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爷爷在两次乡试不举后，晚秋里把自己吊死在村西头山岗上一棵高大的木梓树上，那年他33岁，我推测那时候的木梓树一定是一树红叶如冠，还有满树白色的小果子隐藏其间，这种树一到深秋，所有的叶子都会变得深红。
当年，父亲的爷爷去汉口赶考，少年的书童挑着书，摇摇摆摆走在后面，走到一个叫安陆的地界，父亲的爷爷问书童：“重不重?”他的意思可能是想从书童会意地回答：“重”，给自己心理上一个幸运的兆头，少年的书童没心没肺：“不重、不重”，父亲的爷爷一下子心情沉坠，后一半路程一直阴影在胸，谐音不就是“不中，不中”，再次名落孙山后，父亲的爷爷回到村庄不久就拿自己的性命干了那件傻事。
父亲讲了很多次他的爷爷，三爷也讲了很多次，他俩讲的内容几乎一模一样，听了一个人的后，就没必要听第二个人讲了，主题是父亲的爷爷字写得像印出来的整齐，四书五经滚瓜乱熟，指哪背哪，学问做得考不上进士就不应该，他自己肯定也这样认为，要不，也不会两次没中举就自挂东南枝了，他还特别刻苦，刻苦到几个月不洗脚不脱袜子，腿上的毛都从袜子缝里蛇一样钻出来继续蜿蜒生长。
小时候，我听多了，断定父亲的爷爷是个不爱干净的书呆子，也不是个有才气的人，头脑灵活有才气的人不会有那种变态的刻苦，他那脚也一定臭死了，裤裆肯定也是骚臭难闻，因为可以推理出他肯定也是几个月没有洗澡。指哪背哪也没啥稀奇，更没啥益处，我中学时历史书也做到了指哪背哪，现在却忘得一干二净。
乡下人说，后人一般只能记住曾祖父那一辈的坟，再望上就很难找到了，也许快出了五服就懒得管了，也许三个和尚没水吃，后人相互指望，结果把祖先忘了。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找到他爷爷的坟，一直没有找到，这才三辈之间的岁月距离。
二
爷爷我没有见过，从记事后我只见过他的坟，就在我家如今山上老屋斜坡的半山腰，我去挑水，到西边的田野，去我家的菜园里，都要从他的坟前走过。奶奶我见过，记忆里却没有她，她死的时候，我还不到半岁，这种见过面，不知道能不能算真见过面。用母亲的话说，那时候我还被抱在怀里，什么都不晓得。她的坟埋在爷爷的旁边。小时候，天一撒黑我路过那里，总惧怕坟凹后面灌木丛里卧着狼或躲着鬼魂，鬼魂正用鬼魂阴森飘忽的眼睛瞪着我。
没有见过自己的爷爷奶奶让我小时候一直很遗憾，看到村子里的孩子与他们的爷爷或奶奶在一起时，我的这种羡慕就马上疯狂滋长。
爷爷个子很高大，能表明他的确身材高大的一个证据是他的外号叫“门神”，这还是三姑偶尔一次提到，我顺便听到了。爷爷是家乡他那个时代的四大名人之一，这种名人可能走出几十里后，谁都不认识他们。
四大名人还用一首诗把他们自个串起来，第二句“醉眼朦胧李秋生”就是写爷爷的。从这句诗里，我小时候猜测爷爷一定是个爱喝酒的好玩老头，长大后猜测爷爷应该是一个看透世事却装糊涂的文化人，他还娶了两个名正言顺的老婆，小时候，过年神柜上供奉的“顕妣考老大人张熊生之神位”条幅上明摆写着的，其他的字都是单个竖着写的，“张熊生”三个字并排写，我总故意大声读成“张熊生”，还问张熊生是谁，怎么跑到了我们姓李的神柜上，我在大声念出来时，父亲听到了会一巴掌嗔怪地拍我头上：“要敬重，那是你两个奶奶与爷爷，一个姓张，一个姓熊，‘生’是你爷爷名字最后一个字。”我当时还想过，不知道小老婆能不能写上面，如果能，爷爷是不是不止两个老婆。
解放后还活了很多年的三爷爱讲往事，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在解放前到解放初之间夭折了，夭折的年龄在8岁到17岁之间，我知道他的悲惨人生后，总猜想他怎么还能不喜不悲地又活那么多年。
从他讲的往事中，虽然他很少提他的大哥，我的爷爷，但我能感觉出那些正事主要应该是在我爷爷带领下干的，三爷最多只是副手之一。
