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张爱玲《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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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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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张流传最广的张爱玲照片几乎诠释了世人对这位旷世才女的印象:高傲地抬着下巴,睥睨世人。
她少年成名,才华横溢。20岁出头就在名家云集的文化重镇声名鹊起,成为大上海炙手可热的大作家。自出道后,盛名一直不减,“张迷”遍布全球。
夏志清教授的《现代中国小说史》甚至以专章讨论张爱玲,上海的通俗女作家首度与鲁迅、茅盾等大师平起平坐。
她身世显赫,与她同时代的作家几乎无出其右。曾外祖父是李鸿章,祖父张佩纶是清末“清流党”重臣,生母黄素琼(又名黄逸梵)则是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后母孙用蕃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之女。清末显赫的几大姓氏都与张爱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她的笔触,却处处透着一股刺骨的孤傲和苍凉,用风花雪月的浪漫写尽人生的惨惨戚戚,灰色是张氏文学的主色调。
晚年颠沛流离,3年搬家多次,在异国他乡过着家徒四壁、离群索居的生活,去世时孤零零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7天后才被人发现。
甚至有读者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张爱玲晚年为什么不自杀?
“文章憎命达”,张爱玲盛名之下满目疮痍的身世很好地印证了这句话。
一切,都要从张爱玲的奇特身世说起。
—2—
众所周知张爱玲生于没落贵族。年,张家少爷张志沂与黄家小姐黄逸梵结婚,当时被誉为门当户对的“金童玉女”,风光无限。5年后,张爱玲出生。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左二),母亲黄素琼(右二),姑姑张茂渊(右一)等在天津英租界住处的花园里
但张爱玲的童年,甚至可以用“悲惨”去形容。父亲在婚后不久便吸毒赌博嫖妓无一不沾,张爱玲的母亲出身大户人家,受五四运动和新文化思想影响,以离家出走——名义上是出国留学的方式抗议丈夫的糜烂作风。
后来,两人协议离婚,后母孙用蕃进门。这个名门千金以脾气火爆、性格古怪著称,与张爱玲的关系,也水火不相容:
“我父亲要结婚了……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便遭到后母的责打,然而后母却在父亲面前诬陷张爱玲打她,父亲不问青红皂白对她就是一顿毒打:
“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
然后父亲把张爱玲关在一间空屋里好几个月,由巡警看管。得了严重痢疾,父亲依旧不闻不问,一直病了半年,她想,“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在禁闭中,她每天听着嗡嗡的日军飞机,日记的字里行间尽是极度的绝望:
“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这种炼狱般的日子维持了半年之久,后来在一个深夜,她在看守换班之际,终于逃离了这个曾经显赫却让她痛不欲生的家,转而投奔母亲。
本想着是一场解脱,却万万没想到,迎接她的是又一场不幸。
—3—
张爱玲的母亲,同样极度吝啬自己对亲生女儿的爱。她跟母亲的距离从来都是隔着千山万水一般,两人偶有一起过马路,母亲从来没有牵过她的手。
而真正消磨掉母女感情的,竟然是钱的问题。
“在她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
对家庭绝望之至的张爱玲,把所有的情感和注意力都投入到学习和写作中。她以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英国伦敦大学,后因日本侵华战事,转投香港大学,门门功课都能考第一名。
但后来,母亲竟然将她求学时期所获取的港元奖学金,全部输在了麻将桌上。
自此,张爱玲和母亲的关系到了尽头,正如《小团圆》里的那句话,
“我觉得一条长长的路走在了尽头”。
婚姻的大不幸,最终受害者无疑是子女。来自父母的两支痛苦的支流,全部汇聚在了张爱玲身上,使有家归不得的张爱玲,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看待人生,渐渐变得孤傲凉薄。
写作成了她在乱世里唯一的生存工具,而这些悲伤的基调,后来无一不浸透在她的文字里。
张爱玲和母亲
—4—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今生今世》
从港大毕业后,香港沦陷,她辗转返回上海,自此笔耕不缀。《第一炉香》,《第二炉香》,终于使这个华丽而命运多舛的23岁的女子成名了,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写出了《红玫瑰,白玫瑰》、《金锁记》、《倾城之恋》、《半生缘》等,一时红遍上海滩。
就在张爱玲写作生涯如日中天之际,她遇到了胡兰成。
一个不被至亲理解和疼爱的女孩,一旦遇到赏识她的男人,他的甜言蜜语便成了毒药一般,让她饮鸩止渴。
习惯了倔强高傲的她,写尽了无数男欢女爱的她,似乎对一切都是了如指掌,心知肚明。怎料一旦坠入情网,却沉沦到万劫不复之地。
张爱玲、胡兰成
他说,
“我们整夜整夜地说话,才握着手,天就快亮了。”
