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是不是也象E·M·福斯特一样，把“平面”人物与“立体”人物区别开来？海明威：如果你是去描写一个人，那就是平面的，好比一张照片，在我看来这就是失败。如果你根据你所了解的经验去塑造，那他该是立体的了。记者：你塑造的人物性格中，回想起来感到特别喜爱的是谁？海明威：这名单开起来就太长了。记者：那么，你重读你自己作品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要作些修改吗？海明威：有时候我感到难写下去的时候，我读读自己的作品让自己高兴高兴，于是我想到写作总是困难的，有时候几乎是办不到的。记者：你怎么给你的人物取名字？海明威：尽我力量取好。记者：你在写故事的过程中，书名就想好了吗？海明威：不是的。我写完一篇故事或者一本书之后开列一大串篇名或者书名——有时候多到一百个。然后开始划掉，有时划得一个也不剩。记者：你有的篇名取自小说原文，例如《白象似的山峰》，也是这样情况吗？海明威：是的。题名是后来想的。我在普鲁尼尔遇见一位姑娘，我是在吃中饭之前到那儿吃牡蛎去的。我知道她已经打过一次胎。我走了过去，同她聊天，不是聊打胎这件事，但是在回去的路上我想到这篇故事，连午餐都没有吃，花了一个下午时间把它赶了出来。记者：这么说，你不在写作的时候，也经常在观察，搜求可能有用的东西。海明威：那当然。作家不去观察，就完蛋了。但是他不必有意识地去观察，也不必去考虑将来如何使用。也许开始的时候是这种情况。但到了后来，他观察到的东西进入了他所知、所见的大仓库。你知道这一点也许有用：我总是试图根据冰山的原理去写作。冰山露出水面的每一部分，八分之七是藏在水面之下的。你删去你所了解的任何东西，这只会加厚你的冰山。那是不露出水面的部分。《老人与海》本来可以长达一千多页，把村里每个人都写进去，包括他们如何谋生、怎么出生、受教育、生孩子等等。其他作家这么写了，写得很出色很好。在写作中，你受制于他人已经取得的、令人满意的成就。所以我想学着另辟途径。第一，我试图把一切不必要向读者传达的东西删去，这样他或她读了什么之后，就会成为他或她的经验的一部分，好像确实发生过似的。这件事做起来很难，我一直十分努力在做。反正，姑且不谈怎么做到的，我这一次运气好得令人难以相信，能够完全把经验传达出来，并且使它成为没有人传达过的经验。运气好就好在我有一个好老头儿和一个好孩子，近年来作家们已经忘记还有这种事情。还有，大海也同人一样值得写。这是我运气好。我见过马林鱼的配偶，了解那个情况。所以我没有写。就在那一片水面上我看见过五十多头抹香鲸的鲸群，有一次我叉住了一头鲸鱼，这头鲸鱼几乎有六十英尺长，却让它逃走了。所以，我也没有写进小说里去。渔村里我所了解的一切，我都略去不写。但我所了解的东西正是冰山在水面以下的部分。记者：阿契巴尔德·麦克里什说起过，有一种向读者传达经验的方法，他说是你过去在《堪萨斯市星报》写棒球赛时形成的。这很简单，就用你保存在内心的细节去传达经验，使读者意识到只有在下意识才有所感觉的东西，这样便能达到点明整体的效果……海明威：这个奇闻不可靠。我从来没有给堪萨斯《星报》写过关于棒球赛的报道。阿契要回忆的是我一九二0年前后在芝加哥怎样努力学习，怎样探求使人产生情绪而又不被人注意的东西，例如一位棒球外野手扔掉手套而不回头看一看手套落在哪里的那副样子，一位拳击手的平底运动鞋在场上发出吱吱扎扎的声音，杰克·勃拉克本刚从监狱出来时发灰的肤色等等，我像画家一样加以素描。你见过勃拉克本那种奇怪的脸色，剃刀刮破的老伤疤，对不了解他历史的人说谎话的方式。这些事情使你激动，写故事是以后的事。记者：不是亲自了解的情形，你描写过没有？海明威：那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所谓亲自了解，你是指性欲方面的了解？如果指的是那个，回答是肯定的。一个优秀作家是不会去描写的。他进行创造，或者根据他亲身了解和非亲身了解的经验进行虚构，有时候他似乎具备无法解释的知识，这可能来自已经忘却的种族或家庭的经验。谁去教会信鸽那样飞的？一头斗牛的勇气从何而来？一条猎狗的嗅觉又从何而来？我那次在马德里谈话时头脑靠不住，现在我这是对那次谈话内容的阐述，或者说是压缩。记者：你觉得对一种经验应该超脱到什么程度才能用小说形式去表现？比如说，你在非洲遇到的飞机碰撞事件？