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赏连载22
《麻雀续集》
《麻雀续集》
◎草树
大师在死者中间：屈原，杜甫，荷尔德林，曼德尔施塔姆你们不要争吵：不为一亩三分地，不为坟山屋场活着的大师，只有麻雀它们谦卑，安静，争吵也像孩子你们盗取了大师的隐喻，不言出处而它们在晒谷坪偷食，只是顽皮——噢，我的祖母穿着士蓝布对襟衫，守在屋檐下，竹棒发出沙沙的响声它们飞临早晨的窗前，就像妻子在房门口叫着孩子们：懒虫，起床了。那啾啾声从来没有愤怒，也没有苦难的抒情，即便被“除四害”的枪口追到天边当细雨清空了小径，树枝摇晃它们在枝叶间窜动，张望，鸣叫它们飞过田野，无论那儿一片饥馑或野草疯长飞过城市，只在屋顶稍作停留飞进铁窗，进入人类的非自由区域，又飞走——对于一个嫌疑犯，犹如先知的预言飞越时间，超越季节、悲喜和生死的时间它们的教堂有一个绚丽远胜罗马大教堂的穹顶色彩变幻，铅灰，瓦蓝，或七彩纷呈
诗评：杨克点评：
麻雀是眼前的活物，它是一只有羽毛有骨骼有肉和肠子的鸟，它们在枝叶间窜动，张望，鸣叫，它们在晒谷场偷食，只是顽皮，它们那啾啾声，不过是生命的原声，从来没有愤怒，也没有苦难的抒情，即便被“除四害”的枪口追到天边。——诗人所有关于麻雀的叙述都尽可能不带主观色彩，直接贴近事物本身，不进行任何拟人化的拔高。似乎追求一种在场的、贴肉的写作。
可诗人一开始又说，大师在死者中间，他们不再为一亩三分地，不再为坟山屋场争吵。而活着的大师，只有麻雀，它们谦卑，安静，争吵也像孩子。于是麻雀的身份一下子又架空了，拔高了，它不仅是鸟，它代表境界，是一种超卓的存在。
随着诗的展开，结尾对开头构成呼应，在呈现具体的飞翔，飞临窗前，飞过田野、城市，飞进铁窗之后，形而上的飞翔翩然而至，麻雀扶摇直上，飞越时间，超越季节、悲喜和生死的时间。
这首诗以麻雀贯穿始终，却几条线齐头并进，构成复调。写出了现实的麻雀和精神化的麻雀，可谓“色彩变幻，铅灰，瓦蓝，或七彩纷呈”。
附两个诗评：
刚健质朴的叙述和抒情
——潘新安诗歌一瞥
文/草树
“没有读遍诗人的每一行诗句的人是无权评判诗人的。”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这一句话时常像警钟一样在我耳畔响起。它使我意识到既不要让自己在美学上自大，也不能沾沾自喜于眼光的敏锐，对任何一位诗人的诗歌，必须保持足够的尊敬。好在潘新安的诗歌创作目前正是处于一个上升期，我们除了在一个山坡上的某处草地谈论一番沿途风景，并不需要对两边的树木做出诗学上的精准判断，也许，对一片树林的长势的预期比对“既得利益”的评判更有趣。基于这样的初衷，我想哪怕是在几十首短诗中，也足够把酒涵吟一番了。
潘兴安出身农村，如今在湖州治下的练市经营一些小本生意，今年再次在练市见到他，一年前在他脸上的矜持和审慎不见了，他敞开胸怀，饮酒，抽烟，纵论诗歌，我对他的判断进一步得到证实。新安在诗歌上的独立，可以从他的个性上得到印证。在江南的吴侬软语、亭台阁榭的和带有某种阴柔之气的文化背景里，我以为新安的写作是刚健的，质朴的，毫无美学上的脂粉气和语言上的自恋癖。他的乡村生活经验无疑支撑着他的写作风格——他是一个真正用两条腿走路的诗人，一只脚踏在记忆中的乡村，一只脚落在现实的街头，在一个名叫练市无名小镇以十个脚趾头感知着大地的颤动，感受着世界的心跳，力图在纷繁的现象世界里有所“看见”，有所呈现。在当下纷繁芜杂的诗写里，我以为一个诗人的写作首先是要确立的它的有效性。什么样的诗歌写作是有效的呢？最起码的要求是，要立足于自己的生活，倾听灵魂的声音和骨头的响动，写出生活的活生生，呈现存在的本相。任何花哨的观念演绎和词语游戏，终究会被时间说“不”。在这个意义上，潘新安的写作无疑是有效的，而且是清醒的。
而我写诗
无非是要把我在黑暗中看到的
说出来
可无论怎么说
都像是梦中人的呓语
——《我的经历是平淡的》
他对自己的写作有清醒的定位，从来不试图向人们做普世哲学的絮叨，也不撒娇、滥情，节制而内敛，保持着一种内在的张力和审慎的平衡。
又是一个春天
但我已经不再冲动
田野里还很荒凉
当我谨慎地伸出双臂
仿佛
一棵被一再修剪的桑树
贴紧枝条的嫩芽
颤抖地，接受阳光的恩典
而就在我站立的地方
小草们已经率先
推翻了泥土
我拥护这绿色的政权
因为它来自底层的苏醒
这首题名《苏醒》的诗，语言简洁，质朴，但它呈现的思考是珍贵的。它不是停留在对春天到来万物苏醒之时的欣喜之情的书写，而是有一份理性参与，敏锐地洞察了小草“推翻”泥土的价值，“我拥护这绿色的政权”，这利索果断的“表态”，使诗歌的翅膀腾空而起，立即张开了诗意的空间。
一个诗人的清醒可能会带来这样的局面：写作上的自觉和节制，对生活和世界冷静地观照。尤其重要的，是通透——诗歌需要诗人透过纷繁的现象世界，找到事物之间内在的联系，甚至发现事物隐藏于黑暗中的神秘感。显然，潘新安的诗歌具备了这样的特点。
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久了
会凭空生出厌烦，会在半夜弄疼他自己
绝望于这里的一切得不到改变，不能按照他自己的意愿
醒来、成长和恋爱
一只鸟在此刻的雨水里飞
而即使在他死后的很多年
他伤心的父母，依然每天早晨准时敲响他的房门
一切都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
包括他桌子上的一张纸
还有被他揉皱，随手扔在地上的那张
——《不变的》
当面对生活的卑琐和现实的残酷的绝望之时，作为诗人，他不是就此颓废而是发现了存在的依据——也就是在急光流年一切变化的“变”中，他看见那一种令人舍此不能的“常”：亲情，而在诗中，他与其说在表达不如说在描绘，“还有被他揉皱，随手扔在地上的那张”，多么动人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对生活深刻敏锐的体认和节制冷静的表达。这是一种通透的声音，带着深厚的情怀又不乏理智的参与。
实际上，潘新安的诗歌更多是面向乡村的，但他质朴的叙述和抒情已经完全摆脱了那种田园牧歌式的传统书写，他是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重新打量乡村，审视乡村，从而探询存在的依据和价值，当然也有情不自禁的抒情，但抒情是被掌控在一个理性的尺度内。没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句的：
