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本文作者熊祖芳，离休前曾任四川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
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时，我年仅13岁，被同志们唤为“小鬼”，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我们开始向川陕甘进军。
行军路上，疾步走来一支担架队伍，其中一副担架上躺着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人。我好奇地张望了一阵，悄悄指着问一方面军的同志，“担架上是谁?”那位战士充满敬意地回答:“是胡公。”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担架上的“胡公”就是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长征途中他的工作很忙，顾不得修胡子，清癯瘦削的脸庞上，一把胡子很引人注目，于是战士们便亲切地称他为“胡公”了。
长征路上，许多事都由周副主席亲自处理。部队一到驻地，他就叫电台架起天线，接收各军团的来电；同时挂起地图，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路线；经过分析研究和请求毛主席后，又起草作战命令，直到给各军团的电报发出后才睡觉。第二天他又要和部队一起行军，疲劳和睡眠不足使他骑马常打磕睡，容易摔下来，只能步行。宿营后刚睡下，有了电报，又得把他叫醒。加之粮食缺乏，他同大家一样吃野菜和青稞......这样，过度的疲劳和营养不良，到毛儿盖前他已经有病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而病倒了。这次病，他连续几天发高烧，不能进食。初当疟疾治，仍不退烧，后发现肝部肿大，皮肤发黄，才确诊为肝炎，且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消毒，根本不能开刀和穿刺，只能用药维持。此时，邓颖超同志正患肺结核，已编入休养连行动，没同周副主席在一起，因周副主席昏迷不醒，组织上把她接来，在宿营地的地下铺一点干草睡。
那天，邓大姐把周副主席脱下的羊毛背心拿在手里看着有虱子，就细心地一只只捉起来，结果捉到多只虱子，挤出的血将指甲都染红了。部队缺医少药，为使周副主席尽快退烧，医生让卫士从60里外的山上取来冰块，用局部冷冻的办法降温，从上午10时敷到下午6时，周副主席才逐渐清醒，不时呻吟，并说肚痛。邓大姐和医生将他扶起后，排出了半盆绿脓，烧才慢慢退了，病情开始好转。
年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草地，正在病中的周副主席随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殿后。这时，周副主席又一次连续发高烧，没吃东西，身体十分虚弱，不要说过草地，说是在平地上行军也不行。怎么办？彭德怀同志十分焦急。左思右想之后，他断然说了一个字：“抬!”并嘱咐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你具体负责，立即组织担架队。实在不行的话，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周副主席抬过草地。最后决定从迫击炮连抽人组织担架队，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担架队分成几个组，轮流抬着周副主席向草地进发，陈赓同志担任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同志坚持参加抬担架。
草地遍地沼泽，荒无人烟，一丛丛野草、一个个泥潭、一洼洼散发着腐臭气味的黑色污水；天气变化莫测，时而狂风四起，大雨涝沱，时而漫天飞雪，冰雹骤降。行进在草地上，稍不慎，踩进泥潭，就很难拔出，甚至被泥潭吞没。杨立三和战士们一起抬着担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周副主席看着心里十分难受，多次挣扎着从担架上爬下来。19年后杨立三同志逝世，担任国务院总理重任的周恩来同志无论如何要亲自给他抬棺送葬。这是一种多么深厚的同志情啊!
过草地后的行军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快乐地议论着即将到达的陕北根据地。这时，一位同志说，要是路上那些牺牲的同志还活着，同我们一起到陕北，有多好啊!一句话使大家都沉默了下来。周副主席收起笑容，沉痛地说，“是呀，我们有许多优秀的同志倒在了长征途中，我们应当永远记着他们!”他停了一下，又斩钉截铁地说，“但是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了树身和树根。懂吗?保存了树身和树根!”
作为一名幸存者，我亲身感受到长征的伟大，它不仅仅是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创举，也是中华儿女不屈不饶精神的体现。伟大的长征精神将作为一座历史的丰碑，傲世永存!
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