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想一想懒惰所蕴藏的美德——安静闲雅也没有什么坏处。
《阴翳礼赞》以细腻的笔触和对日本传统之美的深刻体悟，给读者带来东方美学感受之时，也有令人深思的人生智慧。纵然阳光美好，阴翳却不可或缺。与明朗耀眼的西方美学不同，东方美感存在于那片朦胧的明暗之中，离开阴翳的作用，一切魅力则会消失殆尽……
本书还收录了《懒惰说》《恋爱与情色》《阴翳礼赞》《我眼中的大阪与大阪人》《关于“白痴艺术”》《故里》《幼少时代的美食记忆》。七篇散文均为唯美派文学大师谷崎润一郎的散文代表作。大师笔下所蕴含的独特美感，在字里行间慢慢晕染开来，余韵悠远。
谷崎润一郎（―）是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早期作品追求从施虐与受虐中体味痛切的快感，在肉体的残忍中展现女性的美，故有“恶魔主义者”之称；中后期作品回归日本古典与东方传统，在与诸多社会关系疏离的背景下，幽微而私密地描述了中产阶级男女之间的性心理与性生活。谷崎的小说世界充满荒诞与怪异，在丑中寻求美，在赞美恶中肯定善，在死亡中思考生存的意义。他的散文世界则洋溢着浓郁的日本风，耽溺于阴翳的神秘、官能的愉悦与民族的风情。其代表作有散文集《阴翳礼赞》，小说《疯癫老人日记》、《卍》和《少将滋干之母》等。
阴翳礼赞
作者谷崎润一郎
懒惰说
所谓懒惰，简单说就是“怠倦”。通常，“懒惰”的“懒”字用“懒”字代替，写成“懒惰”，这是错误的，正确的应是“懒惰”。今查简野道明《字源》，“懒”用于“憎懒”等语词，意为“憎恶”或“讨厌”；“懒”则是“无精打采”“疏慵”“怠惰”“疲惫”的意思。《字源》引柳贯诗句为例：借得小窗容吾懒，五更高枕听春雷。
倘使再转引几个《字源》中的用例，还可得许月卿诗“半生懒意琴三叠”、杜甫诗“懒性从来水竹居”等句子。
由以上例子即可得知，懒惰无疑是“怠惰”之意，但似乎也含有几分“厌烦”“厌憎”的情绪，这一点切勿疏忽。而且更需注意的是，“借得小窗容我懒”“半生懒意琴三叠”“懒性从来水竹居”云云，都是明知“疏慵的生活”中自有另一番天地，故而晏然安适其中，向往、企慕，有时候甚至还有一种故意炫耀、矫情的倾向。
这种心态不仅中国，日本也自古有之，倘若从历代歌人、俳人的吟咏中去寻例子，必定其数无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室町时代的御伽草子中，甚至还有《懒太郎》这样的小说。
……虽名字唤作懒太郎，所幸对造房子很是在行，想着垒起方圆四町的土墙，三面立门……天花板上敷布锦帐，桁架、屋梁、椽子等皆用白银黄金的榫头销钉啣接，并张挂璎珞帘子，就连马厩、门房的建造也不能马虎。然而想归想，怎奈诸事不备，只好树立四根竹竿，上盖草席，住在里头……此种住居虽说寒碜，但手足皲裂、跳蚤、虱子，以及身上的垢腻之类，却不愁没有……有道是舍不出本儿，成不了商人；田间不作物，口中无食粮。懒太郎却是成天游手，有时一连四五天赖在榻上不着地。
如此落墨如此笔意，是纯粹的日本式思维方式，决然不是中国小说的翻版。恐怕是当时的破落公卿们，自己便过着懒太郎式的生活，为了排遣无聊才写下这样的东西吧。多少因为这个因素起着作用，所以作者对这种无可救药的懒汉主人公，非但不加以摈斥，反而为其怠惰、污秽、厚颜无耻抹上一层易被接受的可爱色彩。虽被邻人们嗤之以鼻，把他当成一个累赘，然而他身为乞丐，却有着不畏地头淫威的勇气，赋性鲁钝，和歌却吟得了得，以至传到当时天皇耳朵里，最终被供奉为多贺大明神。