海明威：这要看什么经验了。有一部分经验，你从一开始就抱完全超脱的态度。另一部分经验就非常复杂。作家应当隔多久才能去表现，我想这没有什么规定。这要看他个人适应调整到什么程度，要看他或她的复原能力。对于一位训练有素的作家来说，飞机着火、碰撞当然是一次宝贵的经验。他很快学到一些重要的东西。至于对他有没有用，决定于他能不能生存下来。生存，荣誉的生存，那个过时而又万分重要的词儿，对于作家来说始终是又困难又重要。活不下来的人常常更为人喜爱，因为人们看不见他们进行长期的、沉闷的、无情的、既不宽恕别人也不求别人宽恕的拼搏，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在死以前应该完成某件任务。那些死得（或离去）较早、较安逸的人们有一切理由惹人喜爱，是因为他们能为人们所理解，富于人性。失败和伪装巧妙的胆怯更富于人性，更为人所爱。记者：我能不能问一下：你认为作家关心他时代的社会政治问题应该限于什么程度？海明威：人人都有自己的良心，良心起作用该到什么程度，不应当有什么规定。对于一位关心政治的作家，你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如果他的作品要经久，你在读他作品的时候得把其中的政治部分跳过去。许多所谓参予政治的作家们经常改变他们的政治观点。这对于他们，对于他们的政治——文学评论，很富于刺激性。有时候他们甚至不得不改写他们的政治观点……而且是匆匆忙忙地改写。也许作为一种追求快乐的形式，这也值得尊重吧。记者：依兹拉·庞德对种族隔离主义者卡斯帕发生了影响，这是不是也影响了你，你还认为那位诗人应该从圣·医院释放出来吗？海明威：不。没有一点影响。我认为依兹拉应该释放，应该允许他在意大利写诗，条件是他保证今后不再参预任何政治。我能看到卡斯帕尽快入狱就很高兴。大诗人未必当女生向导，未必当童子军教练，也不一定要对青年发生极好的影响。举几个例子，魏尔伦、兰波、雪莱、拜伦、波德莱尔、普鲁斯特、纪德等人，不该禁闭起来，只是因为害怕他们的思想、举止或者道德方面为当地的卡斯帕所模仿。记者：你能说你的作品里没有说教的意向吗？海明威：说教是一个误用的词，而且用糟了。《午后之死》是一本有教益的书。记者：听说一个作家在他通篇作品中只贯穿一个或两个思想。你说你的作品反映一种或两种思想吗？海明威：这是谁说的。这话太简单了。说这话的人自己可能只有一种或两种思想。记者：好，也许这样说更好一些：格拉姆·格林说过，一书架小说由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感情所支配，形成一种统一的系列。我相信，你自己也说过，伟大的创作出自对于不正义的感觉。一位小说家就是这样——被某种紧迫的感觉所支配，你认为这是重要的吗？海明威：格林先生发表声明的才能，我并不具备。在我看来，不可能对一书架小说、一群鹬鸟或者对一群鹅作一个概括。不过，我还是想概括一下。一个对正义与非正义没有感觉的作家还不如为特殊学生去编学校年鉴，可以多赚点钱。再概括一条。你看，一目了然的事情是不那么难概括的。一位优秀的作家最主要的才能在于他是一位天生的、不怕震惊的检察谎言的人。这是作家的雷达，一切大作家都具备。记者：最后，我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你作为一位创作家，你认为你创作的艺术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要表现事实而不写事实本身？海明威：为什么为那种事费脑筋？你根据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根据现存的事情，根据你知道和你不可能知道的一切事情，你根据这一切进行虚构，你创造出来的东西就不是表现，而是一种崭新的东西，它比实际存在的真实的东西更为真实，你把它写活了，如果写得好，它就够不朽。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写作，而不是因为你所意识到的别的原因。可是，一切没有人意识到的原因又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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