偶尔我会停下来，站在一边
侧身，让一个晚归的肩扛农具的老人
可以从容经过
收割后的麦田多么空旷
我飘动的头发、衣襟，我伸出去的手上
哦，我愿意接过你的疲惫和衰老
愿徐徐而来的风，愿风中那么多的
与我的面颊轻轻碰触的翅膀
都有所依靠
——《在初夏的傍晚走过乡间》
没有铺垫，径直切入。这是乡村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日常生活的场景：让路，在狭窄的田埂上。走在城市宽敞的马路上的人不会有这样的体验，不会看到生活中这样一种我们称之为宽容和友爱的东西看上去抽象而在乡村是那么平常、具体。正是这样一种质朴的力量，让潘新安的诗写具有了辨识度——情感和声音的双重辨识度。这样的诗篇还有《我的心里空荡荡》，《街道边的香樟树》，《杨梅》，《探秋》，《双亲》，《骄傲的心》等。无论是《我的心里空荡荡》里那个饥渴的少年痛饮清水的真切感对空虚的消解，还是《杨梅》里喝杨梅酒的甜蜜的酸涩给予往昔纯朴记忆的回应，拟或《双亲》呈现出来的情感的真挚，都让人读来舒畅，清爽，意味深长。尤其《骄傲的心》有一种对城市生活的世故猥琐洞照之后的身份上的自信和形式上的清新。
而贫穷，仿佛什么都可以缺
唯独从来没有缺少过爱，因为有我在爱呀
你到达山顶的日子
我正赤足，穿过一条田塍
像一根针。我是说
倾斜的阳光打在我身上
我就是一根针，闪亮着，尖利着，偏执着，刺痛着
然后，巨大的荒芜在我身后合拢了
我以为这样的诗歌呈现了一种崭新存在，在中国经历三十年巨大的变革以后，来自农村的人已经取得了一种骨子里的自信，彻底摆脱了过去的“乡巴佬”进城的自卑感。这显然是一种发现，也是体认，在语言里出现了一种真正的现代人身份的确认，同时显示了这样一种情感形式巨大的、清澈的力量，对当代都市人精神的荒芜和情感的世俗，也许有一种谢默斯·希尼说的“纠正的力量”。
当然，偏居小镇练市，潘新安显然也感觉到了作为一个诗人在世俗生活中身份的尴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即便有伯夷和叔齐之孤洁，何人可相谈？退求其次，谈谈陶渊明和赛珍珠，对坐恐怕也无人。诗人在《我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说——
更不如看父亲沉默地归来
一根青藤
悄悄爬上他刚刚搭建的棚架
试探多于张望
这是对没有交流对象、精神极度孤独的生存境遇所说反讽之词，这样一种自嘲当然是苦涩的，但也是清醒的。是诗人当然还会出神，时不时来一个游离的姿态，向往起《瓦尔登湖》，“湖面上那么多小小的酒窝”和“一些波浪，会把我的梦卷起”，这种宁静之美和与大自然的深切默契，自然是文人情怀，谁都神往那一份洒脱：“剩下的时间，交给你”。但是这只是偶然的精神出走，诗人的双脚仍然留在郊区。郊区，“任何现代性都是——郊区”，在今天的城市化的深度进程中，农村亦非过去的农村——农村不是野草丰满了而是它的延续几千年的虽然贫穷但是丰满的过去被城市彻底掏空了，空落落的乡村院落充满了荒凉和稀疏留守者（老人和孩子）；而城市正是一个巨大的搪瓷反应釜，我们日夜听见它的搅拌机轰鸣，而农村和城市，传统和现代，娱乐和文化，观念和变革，所有的元素还在融合之中，共生之中，时代最新的结晶还没有形成。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说，“叶赛宁的夭折是因为他不能完成我们这个时代的订货——因为他子良心和嫉妒之间，他与良心靠得太近”。潘新安的诗歌同样体现了作为一个诗人的良知，尽管在他的诗歌中，只是隐约呈现了这个良心的底座，但是他刚健质朴的声音无疑是来自于那里，经历了那里的火焰和清水的淬炼。也许叶赛宁是俄罗斯乡村挽歌的最后一个起草者，但潘新安对中国农村以及整个社会的变革显然有着冷静的观察和准确的判断，我想，《郊区》一诗的诞生不会是没有来由的，它肯定经过了一个默默的孕育期。在此期间，作为诗人，新安也许洞悉了这样一个秘密——任何一种现代文明进程，都必须路径郊区，中国的诗歌当下所处的位置，也正是郊区：它即像城市的边缘，又是农村的远亲。它是现代文明真正能够孕育和生产的地方，因为农村的田园牧歌已经远不合时宜，而城市的喧嚣又不利于沉淀。让我们来读一读《郊区》——
他的加工厂，就在公路边的
几间平房里
结婚，养蚕，往事让人流泪。
一个后院，他的狗对来访的陌生人狂吠
但马上就被他呵止了
阳光照在湿泥地上的气味，狗的气味
以及铁锈的气味
交易如此乏味。低廉。这很好
车床，铣床，冲床……
活着是一门手艺
一个小学徒，转动的砂轮
角落里，两块木板搭在用砖头垒起的矮墙上
做梦的地方
这是后工业时代的一幅剪影。空间被车床、铣床、冲床、砂轮、铁锈等工业元素空前地挤占了，只有一头狗的机警和忠诚是后院里的乡村文明的最后看守者，而在这样一个逼仄的空间里，小学徒做梦的地方，也就是“搭在用砖头垒起的矮墙上”的两块木板。在看守所或监狱，这样的两块木板出现不足为奇，因为在那里人的一切权利被剥脱了，但是在自由社会，这一幅图景是触目惊心的，我们必须屛住呼吸来端详这样一个场景：可能在我们普遍的生活中以相似或另一种形式频繁出现的一幕。它确切无误地告诉读者现代社会留给人类的精神空间是多么逼仄、狭小，我们由此懂得，我们的呼吸急促不是没有来由的。这首诗让我想起一部美国戏剧，剧名好像叫《椅子》，剧情描述的是一个房间堆起越来越多的椅子，最后没有了人的容身之地。两者都精确地呈现了现代人的精神境遇，后者不无荒诞意味和寓言风格，前者则更贴近现实，逼真的现场感和它透出的某种苦涩隐含着诗人深刻的人道关怀。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精确的视点，潘新安似乎找到了一条专属于他的个人化的普遍路径，尽管这条路还不是十分宽敞，沿路景观也不成大观，但已经云蒸霞蔚，气象不凡。在我看来，《杀戮》就有一种不凡的气象，它突破了诗人纯个人化的叙述，在具备个人化风格特点的同时实现了“非个人化”，它 初识诗人草树，是在《风月大地》文学网站上。那个时候，大家都在那里发表自己的诗，相互交流。在交往之中，发现他是一位对诗极其看重的人，所以就慢慢地通过博客交换一些诗学看法。原本以为他只是专注于写诗的一个人，没有想到居然还对诗学理论那么有“术功”，近年来，写了近百篇诗学短札，故而大有知音之遇。我们只在去年9月份匆匆见了一面——那还是长沙的晚上，我已经在一个朋友那里喝多了，赶到他安排的一个会所，又喝了一些啤酒，实在坚持不下去。草树也清楚，再坐可能就要“出丑”了，于是就把我送回宾馆。第二天，我只记得那个房间很多人，只记得我们谈了很多跟诗有关的问题。遗憾之余，我也聊以自慰，毕竟我们谈了诗。在这个时代，遇见一个真诚的诗人有时候算是幸福的，我们至少还可以谈诗以及跟诗有关的一切……