早年，佩里率船队于嘉永年间驶来浦贺时，他们对于日本人最敬佩的地方是十分爱清洁，海港街道和家家户户都打扫得非常干净，这一点不同于其他亚洲民族。我们日本人就是这样，是东方人种中最勤劳、最不懒惰的民族。尽管如此，仍有这种“懒太郎”思想和文学。“怠惰”绝非褒扬之词，没有人会觉得被称作“懒汉”是很光彩的，但另一方面，嗤笑那些一年到头辛苦劳作的人，有时甚至视其为俗物，这种观念到今天也不能说绝对没有。
写到这里想起一件事情。最近，《大阪每日新闻》连续数天刊载一篇题为《美国记者团看到的日本和中国》的报道，这是报社的高石真五郎先生将最近美国新闻记者联合会到东方旅行观察，归国以后在报上发表的各自的真实感想中最有意思的部分摘出加以逐一介绍的东西。到今天为止，多是批评中国的，尚未轮到日本头上，不过依目前的笔调来看，他们对于日本似乎远较中国更有好感。他们一到中国，首先对火车的龌龊车况大为吃惊，留下了极不愉快的记忆。而他们乘坐的绝非普通车，已然是张学良命人特意为他们准备的京奉线最好的车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感觉糟糕至极，既不能舒舒服服洗一洗脸，也无法像样地刮一刮胡子。这固然是中国纷争不断，财政匮乏等原因所导致，但现今的满洲堪称中国秩序最为良好的富庶之地，加之近年内乱已渐近停息，如此来看就没有什么足以辩解的借口了。就我自身而言，也曾经乘坐京汉铁路线上的头等车厢，和他们有过相同的经历。从北平至汉口约四十个小时，其间卧铺车厢漏雨倒也罢了，说句失礼的话，最令人头痛的是茅厕打扫得太马虎，我内急不得不跑厕所，好几次都是到了门口又折返回来。
想来，这种不讲卫生和没有规制，不论哪个时代，都是中国人无法幸免的通病。无论引进多么先进的科学设备，一旦交给他们经营管理，立即便带上中国人特有的“懒散”色彩，好不容易引入的现代利器也化为东方式的笨重之物。在以清洁和规整为文化第一要素的美国人眼里，这是不可原谅的懒惰和可耻行为。中国人自己即使稍觉有些不妥当，但只要能凑合着过，也就放任不管了，这种传统癖性不是轻易就能改变的。有时候，他们反而觉得西洋人唯规则是从到了神经质的地步，甚是厌嫌。那位一提起欧美式的繁文缛节就一概反感，对于本国风习即便如一夫多妻制也无条件肯定的辜鸿铭翁，想必对此种现象也是相当有意见吧。这样说起来，印度的泰戈尔翁、甘地氏等又会怎样说呢？他们的国家在懒惰这一点上好像并不逊色于中国呀。
还有一句题外话，美国记者批评中国不守信用，借了外国的钱却不归还本金和利息。对于这一点，他们写道：“南京政府效仿莫斯科。”但这不光是金钱上的问题，不讲卫生不也是两国国民十分相似的地方吗？不知道谁才是嫡派，但就我所知，白人之中俄国人最不讲卫生。凡有众多俄国人下榻的酒店，里面的茅厕大都有着和中国火车上相同的景象。俄国人在西方人中与东方人最相近，从这一点也能得到证明。
总之，这种“懒惰”“疏慵”是东方人的特征，我姑且将其称为“东方式的懒惰”。
这种风习或许是受佛教、老庄的无为思想，以及“懒汉哲学”的影响所致。然而实际上，它与这些思想并无关系，这种风习充斥于更加浅近的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出乎意料的根深蒂固，可以说正是我们的气候、风土和体质等孕育了它。相反，佛教和老庄哲学倒恰是这种环境的产物——这样理解才更加接近事实。
仅就懒汉的“哲学”“思想”而言，西方并非没有。古希腊也有一类譬如第欧根尼式的懒汉，不过他们的生活态度源于他们的哲学观点，是学者式的态度，不像日本和中国的众多懒汉那样，莫名其妙、吊儿郎当地混日子。那个时代的克己主义哲学虽说是消极的，但遏抑物欲却非常精诚，所以还是很努力，很有意志力的，其境界与所谓的“解脱”“真如”“涅槃”“大彻大悟”等相距何止千里。此外，仙人及隐士之类也不是没有，但他们大多属于寻求发现所谓“哲学家的石头”的炼金术士之类，近乎中国的仙人葛洪，与其称之为“无为”“懒汉”，不如说他们与“神秘”的形象交织得更为紧贴。
