绵竹”
“距离绵阳多远”
“不知道，应该不远”
“无论你们在哪里，立即撤出到安全地点、绵阳有个堰塞湖要垮塌了，军方已经在撤离，记者也坐直升机撤了、老百姓都转移到山上了……”，电话那端，焦灼万分，语无伦次。
5月17日深夜的成都，像是一座死城。
涂猛、李亚东、严石、我，在四川宾馆一间商务大床房里，召开关于进还是退的会议。成都市弥漫着的悲伤和恐慌，似乎也渗透进了这次会议，气氛压抑非常。
四个人刚刚在电梯里经历了一场余震，死亡的气息从来没有这么近过。会前大家很久都没有说话。
“永强，你能留下来吗”
嗯！我狠狠地点头。
“嗯，永强结婚生子了，留下一起战斗吧”。
“严石，要不你先回北京吧。”涂猛看着饭馆墙上被地震震裂的口子，面色凝重，“看来这次救灾非比往常，会很危险，我们几个人中，只有你还没结婚……”
严石眼泪一下子出来了。
“不。”这一个字，严石几乎是咬出来的。斩钉截铁。
我第一次看见涂猛的眼泪在打转，“如果我们都死了，希望工程人还会在这里，前赴后继”。我跑出去买了两瓶二锅头，那晚烂醉。
中间有过短暂的离开，换了新的岗位，但在青基会的工作很充实，忙碌。这几年间，无数次的想过，当初如果没有做出这个选择，现在的生命是怎样的？但想无论怎么选择，都不可能比这条路更令我内心满足。
开公司的时候，尤其是早期，最大的困惑是在知识和经验上无所依靠，一切都靠自己去体会，去摸索，常走弯路。有一天，我在纸上胡画，“人就是一个一个点，只有把它放到一个坐标系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不知道内心的孤独到了何种程度，才会写下这句话。
在青基会，身边的确有很多有才华的同事，延展了我对生命认识的边界。从涂猛、顾晓今、王旭东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
年，开始筹备新工场，晓今让我这个公益组织培育工作的门外汉提出方案。我跑到南京爱德基金会去请教丘忠辉老师，到上海恩派请教吕朝老师，在北京，无数次到一公斤办公室蹭饭，跟安猪取经。这些经验很有价值，但仍不能支撑我拿出一份有信心的实施方案来。怎么办？
一时提不出满意的方案，但我想到了一个出方案的方法，邀请京城的草根组织头脑风暴。每个人一张大白纸，去画“我想要的新工场”。目前新工场的内部结构，功能分配，座位布置，就是我的服务对象提出来的。有很多我预想到的运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他们都尖锐地提出来。比如会有组织占坑，要了座位不来人，怎么办？有人提出来收费，那收多少钱？于是我们搞价格听证，大家举牌，最后定下来每个工位每月元。“公益孵化器”向孵化对象收费，开创了业界的先河，但并不是我的首创，而是以受益人为中心、参与式制定工作方案的模式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只是受益人的合伙人。以受益人为中心，是涂猛每时每刻都在强调的工作方法。
各个入驻组织，需求一定是差异化的，可我们资源、资金、能力，方方面面都有限，如何拿有限的能力对无限的需求呢？新工场从开门开始，就成立了入驻组织自治委员会。大伙的日子，大伙协商着过，相处的张力化解于无形。新工场一直保持着3-5人的小团队运营，因为不再费心于响应入驻组织的日常服务。
年4月20日，雅安地震，我们四人小组第二天就到了震中芦山。在一线，我们第一时间建成了一批抗震希望学校。最有效的联合，一定在一线。我们把学校作为公益组织联合作战的平台，邀请免费午餐、平安星、授渔等机构协同为学生提供服务，让孩子们不仅有学上，还要有饭吃，有净水喝。
忙忙碌碌的，几个月就过去了。在雅安，余震不断。回到北京，心里的余震仍时时惊扰。
新工场的业务模式基本成型，做包租公的日子，多少有点乏味。我渐渐开始对自己有了疑问，难道我要一直做下去吗？我的服务对象是机构，间接服务于他的受益人，总感觉做公益的体验感不够直观，价值实现感较弱，逐渐有些懒惰和抱怨。我最讨厌自己的心里升起抱怨，因为抱怨是弱者的行为，你既然不满意，你为什么不去改变？我不断不断的问自己，负能量哪来的？后来我了解到我自己的抱怨，源自于“心虚”。
在新工场，服务入驻组织。因为所谓的“身份”，经常会被邀请参加各种会议，侃侃而谈培育公益组织的经验，做分享，实话说，我是心虚的。我问了自己一句打脸的问题，“给你一个组织，你能不能做好？就做得像你说的那样好”。我没有对自己虚伪，答案是不能。既然如此，我又如何以公益组织的培育专家自居呢？
人生的种种的选择，都离不开自己的根。年底，终于把疑问和思考止于行动，辞去了新工场总干事的职务。从辞职开始，就决心做一家农村发展机构，像我服务的那些组织一样，从草根组织做起。收拾完办公室，开车从北五环回家的晚上，就像那个回贺糖坊看老少爷们儿的雪夜，天空在夜色里，无比晴朗澄明。
作者介绍
贺永强
爷爷奶奶一堂课创始人
中国灾后社区重建行动学习网络成员
本文转载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灾害启示录系列丛书《凝视「生命与公益交融之旅」》
新年贺词∣爷爷奶奶一堂课团队
—END—
我们是谁
中国灾后社区重建行动学习网络是由南都公益基金会、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和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联合资助，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办的灾后社会服务人才支持项目。项目计划以三年时间，凝聚一支中国本土的行动学习网络，联结灾后社区服务的一线行动者，实现伙伴之间、与先行者、与研究者、与境内外专家之间“抱团取暖”，分享、梳理、研习过往汶川地震、芦山地震、鲁甸地震等灾后服务中的本土性经验，提升中国本土灾害社会服务水平和研究成果。
“灾难、行动、共享”是我们共有的符号。
“坚守、同行、希望”是我们的行动格言。
“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是我们不变的信念。
中国灾后社区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