在一篇短札里，草树写到：“自从恢复写作以后，写了两年多诗歌，终于感觉有点惶然了。不是越写越顺，而是越写越怕。”从写作之中反思、检点自己，然后写出心得，这是来自于对诗的虔诚与为诗一搏的强烈信念。所以，草树一定会走得更远。草树近年来，在不间断的诗学短札写作实践里积累经验，写出了《托马斯·特朗斯特朗姆：隐喻的大师》、《地理的诗学》、《唐兴玲论》等若干篇诗学评论，还对陈先发、罗羽和莫非等优秀诗人作了详细的解读。从我已经阅读的草树的评论文字里，可以看到一个诗学框架的宏大建构，诗学理念的前卫以及精到的领悟与严谨的行文。这对于一个并非文学科班出身的人来说是难得的。我们看到了一个诗评者向评论家的过渡，或者说，草树已经从一个评论者过渡为一个深谙诗道的评论家。
一．
在阅读中，我们能够看出，草树的背后拥有深厚的诗学理论根基。但他又不仅仅依仗这些，也不一味崇拜诗歌大家或那些著名的诗人，他往往从已经写得十分优秀而声名尚未达到顶端的诗人那里，寻找诗的秘密。他总是在具体的诗里发现独有的诗艺，或者说他善于从个别诗人，或者说不甚著名的诗人那里发掘诗学元素。即便面对一首诗，他也力求从其内部窥探，而不是浮光掠影。身为诗人的评论者，他能够体察更多诗和语言的内在秘密，在诗学见解上不是靠逻辑推理和概念推演，而是靠自己独有的体验有时候是瞬间的洞见。
面对一个老生常谈而又常问常新的问题——何为诗——他有自己的考量。他说：“美，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我觉得诗歌，也是一种有意味的语言形式。”他强调“感受”与对世界的“发现”——个人的，独特的，强烈的，建立在心灵和世界的联系之上。把早已存在的事物挖掘出来，放在语言的容器里。也就是说，草树把诗视为生命的必然，诗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时候，他把诗称作“一枝玫瑰……是一枝在静静一隅羞答答绽开的玫瑰。是有着农家肥的、血液气息的玫瑰。它不仅仅是香。它的红，不是任何一种红，只是一种红：血红。”“它是有着生命的热度的。一种非凡的体温。它的颤动，有灵魂的风声”。
草树窥见了诗关乎“内心和灵魂”以及倾听与谦卑的内在关系，并从中看出诗的尊严。他说：“诗歌的写作，就是把内心的声音和灵魂的颤动用简洁明白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们要在喧嚣的浮世听见心灵的声音，首先必须安静下来，关掉自己的嘴巴。倾听，实在是一种谦卑的姿态。由于诗歌是心灵的产物，它理所当然是有尊严的。”“诗歌要 在不少短札里，草树都提及“倾听”，这是颇有深意的。其实他可以就此展开而成为一篇文论。不错，在当下，能够“倾听”的人越加少了，所以“倾听是如此珍贵”。而倾听之于一个诗人，或是评论家都是至关重要的，倾听可以让人智慧，让人得到更多，也为“倾吐”作了必备。对当下诗坛，草树的头脑是清晰的。比如他看到了：“对于诗歌，有很多先入为主的现象，说话难免武断。说到底，我们处在一个自我膨胀的时代，很难低下头，竖起耳朵。”
在某个论坛，诗人留意了一句话：“谁读了我的诗歌，谁就是我的亲人！”他说：“我心头一震！对诗歌，对诗人，我都读出了辛酸。但是我日益觉得这话不止于辛酸，还大有诗意。”在这里，作者对诗的定义以及对诗的感知方式等甄别之后，亮出了自己的诗之“剑”：“在我看来，诗歌的写作和阅读，都需要一种基本的品质——
那就是谦卑。一个谦卑的诗人在诗歌的深海不言不语，犹如智者。因此我说过，好的诗歌一定是安静的，内敛的。这体现一个诗人的品质。不是说诗歌内在不需要张扬，而是把诗人的声音尽量地隐去。我们的时代总是争先恐后地发言，正是那么多“我”的声音，淹没了存在。其次是，尊重读者的存在，在词语里给了充分的、或尽可能的空间，给词语自由，给诗歌可能，也就是给读者审美和认知的最大的空间。在一首好诗里，诗人和读者的相遇，是比情人的拥抱还要令人激动的。因为他们共同完成了一次灵魂的共振和对世界的烛照！”
因此，诗人在最后说：“诗歌是需要读者的。好比灵魂的颤动需要产生回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看到了‘谁读了我的诗歌，谁就是我的亲人！’这一句话背后巨大的诗意。有些人是亲人，亲戚，却一辈子也没有走到灵魂的深处；而在一首诗里，我们走一步就和诗人的灵魂拥抱了，尽管素不相识。诗歌由此也就有效地消解了世界的陌生，尽管诗歌是无用的。”在这里，作者诠释了诗的无用之用，尽管文字从“心酸”入手，但还是回归了温暖，这或许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草树所以停笔十多年之后还能重新“拾笔”写诗的内在的心灵情愫。草树还谈到了诗与读者的契合。他认为，诗歌不管“超现实”还是“现实”，总是会留下心灵的密码。一个诗人有一个“解码”的读者足矣，有更多的读者就是一种幸福——这种幸福在于，一个人和另一个或一群人一起摆脱了人生在“单调的循环”里的种种荒谬，相逢一笑，一起飞翔。而诗歌，一旦存在于语言，也就和诗人没有多少关系了，它的空间和可能，更多的和世界有关。
诗与生活的诡异辨认历来被诗家论及——不是不得要领，就是陷入自相矛盾。草树的说法倒有几分意味。他从音乐说起：“音乐只是形式的艺术，似乎很难找到内容，只能感受。这和诗歌是相通的。当你在‘生活’，诗歌不在，或者说‘在别处’。诗歌是另一种‘生活’”——他在这里谈及的诗中的“生活”显然是一种语言意义上并经过想象、感受过的东西，那就不是我们俗常所谓的“生活”的照搬了，这就是不能与现实对位，而“只能感受”。