到了近代，提倡“复归自然”的让·雅克·卢梭的思想，据说有些地方和老庄思想相通，不过说老实话，我就是个懒汉，迄今连《爱弥儿》也没读过，所以不敢妄加置喙。然而我觉得，不论其思想和哲学究竟如何，在日常实际生活中，西方人既不“懒惰”，也不“疏慵”。他们的体质、肤色、服装、生活方式，以及所有环境条件造就了这样的他们，即使偶尔因为某些原因迫不得已不讲卫生、不讲规整，但他们做梦也无法理解东方人的这种想法——在懒惰之中觅得另一片安逸天地。他们不论富人或穷人，不论游手好闲者或勤奋劳作者，不论老人或青年，不论学者或政治家，不论艺术家或工人，在积极、进取、奋斗这一点上都是相同的，全然没有差别。
“东方人的精神性、道德性究竟意味着什么？舍弃俗世隐遁山中、独自耽于冥想的人被称为圣人或高洁之士，然而在西方，却不会将这种人视为圣人或高洁之士，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利己主义者。我们把那些勇敢地走上街头，给病人送上药和食物，为穷人分发物品，为增进全社会的幸福而牺牲自我、勤奋工作的人，视为真正有道德的人，将他们从事的工作称为神圣的事业。”我曾读到过约翰·杜威写的这样一段话，大致是这个意思，这是西方普遍的思维标准——如果说这是常识，那么所谓“怠惰”“无为”，在他们眼里就是极其不道德的行为。虽然我们也是东方人，但我们并没有将“怠惰”看得比“勤奋”更加高尚，所以我不打算正面反驳这位美国哲学家的说法，更不会正颜厉色、咄咄逼人地反唇相讥，不过还是想问一句：欧美人所说的“为增进全社会的幸福而牺牲自我、勤奋工作”，究竟指的是哪种情形？
例如基督教运动有个叫“救世军”的团体，我对于从事这种事业的人们抱有敬意，绝不暗怀反感或恶意。但不论其动机如何，像那种站在街头，用激越、快速、急切的语调进行说教，为援助自愿放弃职业的人，上贫民窟挨家挨户赠送慰问品，扯着每一个行人的衣袖散发传单，劝人向慈善箱里捐款——那种小儿科、琐琐屑屑的做法，不幸很不符合东方人的性格。这不是公理不公理的问题，而是民族性的问题，是每个东方人互相都能理解的一种心理。我们一看见那种活动，便从脚底心腾起一种被人驱赶的慌张心情，哪里还会悄然生出半点同情心和信仰心呢？人们经常指责佛教徒的传教和救助方式较基督教更为保守、消极，实际上佛教才更符合东方人的国民性。镰仓时代的日莲宗和莲如时代的真宗虽说非常积极和主动，但最终不过化为“七字题目”和“六字名号”。那种做法和现世没有一枝半节的联系。禅宗的道元便做如是想：“人生为佛教，非佛教为人生也。”我以为，这与基督教有着千里之差。
诸葛孔明因玄德三顾茅庐而惶恐不已，无奈只得舍弃闲散的生活，这是《三国志》中众所周知的故事。倘若孔明不等到被玄德硬请出山，而是更早地置身俗世当然也未尝不可，但假使玄德再三恳请，仍隐匿不出，与闲云野鹤为友而终其一生，其心境同样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中国自古有“明哲保身之道”一说，忌争避乱，以全其身，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处世之术。战国时，苏秦衣锦还乡，趾高气扬地说：“且使吾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功成名就，佩六国相印固然了不得，在靠近城郭的地方耕田二顷，一辈子隐没于乡间也不坏。可是，苏秦这个人扬扬得意地说出此种话来，颇像现今的国会议员，其品格远比孔明之类低下。事实上在东方，较之苏秦类型的人物，孔明类型的人物不单品格上更加高尚，本质也更为优秀，这方面例子多得是。