她说,
“你问我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
她不是不知道,他是一个被万人唾骂、千夫所指的汉奸。但她还是像飞蛾扑火般的投入进这段感情。
只可惜,胡许诺给她的誓言不可能有实现的那一天,什么岁月静好,什么护你一世周全,全都是镜花水月般的虚幻。
在他跟张爱玲两年多时间里,他就爱上了武汉的护士小周,接着又是一路护送他到温州的范秀美,还有上海滩的佘爱珍及日本女子。
这段感情断断续续维持三年,对高傲的她带来的伤害是全方位的。最终还是她自己忍受不了彻底的心灰意冷,写了一封绝交信: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正如《半生缘》里顾曼桢对沈世钧说的:“回不去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这段感情耗尽了她后半生所有的灵气和才华。此后,她便再也写不出来那些美丽动人、哀婉缠绵的故事。
“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5—
“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花凋》
年,张爱玲去了美国。
但现实却给了她一直引以为傲的写作以一记重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
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甚至着手写《张学良传》。
历经重重磨难、看透人情冷暖世间炎凉的她,性格里越发透着一种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
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她显现出了越来越明显的心理疾病,离群索居、自我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她或许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对抗内心的空虚与枯寂。
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的住处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多年来一直潜伏在心里的“虱子”,此时终于变成实实在在的客体,来向她发动最后的攻势了。
在洛杉矶的最后23年里,为了躲避这种令她触之丧胆的小东西,她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财物抛弃了,友人的书信遗失了,甚至花几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译稿也不知所终。
去世前4个月,她还写信给一直帮助她的林式同,说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这两个地方都是沙漠,也许她以为在沙漠里可以摆脱被虱子咬啮的苦恼。
年9月8日,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在家徒四壁的洛杉矶寓所里,这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以一种看似最凄凉的方式凋零。
但在这种表面的凄凉背后,我似乎读出了更深层的意味。
前段时间,看蔡康永谈张爱玲的文章,他谈到:“凡有边界,皆为地狱,人生即是地狱。”
那么,张爱玲为什么不选择自杀去结束命途多舛的一生?
米兰·昆德拉的《不朽》里,描述了人的两种灵魂:一种是做加法的灵魂,一种是做减法的。做加法的灵魂,要不断表现自我,让别人注意到自我的存在。不断说话、不断联系、结婚生子、旅游拍照、潜意识里都希望更多的人记住自己。
做减法的灵魂,则希望和这个世界没有太大的联系,过安宁的日子,不被外界打扰,给灵魂降噪。前一种走向极端,会导致自我的过渡膨胀,而后一种的极端,则会渐渐消减为零。
在张爱玲最后的日子里,她深居简出,没有任何人能找到她的住址,稍有风吹草动就搬家,就连记者想要探访她的蛛丝马迹,也只能翻检她的垃圾。有一次,她和林式同先生通电话抱怨牙痛,林就说:“牙齿不好就拔掉。我也牙痛,拔掉就没事了!”
她若有所悟,自言自语地说,“身外之物还是丢得不够彻底”。
晚年张爱玲
所以,在选择生死的问题上,最终的结局是选择了生还是死,都不是悲剧的判断依据,最重要的是,你是否选择了你最想选择的那一个。
那些只因为被教育了人就该活着,就认为活着是天经地义的事,一味否定自杀的人,其实和一时冲动就从楼上蹦下去的自杀者,本质上是一样半斤八两、浑浑噩噩的事。
但张爱玲不一样。她选择结束生命的方式其实是在宣告,当一个人在真正经历过生死的抉择,经历过怀疑和迷惑,洞彻了生死,最后依然放弃了死而选择了生的时候,才有资格说这是由自己做出的,一种相对自由的选择。
她只是冷眼看这世人,翻天覆地将她寻遍,想捉拿她的,观赏她的,利用她的,对她品头论足的,但她就是不满足你们,你们只好拿着她前尘遗事反复咀嚼,嘬点滋味出来。你想要她自杀,她才不会死给你看。
人们走近她死后空无一物的寓所,然后就感叹晚景凄凉,但她却只嫌身外之物丢弃得还不够。
她在交给林式同的遗书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她要一刻不耽误地进行火葬,不要葬礼,不要人看到遗体,她又要把她的骨灰,撒向空旷无人之处,将自己的所有遗物和遗产,交给宋淇夫妇。
“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霸王别姬》
这收梢,我也喜欢。看得懂的人,就知道她干得有多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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