很多评论者面对心灵与社会，乃至于时代，都会有所困惑、纠结与禁忌，但他又绕不过去。草树恐怕也不会例外。所以，他并非肯定的说：“它或许也是有社会意义的。在若干年后，成为一种历史的真实，但这不是诗歌刻意所求的。”而“一个诗人生存的土壤，它的泥土的气息不可避免要发散到诗歌中去。”因而，他借助博尔赫斯的一个说法：“谁都没有发现在未来或过去的时间里生活的艺术。任何作品都是它那个时代的产物。”“诗人必定是时代的见证”为自己寻找一个方向：“任何诗歌不能脱离时代。现代性，是诗歌绕不过去的，即便在神话和历史里倘徉，也必定打上当代的烙印，否则就是没有生命的。诗歌不是封闭的居所里的歌吟，它要敞开窗户——向心灵，向自然，向世界，向人生，向诗人站立的大地上的生灵。只有这样，它才会具有动人的力量，为心灵打开更加广阔的通道。”而不同的是，他还是落脚在心灵的自主与自我的掌控之中，从而避免了那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工具论”窠臼，也给自己寻到了一个宽阔的诗学策略。
诗与时代的悖伦恐怕是要伴随现代诗歌史的始终。草树并不悲观，他说：“诗歌看上去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在时代进步到人们更多地 诗歌，作为一门最高的语言艺术，是每一个诗人都躲闪不开的。身为评论者的草树自然会有更多的思考。他说：“母语——书面的和口头的，都是充满了生命力的，它和我们的生存现实具有天然的血肉联系。”还说：“我相信语言是有秘密的，这种秘密就像心灵感应或心照不宣。汉语是最美丽的语言，它带有最朴素的诗意的形态，自然是最好的诗歌语言之一。”在这里，他强调了语言的生命力和秘密，强调了汉语的“诗性”，既体现了他独异的诗学认知，其实也是他多年诗写的独有体会。叩问语言，是每一个诗人的天职。而兼为评论者的草树，还要对语言有额外的阐释。他做了。在解读魔头贝贝的《寡然经》里，他说：“一首真正的诗的结构是语言的流淌形成的——不是两岸诞生了河流而是河流生成了两岸，换句话说，诗歌的结构不是预先设计的而是词语到来的过程中自动生成的。”
他还谈到童年与诗关系：童年是多么美好！是诗歌天生的孪生兄弟！
他推崇诗歌的“直接”：“我想更深的领会这个词，对当下诗歌写作也是有益的。反对隐喻，形容词，消解传统，回到‘废话’，‘身体’，甚至上帝赐予了树叶遮羞的‘私处’，就是呈现，客观”，尽管他对这个问题尚未形成完整的诗学理念，但可以看出来，他似乎迷恋着清澈，纯净，而反对“没有生气的、累赘的脂肪”与“明显的矫揉造作”（希梅内斯）
草树 草树多次谈及诗的“无用之用”，他说过，诗尽管“无用”却给我带来了“有用”的东西不能带来的快乐。
草树谈论翻译的话语并不多，但以下的几句却让我有深刻地认同：“我们读曼德尔斯塔姆，可能无法领悟他的诗是“辅音”的艺术；读策兰，我们也无法体悟他在几种语言之间找到的声音的桥梁。被拆掉桥梁的翻译，自然会损失重大，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说实在的，我现在对于译诗有很多不信任，除非有一种意象的传达和意蕴的透露，从语言的角度几乎没有收获。而诗说白了就是语言的存在。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掌握外语，只能隔岸观火了。
草树尤其体认汉语诗歌辉煌的“传统”，其浩瀚博大足以让我们产生敬畏：“越是吸收传统的血液，就越会让我们的筋骨壮健。传统会帮助我们擦亮眼睛。传统诗歌的写作手法是丰富的。赋比兴，就是基本的诗歌写作手法。尤其‘兴’，它似象征，又不是；似比喻，也不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多么聪明、智慧的表达！” “说到‘赋’，就是叙述，叙事，我们不是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诗歌的叙事一再标榜为‘创新’吗？”草树的质问不无道理。尽管，在“九十年代诗歌”运动般的背景下，有论争中的策略意味，那个时期也的确有一批“叙事”的优秀作品涌现。但那只是诗歌史阶段意义上的凸显，它们上表现于先秦，中凸现于唐宋诗词，尤以杜甫为集大成者。因而，尊重我们的古典诗歌传统，既理所当然，又责无旁贷。
二．
阅读草树的文论，他几乎涉及了跟诗有关的所有方面，从而成为一个诗理宽泛的评论者。作为一个诗人，草树对于唯物主义有莫名的反感与抵触，他更亲近于唯心的，或曰“神灵”的一端。在一篇札记里，他说：“如果没有神灵的照耀，事物是不会发光的，诗歌也不会诞生。”他并为此作了论述——其中牵扯到了谦卑与诗的关系：
“存在是神秘的。显在的存在是灵魂之外的，物质的。灵魂的存在，一定是在泛泛的目光之外,是隐秘的。以为没有神灵或不相信神灵的存在，我们才变的如此骄傲，狂妄，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彻底失掉了谦卑的精神。艾略特说，‘谦卑是无止境的。’在谦卑之外，没有真正的诗人，有也是伪诗人。而只有在神灵的脚下，我们才可以找回一点一滴丢失的谦卑。因为谦卑，我们会更接近神，上帝，神灵；因为谦卑，我们会更敏锐，保持简单的活力和单纯的好奇；因为谦卑，我们会更趋向朴素，质朴，单纯，独立。”最后，他似乎有了某种关乎诗的坚定：“我以为这是诗歌的一个基础。”诗歌不断走向安静，内敛。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论对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它把作家和诗人的触角引向了人类更深邃的心理领域。
草树谈及的真诚之于艺术的话题，看似浅显易懂，实则意味深长。他说“好比血液之于生命。没有真诚，就很容易落入文字的圈套。文字是有诱惑力的。它们看上去不动声色，有时候就是不知不觉把我们引向了歧途，让我们在它的浅草丛里狂欢，等我们站起，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得到。诗人，必须时常保持足够的警惕。而真诚，是我们唯一能够保持清醒的办法。”这是诗人自己诗写的深刻体认，是通览当下诗坛的精辟话语，也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规约。