最近，我看到各种电影杂志上刊登的好莱坞电影明星的照片，时常觉得奇怪，这些肖像将他们的脸部放大特写，无一例外都露着牙齿在笑，同样毫无例外的是，不论哪个明星，牙齿都那么洁白，像珍珠似的排列得整整齐齐。但仔细端详他们的表情便会发现，那根本不能算是笑脸，只不过硬生生拿腔作势地张开嘴，故意露出两排牙齿而已，就像经常看到日本女孩子骂街时，“咦！”的一声露出牙齿一样。这种感觉，女演员身上还不很厉害，男演员特别明显。如此感受的人大概不止我一个，读者诸君倘若不信，不妨赶快翻开Classic杂志一览就明白了。回想一下，不管哪个演员的肖像都是一副“笑脸”，但立即就变成了“露着牙齿的脸”，实在妙不可言。
愈是文明发达的人种，愈重视牙齿护理。据说齿列美不美，可以推测出一个种族文明的程度。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牙科学最先进的美国就是世界第一的文明之国。那些拿腔作势堆出一副笑脸的演员们，或许是在有意夸耀：“瞧，我是如此文明的人啊！”而像我这样天生牙齿参差不齐，并且从未想过矫治的人，正如已故大山元帅那一脸麻子一样，被当作未开化人的标本也是没法子的事。说起来，近年即便是日本人中像我这样的人也成了特例，稍微时尚一点的城市，无论走到哪里，那些受过美国式调教的牙科诊所都生意隆盛，其中有人不惜甘冒脑贫血的风险，拔掉或打磨足堪使用的天成牙齿，施行人工修饰。或许由于这个原因，近来都市人的牙齿越来越美观，过去那种参差不齐的牙齿、龅牙、蛀牙明显少多了，且不论男女，讲究做派和仪容的人，哪怕买管牙膏也必定要用“科里诺斯”或“白速得”等美国的舶来货，更仔细的人甚至早晚刷两次牙。因此，日本人的牙齿一天天变得雪白如珍珠，渐渐接近美国人，也渐渐变成文明人了。只要其目的是给人以快感，那也无可非议。不过，原本日本对于龅牙、黑黑的罅牙等，反倒认为其不完美中自然有一分可爱，而整整齐齐长着一口白生生牙齿的人，则给人一种刻薄、奸黠、残忍的印象，所以，东京、京都、大阪等大都市的美人（哦不，男人也一样），大都牙齿既不好，又不整齐，尤其是京都的女性牙齿脏污已成定评。据我所知，反而九州一带边鄙乡野的人，许多都长着一口好看的牙齿（我并不是说九州人刻薄，请勿动气）。至于老人们，因烟油积垢，牙齿又黄又脏，呈现打磨过的象牙色，透过疏髯白须的漏隙暴露于外，同肤色十分协调，倒也别有一番老人风情，给人以不紧不慢、悠然自得之感。其中也有掉落一两颗的，但顺其自然，看着也并不显寒碜。如今，有着一口烟黄牙齿的老人，只有在乡间才能见到，中国和朝鲜则到处都是。老人的牙齿又白又齐，起码与东方人的容貌不甚般配。即便装假牙也要尽量接近自然，上了年纪偏要故作年轻，“人过四十妆更浓”，实在令人生厌。
据上山草人说，美国的礼节实在麻烦，男人在女人面前不可露出一点点肉体，这自然不消说了，擤鼻涕抽鼻子也不可以，咳嗽也不行，所以感冒的时候哪里也不能去，只好成天窝在家里。照这样的话，美国人应该立刻从鼻孔到屁眼儿好好清洗清洗，干净到可以用舌头去舔，排出的粪便也必须散发出麝香一般的香气，否则很可能被批评说不配称为真正的文明人。
无独有偶，我曾经听已故芥川君转述过一件逸闻：成濑正一氏在德时去本地人家做客，将芥川君的《大石内藏助的一天》即兴译读给主人听，读到“内藏助起身去了茅厕”这句时，突然结舌杜口，到底没有将“茅厕”这个词译出来。
保罗·莫朗的小说中经常出现“茅厕”这个词语，所以换成近年的法兰西等国大概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不过欧美人好像对这种事情特别介意，似乎将这认为是文明的资格。
读过托尔斯泰《克莱采奏鸣曲》的人都知道，小说主人公不遗余力地抨击欧洲所谓“文明人的生活方式”。看看他们日常的食物、女性服装等，极富刺激性和纵容性，除了挑逗色欲再无其他目的，但另一方面又不嫌烦琐地讲究礼仪规矩，实在虚伪。——我现在手头没有此书，记忆不甚清晰，不过大体就是这个意思。读的时候我心里便在想，托尔斯泰到底是俄国人啊。