我们发现，草树常常深陷于诗“疼痛感”而不能自拔。在读魔头贝贝一组诗的文字里，就写道：“由于被击中，我不得不说出这些感受：疼痛的感受。因为它不是诗人个人的疼痛，而是存在的疼痛，从敞开的身体呈现的普遍性，带着诗人的血液、气息和感觉，使不可触摸的东西变得可以感触了。这是我认定好诗的理由，却丝毫不敢因个人的解读而伤害诗歌无穷的可能为自己的饶舌而开脱。”这几乎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惺惺相惜的情怀，既彰显了诗人悲悯的胸襟，又向人们展示了渗透骨髓的诗学认知。在魔头贝贝另一首诗的解析里，他结晶出几乎可以称作当下诗歌艺术症候的东西。他说：“没有魔头，就没有贝贝。没有魔头就没他对世界的深刻体触，没有他的愤懑、伤感，豪迈不羁；没有他会疼痛的身体；没有疼痛的词语。”贝贝是我的河南诗歌同仁，对他的经历十分了解。而难得的是，草树在这里把“疼痛感”又一次标举成诗的至要，不啻为睿智。
中年诗人与“虚无”以及焦虑的关系是一个饶不过去的话题，在九十年代诗歌的论争里也多有提及。而草树有其独到的看法：“一个诗人到了四十岁以后，如不能写出一点生命的虚无感，很有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或生活在真空里或根本就够不上一个诗人。”“焦虑是不能产生明澈的诗篇的。明澈在更高或更低的地方：在山顶上把云朵给了风，在河水里看枝条泄露了寂静。存在的虚无，放到时间深远的背景里去看，才看的更清，更透”；
从而“在草尖上，都可以发现存在的巨大秘密”。
在诗评里，他涉及到时间这个古老而崭新的话题。他说过，如果一个诗人不能为时间指出恰当的参照物，他的诗歌必然掉进个人的梦呓和词语的堆砌。
草树对于诗拥有颇多独有的看法，比如：“我更倾向于理解诗歌是一种基本的存在。诗人的工作就是负责发现和表达出来。”比如：“特朗斯特朗姆说，诗歌是一种感受。更具体。因为是感受，所以必须先是个人的，触及到个人的灵魂的。一个诗人的能力应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感知世界的方式，一个感受世界的能力。切入世界的方式因人而异。……感受世界的能力是一个诗人内心的灯的明亮度，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他谈到想象：“诗歌不能离开想象。就是最客观的诗歌也有想象的成分，它是在想象里把感受还原为客观。正是想象，使诗歌达到了经验以外的领域。好的诗歌，它巨大的魅力也源于此。”
而在对当下诗歌的考察与辨认之后，草树感到“主体的声音过大，就会淹没客体的声音。”从而认同了奥登提倡的接近中性的写作和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同时，他倡导诗歌的客观性：客观，是力求接近真理、真相，不因主观而出现偏差；“以客为主，还是一种对事物和世界的尊重。它会使得诗歌的得体和恰切有了实现的基础。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言及客观性并实现对主体的狂妄、专断、浮夸和随意等等恶劣品质的遏制。”这看似与上述强调心灵与个体的表现有矛盾的论证，其实正是对于主体的矫情与自夸的纠正，也是对于当下喧嚣诗坛的一记棒喝。
作为一个诗人，草树深知词语的地位，所以他说：“事物在词语里，获得了可能，闪闪发光”。他也谈及这样的观点：词语要穿越身体抵达存在，并不是看上去那么容易，相反，它需要深邃的洞察力和敏锐的感受力，因为它不是说出身体的疼痛，而是存在的疼痛。他在其他诗人的言论和诗里也得到旁证。
草树对诗的思考颇为用心，而每每有生动的描述。在《词语的接力》这篇短札里，他以接力赛为例，形象的阐述了词与诗的关系。他说：每一个词语都是站在不同位置的运动员，它们静静地等待接力棒的到来。诗人站在场外看上去违背了我们一直以来要求“在场”的吁请，实际上正是罗兰·巴特所言的“不在”，一种白色的写作可以让主体趋于“中立”，以客为主，遵循语言的自身法则，就像充分尊重每一个队员的“主观能动性”。第一个词语冒出来，像一只看见了小鹿的豹子立刻奔跑起来。声音，汉字的形，词语本身语义上的关联或悖谬，都将成为唤起下一个词语的缘起，或力量。
语言，只有“涌现”，才能真正成其所是，“涌现”的部分正是诗的部分……
对于诗，接力棒腾空的瞬间，实在还可以触发诸多的想象。接力棒传递之时，腾空一刹那，是词语与词语的断裂之处，是历时性的结构突然豁口洞开。片刻的停留使诗歌的时间维度张开，时空的景观也丰富起来了。只有在这样的豁口之上，我们才有跃身历史的晦暗并和经典产生呼应的可能。……看着这些形象的表述，没有诗歌写作的深刻体验，是绝不可能达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地步的。
一个好的诗歌评论家，不可能不对一首诗里好的诗句感兴趣。草树也如此。当他在莫非的诗《一只碗没有了，只有满满的水》里，发现“在扎了口袋的邮局”等诗句时，他表示了极大的惊叹，乃至于“让我看到一种巨大的陌生。我为这样的语言拍案，在夜里，常常是。”同样，这首诗最后的两节也让评论者兴奋——
在抽出来的纸牌上，粉刷厨房
烟囱倒了，最后得救的还是烟囱
我们嘘唏，仿佛死永远是别人的
风景，活才是自己活该面对的事情
所以，他对此作了多于诗句的阐述：“苏拨在抽出来的纸牌上，粉刷厨房——抽纸牌，不是我们日常的一个行为吗？我们把握不了命运的时候，就去抽纸牌。多年前我去湘西永顺的一个庙里抽纸牌，据说那里很灵验，我抽了，大吉，但现实很快就告诉我，命运在纸牌上很喜欢开玩笑的。我数次无功而返劳民伤财就是明证。但苏拨不，她粉刷厨房是要建立新的秩序。纸牌啊，厨房啊，多么简单的东西，却获得了多么巨大的诗意。诗歌语言的奥妙正在这里。”
终于还是看到了草树对于诗学的基本构成——隐喻——的思索，在《托马斯·特朗斯特朗姆：隐喻的大师》这篇文章里，他置入“隐喻”的重心，似乎颇有深意。不然，不会在开篇就说：“诗歌天生是隐喻的。隐喻，是诗人建立人和世界、事物和事物之间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可惜，读完所有的文字，却没有展开。遗憾之余也体会了作者的苦心，难道特朗斯特朗姆整个诗学涵盖不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他在具体物象、事相里演绎的精神诗意或曰境界本身就是。看来，草树并非从狭隘的修辞角度去考量，而是将托氏置于诗歌发生学层面上了。他曾经持续地解读了罗羽的诗作，打探了罗羽诗歌的秘密通道。而有一点尤引起我的注意，他说：“罗羽诗歌的结构普遍呈现散点透视的特征，发散性思维是他高超的诗艺里高于修辞的部分。”罗羽诗歌的评论者，多从他修辞的一端去诠释其艺术纲领，唯有草树 草树对于一些诗学大家的艺术表达方式非常在意，他就说过：“卡夫卡的方式是荒诞的，却使我们以最短的距离看到了存在的真相。”这一说法与我近年的诗学观颇有相近之处。在一篇短文里，我说过：这个年代一切都妖魔化了，人也如此——价值，美；爱与性。所以，作适度的妖魔化，将有助于诗人悖谬的作案；语言及其形式元素都该去巴结这个妖魔。要不然，诗也会被它吃掉。在主题意义上也有利于晚期情色的溃败。我戏称之为“妖魔的”现实主义。说到底，我们看到的世相人心，多有荒诞的烙痕。在神农山诗会上，我与臧棣聊到“肯定的诗学”时谈起“荒诞性”这个问题，他说：“荒诞性也是一种肯定”，我非常认同——也类于草树所说的“使我们以最短的距离看到了存在的真相。”
他还说过：“寓言往往比经验走的更远。”
他深信：好的艺术，都是预言。有时候，日常仍是一种象征。他在解读优秀诗人（比如陈先发）的诗篇里，就曾经发现了这一点。
草树的文论也涉及了“有我”与“无我”的传统话题。可以看得出来他倾心于“无我”之境，他说：“《苏拨》中没有‘我’，不是惟恐无‘我’就担心‘不在场’的诗歌，很值得寻味。智者说话，是委婉的。委婉，其实就是设定了距离或空间。我比较偏爱以一个恰当的距离去审视世界的诗歌或诗人。站在事件中心大声呼喊，不一定是最有力的。”草树得意地把这种诗人对世界的感知和审美方式称之为“是在广大的睡眠里，睁着一双清醒的眼睛；是‘杨柳岸’上‘晓风’里那一弯弦月”是不无道理的，也是精准的。
草树有时候对诗歌会有新异的感悟，在他亲历的一次守灵中，从唱夜歌的人那无伴奏的、带有说唱色彩的口头歌谣中得到启发：“如果诗歌找到它的调子、神态、气息，就一定会有清澈的诗意。因为那无谱的调子，是更接近时间的形式的。一旦进入独立自足的时间，诗歌一定会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其实，他在无意中揭示了诗的语言形式的本质，而从马拉美肇始的“语言诗”尤其信任这一说法。他还说过：“气息是诗歌的灵魂，轻轻一嘘或憋足气力，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回响”，实在有金玉良言般的中肯。
草树对“现代性”很在意：现代的意识、语言和风格，语调等等。他说过：“现代人说话是很直接的，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诗歌写得文绉绉的。至于意象，词语，在现代生活中出现了多少有意味的新事物和新词汇，”所以他有更多自己的想法。然而正如福柯在评价波德莱尔说的那样：“现代性是这样一种态度”，“将在任何闪动着光亮、回响着诗意、跃动着生命、震颤着音乐的地方滞留到最后；任何地方，只要那里有一种激情可以呈现在他的眼前，只要那里有自然的人和传统的人出现在一种奇特的美之中，只要那里的阳光照耀了堕落的动物的瞬间的快乐”。他还说，“自然”的东西“不止于自然”，而“美”的东西也“不止于美”，个体的对象又象是“被赋予一种象（它们的）创造者的灵魂一样的充满活力的生命”。
论者也 我看就是。更多地深入经验的诗歌，是更能够打通时间和世界的通道的。《苏拨》是能引发共鸣的，且这种共鸣声具备了足够的穿透力。”
草树激赏《苏拨》的意象根植在一个安静的植物世界里。他说：“诗人利用镜头和植物世界近距离的对话，有力地刷新了诗歌的语言，并带来了真的新鲜和美的灵动，大大激发了词语的活力。这种探索是可贵的，也使自然万物的灵性徜徉其间，使诗歌更加具有原创性，使语言更个性化并尽可能地摆脱传统的载负或投影。在这个意义上，《苏拨》是对汉语不言自在的贡献。”纵观当代诗歌史，有如此评论者并不多见；而在论及罗羽的诗歌里，他又强化了这一观点，并把植物的入诗跟一种艺术手法的追求联系起来，从而拥有更为宽远的艺术视域。他说：“在罗羽大量的诗篇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动植物的名词。以动植物的名称给事物命名，显然带来了陌生化的效果，这种‘陌生’和诗歌里不断出现的河南地名的‘熟悉’，相得益彰，呈现出一种可贵的本土化的诗写特征。”
草树谈及了写作的难度，他说：“写作，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登山。没有难度的写作注定是平庸的。”“写作是有难度的。我不太相信什么率性而为”。这一点，看似常识，却有太多的人不以为然。你翻开一本诗歌刊物或打开一个诗歌网站，口水诗和率意的分行文字泛滥成灾，它们甚至不如一篇随笔那么和谐有味；不如一则日记那么真诚。丝毫没有技艺的影子。他们或许以为，诗是不需要技术的。那不就是文革时代的“小靳庄诗歌运动”了吗？
古人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何以流传至今呢？有时候，草树把有一定难度系数，或晦涩的诗看作“有阻力”，比如，他就说罗羽的“《结构》依旧是有阻力的诗”。
草树是一位有责任心的诗人，他对当下的诗歌有一些担忧：“当代诗歌的写作过于随意化。诗歌始终没有找到和散文的分界。”是的，汉语诗歌从发轫之初，就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以至于现在更加突出。他还对执神秘主义一端的诗人予以批评：“以一种将语言扭麻花的、缺乏内在精确性的写作，形成一种语言泛滥和狂欢之势”，此话颇有见地，看当前几个诗人，过度耽乐于语言的搓捻，竟不顾意蕴的传达了，以至于形成蕴涵的苍白和语言的空壳。所以诗人的“中文诗急需一种纠正的力量，让诗歌的写作重新走上一条正大之途”的呼吁显得弥足珍贵。