实际上，绅士们在晚宴席上穿着脚镣手铐般的礼服，面对充满诱惑的妇女装束，不能嗳气，不能打嗝，喝汤不能出声，坐上桌子就要受这种礼法的束缚，就算精美绝伦的食物杂陈于面前，还会有什么胃口？说到这个，中国人的宴会目的便是“吃”“喝”，因此可以不怎么讲究礼仪，即使口中发出很响的动静，即使弄脏了桌子、地面也都没关系，倘若是夏天在南方，主人甚至会先脱去上衣，腰以上全部裸露。日本在这一点上同中国也没有多大差别。
说到酒店里的餐厅，有人认为那里是家庭式的、豪华的，要比过于讲究个人私密的旧式旅馆更好。可是，那种地方看起来似乎是绅士淑女展示服装、满足虚荣心的场所，吃饭的意义则在其次。穿着浴衣，靠着托肘矮几，随意地摊开两腿，这种吃法才是最受胃袋欢迎的。
总而言之，西方人的所谓“文明设施”也好，“清洁”也好，“整齐”也好，难道不就是像美国人的牙齿一般的东西么？说起来，看到那白生生、没有半点污垢的齿列，我就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西式厕所里铺着瓷砖的地面。
现今令我们为之苦恼的双重生活的矛盾，并不在于衣、食、住的形态等细枝末节，而在于我们眼睛看不见的更深一层的原因。即使我们强迫自己居住在没有半张榻榻米的房子里，从早到晚穿西服、吃西餐，终究还是无法坚持下去，到头来，仍会将火盆搬进西式房间，或盘腿坐在地毯上，因为不管怎么说，东方人与生俱来的“散漫”和“慵懒”在心底深深扎下了根。首先一点，我们会对吃饭的时间极其规律化而感到痛苦。白天在办公室上班的人，在工作时间里不得不有规律，一回到家就不讲规律了，否则真的会无法静下心来放松休息，也不想喝酒吃东西了。因此许多在工作单位吃午饭的日本人，只是胡乱把一点简单的食物塞进嘴巴，权当是一顿饭了。然而，住在神户、横滨的西方人不是这样，家在附近的人，即使工作繁忙时间紧张，也一定要按时回家，坐在餐厅里笃定悠悠地吃饭、喝酒，然后按时回到办公室。我真想说，这样急匆匆有什么意思？可他们已经习惯于这种规矩钩绳的生活了。其次，从西餐的制作本身来讲，如果你不按时按分坐上餐桌，厨师做起来也有困难。因此，日本人每当听到厨师不厌其烦地叮问“几点用餐”，心里就生气。而假使误了钟点，不管饭菜多糟糕，厨师绝不负责任。
闻一而知十。餐盘和碗筷等，差不多洗一洗就可以了，然而西餐的食材往往油腻多，加上银器、瓷器、玻璃制品又多，时刻得倍花精力，将它们擦拭得锃光发亮。虽然受着这么烦琐的束缚，但我们却仍难以下决心打破这种双重生活。
英国的老人早饭吃一大块油腻腻的牛排，然后拼命活动，振奋精神，蓄养体力。这无疑也是一种养生方法。但是在懒人眼里看来，吃了那么多刺激性食物，还得不由分说地运动才能完全消化，可见运动也是一种苦役。有这点时间，不如安安静静读书或许更有裨益。何况正如托尔斯泰所言，刺激性的食物更能煽动性欲，使人躁动不安，结果造成精力浪费。如此说来，这与节食而怠惰孰好孰坏真令人弄不明白了。
过去——也就是我祖母那个时代往前，大户人家的女眷们一年到头待在不见天日的昏暗屋子里，很少外出；京都、大阪一带的旧式家庭，据说五天才洗一次澡；被称作“隐士”的人，更是整天坐在蒲团上一动也不动。现在想想，那副样子他们怎么生活，实在是不可思议。至于他们吃的东西，真是少得可怜，且寡淡无味，就像捣碎喂鸟的饲料——白粥、梅干、梅子酱、鱼松、煮豆、佃煮，我至今还能忆起祖母饭桌上的这些东西。她们有着与她们个体相适的保守的养生法，而大多数情况下比起经常运动的男子更长寿。
俗话说“贪睡有害”，与此同时，减少食物的分量和种类，这样患传染病的风险概率也会减少。有人认为与其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北京哪个医院治疗白癜风治得好治疗白癜风最好的偏方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