诗人 一首诗的成功，概约来自两端：一端起自诗人瞬时的饱满的感受与语言的恩赐，一端则来自读者或诗评者的阐释。而后者往往由于阐释适度给一首诗救了驾；而有时候，却因为偏爱形成了以偏概全。我常常如此告诫自己。
草树对诗与诗人的阅读很用心，甚至于他会对一首长诗逐节解读——他称之为“最笨拙的方法”——而此举几乎成为了他的日常。几年来，他曾经对几位优秀诗人作了系列地解读，比如莫非及其《苏拨》系列，陈先发的长诗以及《颂》系列，罗羽的一些短诗，还有魔头贝贝的很多诗。从长期不间断的阅读之中就有很多的发现。
在对众多诗篇的不断解读里——或者也在他自己的诗写体验里，草树不断探究着诗学规律，这成为他对诗界的一份贡献。比如如何在日常生活里发现诗，他说：“一个似乎是偶然出现的日常景象，对诗人来说，里面有一个发现诗意的过程。这个过程出现在语言中可能只有一刹那，但是它在诗人的头脑中蛰伏了多久，谁也不知道。
首先要观察，理解，然后才可能有所发现，或者看见——因为我们通常都生活在目盲的状态。对日常生活的开掘难度一点也不亚于对古典资源的勘察。”草树在对诗的品读中，不断地发现着诗的秘密。他在读巴克斯特的一首诗之后，就说：号角一般的声音，宣言一般的姿态“远不如一声低沉的呼唤来得有力”。
草树认定诗人是自愿的、宿命的“西绪福斯”：血液的温度将得以长期保存，岁月也不能抹去那些由于高度专注直至游离自身的美丽瞬间，内心的声音将被确认，门窗也将向辽阔的星空敞开。他还说过，诗人是另一种面对“单调的循环”的突破者——他（她）的破门而入或心灵的漫游将使人类忘却“单调”的痛苦和“循环”的苦闷，灵魂在没有拘束的世界飞翔。他还幽默地提出，每一个诗人，都要有“猪拱地”的纯粹、坚韧和那样一种精神，否则为世俗的功利羁绊，就很难接近存在的核心和生命的真谛。
从阅读中，可以看出草树十分欣赏那种不事张扬、甘于安静的写作，比如，在广西“自行车”诗群，他就发现他们并没有提出什么“口号”或“宣言”一类的东西，只是以广西为主的一帮青年诗人聚集起来，为给写作一个平台，“这个群体对自身的清醒认识，所以他们不吵闹，不宣示，偏于一隅，潜心写作，这是十分难得的。”
诗歌“边缘论”曾一度成为莫衷一是的热议话题。草树给予生动的解答：“诗人是灵魂的先行者。走在前沿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走在边缘。诗歌也应该在生活的“边缘”安居，鸟类总是远离人群和事件中心的。”
他也很在乎诗界的一些说法：“不久前在论坛看到臧棣关于诗歌标准的一个说法：诗的好坏只需要经受大诗人或大批评家的检验。时间并不能带来对诗的认知。”他接着说：“这个说法是有趣的，也很深刻。诗歌的确不需要时间认知——它不是经验的更不是理论的，而是一种以独特的方式呈现的存在。时间并不能改变它。”可以看得出，草树对诗坛的 我十分认同草树关于写诗与生存的辩证：“一个诗人，如果因为写诗而时时存着生存之虞，甚至上街去乞讨，那他的诗歌不写也罢。在这个物质化的时代，在别人看来，诗歌并不是什么‘崇高’的东西，它只是我们的心灵突然的明光一闪，在你无暇顾及的时候，还是把桌上的面包先拿到手为好。”“生存是大事情。我不主张在抱着吉他沿路乞讨的生存状态下写诗。”回顾中外诗歌史，生存没有着落的诗人，除非天才——可以写出优秀的诗，比如波德莱尔，在贫困、病痛之中写出了《恶之花》这样的传世之作，并成为现代诗歌的开山鼻祖。一般情况下，多是昙花一现的“少作”，步入中年之后渐次间断，乃至于没有了艺术的“晚年”。所以，解决了“生存之虞”，方可写作持久。同样，诗人从艾米莉.狄金森那里理解了“孤独”乃至于“自闭”的写作：“正是诗歌，开启了无数的通道，令她在那里流连忘返，毕其一生。但是她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她非常拿手烤面包。殷富的贵族家庭免去了她的生存之忧，她可以悠闲地在庭院和花园之间散步，对一条蜥蜴或一只蚂蚱作一个上午的冥想。”而从诗的生发学角度，草树也谈及了生存：“一个地方，不论它多么小，只要它现在或过去有人居住，就会有无穷的诗意。大自然是厚道的，公正的，不会对任何人或任何一个地方有所偏袒，春天总是如期来临，至于它如何在不同的地方打开秘密的通道，是一个秘密，也是诗歌的秘密。”
草树体现着一种对诗歌同仁敬重的情怀——彰显出对诗歌的尊重与空谷般的心胸。他可以为同是铁窗落难人的魔头贝贝持久的 他看到中国当下的诗歌山头之多，恐怕已经多到无法统计。在诗坛，比在这个功利社会的其他任何领域，似乎更甚。诗歌似乎也要凭借“广告”，去赢得“市场”。很多成名的诗人也孜孜不倦地营造自己的光环，深恐被时间遗忘，仿佛一天不闹点动静出来就会立即被遗忘似的。红毯上争相于“露”的明星和某些“诗人”，其实没什么两样。诗歌“搏上位”，实在是诗歌的悲哀。所以，他又一次地吁叹：“诗歌的写作是面向心灵和时间的。一个真正的诗人，一定不会去参加也不关心‘诗歌闹剧’的演出。在各种诱惑前面，诗歌的写作首先应该具有巨大的免疫力，保证内心不被侵蚀，有一块‘空寂’，否则诗歌的写作势必是平庸的、贫乏的，永远不会‘看见’或‘有所看见’，不过是文字的码堆和分行而已。”在当代诗坛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优秀的诗人群体里，却没有看到他们关乎诗学的文字，让人有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遗憾；而在诗评家那里，却又看不到他们写出的优秀的诗篇或干脆就不写诗。自然，我们也不可否认，有些诗人原本拥有写诗的天赋，而往往不善于或不能够进行理论的辨析与演绎；而从不写诗的人，天生就有对诗的敏感以及语言的铺展能力。窃以为，如若是优秀的诗评家又是优秀的诗人，那么他们一定会窥探出更多的诗学秘密。而能有更多优秀的诗人写出贴近诗歌的文字来，岂不既解密了自己，又同时给当代诗坛的理论建设作了一份贡献？退一步说，就是还在上升期的诗人，如果能涉猎诗歌评论，继而写出诗学体会来，那么，就一定会有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之效，诗的写作也会提高得更快。从这个角度考察草树的写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从年恢复写作之后，就有一个理论的自觉：他从年起，就陆续写出了若干篇诗歌评论，这对于他的诗写活动一定会有更多的支撑与帮助。看他这些年的诗，就的确是如此。
在我看到的草树的诗学文字里，除了几个长篇，多是一些短文，那只是他对于某一个侧面的思考，尚未展开。有的还不系统与深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诗人持久的努力，一定会进入诗学的广度和深度，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丰满的诗评家。诗人坦承，诗歌应该如何才能“向无限敞开”，是自己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他说，过去几年的写作有很大的“现实主义”的味道，就是加一点超现实主义的盐分，还是“坐实”了。让事物获得尽可能多的指涉，是需要思考甚至冥想的，而我恰恰没有冥想的时间和空间，因而只好“肉搏”，做不到“四两拨千斤”，还说，“在技术上，虚实之度，看来对我是个考验”——足以看得出诗人的谦虚与诚恳。
一个诗人看另一个诗人的作品，是常有的事情。而作为一位诗评者，草树要从那里看出更多的东西，其中不乏技艺的一端。而往往在这里见仁见智，高下分明。诗坛上亦不乏高校的宠儿，出道后只捡拾那些低等藻类的悲哀。
草树不是这样，他标定了诗学的高度，严格遴选了要探究的诗人与作品。在我看到的诗学札记之中，有陈先发、罗羽、聂广友等等就足以验证其眼力了。他还能够在选定的每一首诗里，看出最神奇、精粹的句子，而且给予准确、精细的阐释，这则是弥足可贵的。在诗歌的研讨之中，寻求诗学的辨析，从而形成自己独有的诗的创见与偏好，这是一份对于诗的尊重，因而愈加可贵。在当下，这样的诗人越发少了，而能够上升到理论层面的就更少——那似乎得从对于诗的极度虔诚上去寻求解释。草树成为其中之一，不能不让人感佩。
善于对诗歌现象作精辟入里的总结，是一个评论者本能的作为，哪怕面对并不知名的年轻诗人。他在阅读一个在校学生谢小青的诗作时就是如此：“突出的特点是多了理性的审度和抒情的克制，尤其是带着鲜明的个人气息，而其经验又不完全是个人的，在某种意义上又实现了‘非个人化’”。并给予“好的诗歌，是要呈现出事物的存在以及与之共生的一个多维的时空，并在语言的节奏中注入诗人的血脉和气息”的厚望。
在一个时期，我们看到很多诗评家，多从诗人的生平背景或社会学意义上去阐释，所以多有隔靴搔痒或不着边际之嫌。能够深入诗的内部，说白了，能从诗的生发或形式元素等方面去探索者很少，草树注重了此端，让人欣喜。尽管他写得还很少，或者我们可以说他写得尚不够系统，没有形成一个体系，但只要如此坚持下去，那都是不成问题的。不妨说，正是这些不系统甚至是零碎的瞬间的感受，恰恰道出了诗学的真正秘密——这也正是草树这样一类诗人批评家给我们以期待的理由。
草树并不想做一个专门的批评家，他更倾心于写诗。知悉我在为他的短札写一篇文字，似乎有些不安，在信里他说：“我希望兄多分析诗，可结合诗学文字。批评毕竟不是我的专业啊！”不可否认，他的批评还尚在初始，多以短札，长篇很少，有些文字可能会让人看出疏漏、偏狭或粗疏来。但是，这是一个诗人靠自己的全部诗学和诗写体验做根基的，靠对于诗的虔诚为前提的，甚至他只是为了更好地写诗而做的辛苦劳役。说白了，他没有在这里掺杂任何社会功利与份外的企图。看到诗坛那么多所谓的“大家”守口如瓶，讳莫高深的嘴脸，草树实在让人钦佩！“文本是雄辩的。当你打开它，走进去，必在某个地方和诗人相遇。文本像藏头诗一样藏着诗人精神的藏宝图。只有语言能带来惊喜——那清新而明晰的存在。”怀着对诗的真诚，诗人们莫不如此。草树读特朗斯特朗姆，一如我读他的短札及评论一样拥有的心有灵犀。
草树因了对众多诗人诗作的深刻体味与高度认知，并作了理论的归纳，那么，一定会潜移默化地作用于自己的诗写。作为一个诗评者，草树对于“批评”几乎有着苛严的要求。他尤其推崇“细读”。他说：细读“意味着苛严，也显示了一个批评家的最大真诚，他在深入阅读的时刻一步一步走近诗人，走进文本，由此蓄积了巨大的激情，最终使诗歌批评成为一种互文的创作。”实践也证明了，只有如此建立在对文本的深入剖析的基础之上，最终做出的结论与判断才能令人心服。他似乎也认同“不掉书袋子，不四平八稳，和那些言必海德格尔、罗兰.巴特的‘学院腔’大异其趣”的批评。同时，他也激赏批评家治学的严谨、视野的开阔和独立的思考。看他的诗评以及诗论也无不如此。源于阅读的精细，草树在评论里总有准确的表述。在他的文本里，我读到这样几个短语：
“个人化的普遍性”、“历史的重构”、“黑暗意识”、“语言镶嵌”等，从这里可以看出草树的理论概括能力。而这是一个评论家所必需的，甚至能够这样说，一个评论家必须要拥有自己一套独有的概念系统——有时又表现在精准的抽象短语中——他才能成立。一个诗人评论家与一个非诗人评论家也许并没有太大的隔膜，而前者因为对诗的发生的谙熟以及语言的锤炼惯习，所以在评论中的精准乃至于精微，以及表述的灵动与微妙，就可能比后者略胜一筹。我们看草树就是如此。
（.6.16-30.兰石轩）
诗人简介：草树（.12.17——），原名唐举梁，湖南省邵东人。年毕业于湘潭大学。曾从事科研、管理和房地产开发工作。有作品发表于《诗刊》、《十月》、《诗选刊》、《诗建设》、《广西文学》、《文学界》等刊物。年获第20届柔刚诗歌奖提名奖。年获首届国际华文诗歌奖、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奖。著有诗集《生活素描》、《勺子塘》《马王堆的重构》、《长寿碑》等。
名人名言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美》中所说的“美不是干渴的口，也不是伸出的空虚的手，却是发焰的心，陶醉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