旧社会土匪横行，严重的时候老百姓晚上不敢睡家里，躲到山洼里过夜，凄风冷雨的时候躲一夜，大人、小孩、孕妇都会浑身湿透，大人浑身湿漉漉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浑身湿漉漉地立在天亮后的山谷里，嘴唇发乌，小脸苍白，浑身颤抖不停。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开始建山寨，有钱的买枪，出不起钱买枪的，就出人，有的是几家凑钱买一条枪，有了汉子，有了枪，还有了山寨，对付土匪就有了底气。
人们晚上住到寨子里，白天出寨子干活。有钱的人后来直接在寨上盖上房子，一般家庭的在寨上搭建棚子，穷人就直接睡在寨子里的空地上。
什么都没有出的人，开始也让进去，都是乡里乡亲的，只是一个寨子建起来了，周边的人闻讯而来，晚上都往里面挤，不认识的生面孔就多了，土匪趁机装成村民混进寨子，夜晚再抄寨子，场面残忍。
没有出人出枪的，守寨的人觉得是生面孔的，就坚决不让进了，进不来的人想到睡在山寨外面附近的坡地上会安全些，土匪很快摸清了，直接到山寨外的野地上“拉票”，山寨上的人也只能干望着，或者放几声空枪，吓一下土匪，不敢开门出击。
逼上梁山的好汉总在小说里，现实中的土匪大都残忍龌龊，把人捉了，押回匪窝，丢个信，要家人拿钱赎人，不来，割下耳朵，包起来送过去，再不送，就撕票。土匪有时无聊，就把两棵相距甚远的树扳到一起，然后把“拉票”来的孩子四肢分别绑在两棵树上，然后，众土匪猛一松手，树的弹性，那孩子五马分尸一样“刺啦”一声，成为两半，肠子、鲜血弹到空中，四溅飞舞。
爷爷肯定不干这种事，他要干也是干杀人不流血还来钱快的坏事，干这种坏事要有一定权力才行，小土匪只能面对面真刀实枪血淋淋地干，博一碗饭吃都要流血流汗，从这个角度讲，不学好的小人物也是挺可怜的。
爷爷肯定还赚过拉壮丁的黑钱，赚这个亏心钱的道道很多，他应该都使过，不搞这些，官当不下去，无法迎来送往，中国的官场就是迎来送往，也没法娶至少两个老婆，还有，“好女是保长的”，他去搞这些女人时，也要揣几块银元。
爷爷当过旧社会的保长，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人说：“好男是老蒋的，好女是保长的”，健壮的男人被拉壮丁，大部分成了炮灰。保长有权有势，留守家乡，近水楼台先得月，相当于现在的留守女人中好看点的，保长自然好上手，女人也可能愿意被上手，前不久有报道说现在的农村基本被恶霸势力把持，一个村长还吹牛：“村里的娃一半是我的”，想来也可信，世道轮回，本质一样。
父亲几乎从来不谈爷爷，更不会谈爷爷干过的坏事，也没有提爷爷是怎么死的，像我一样，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孩子说她的爷爷是怎么死的，遭了多少穷愁与屈辱，死亡本来是忌讳，小人物的死亡也不值得谈。
只在一次过年时，我们瞪着火锅里煮着的豆腐，一个个急不可耐，父亲可能是受了我们眼神的感悟，想起了他自己六七岁的样子，这时候他谈了一下他父子间的温情，说了他六七岁的时候，父亲在冬天吃火锅的时候，总把豆腐还有肉夹起来放他与大伯的碗里，望着他们吃。
解放前夕，爷爷与舅爷逃往台湾，跑到衡阳那个地方时，父亲说舅爷与爷爷感叹一句：“衡阳雁去无留意，浊酒一杯家万里”后，两个人又折回来了，村里的老人偶尔说过我爷爷要不是想小老婆跑回来，现在在台湾肯定不是官也是有钱人了，结果想小老婆，太没出息，跑回来把命都搞没了。
父亲没有讲爷爷是怎么死的，他讲过舅爷死时的情景，舅爷本来白胖，等抓住后坐一段时间牢，枪毙时提出来，已经瘦得不成人形，破袄子长满虱子，舅爷当过民国政府的乡长，父亲说这个级别的官，按规定是枪毙，保长根据其作恶情况，可毙可不毙，官再大很了，政府不敢毙，还当座上宾。我小时候听到这个时，总在想父亲他们是怎么知道舅爷的破袄子里面长满了虱子，是不是收尸的时候看到的?那时候让不让收尸?毕竟舅爷是可恶的反动派，应该扔野地里喂狗。
读初中后，我觉得我与父亲还有那个穷愁潦倒的家简直都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这时我经常幻想爷爷与舅爷哪怕有一个人当年逃到台湾就好了，我就去找他们，一定马上就是公子哥了。
父亲偶尔粗略讲过他小时候在舅爷家上学的事，他说舅爷养着一百多条枪，七八个亲戚的孩子都住在舅爷家，舅爷供他们吃穿供他们上学。一次父亲不想上学逃了回来，舅爷骑着白马挎着白朗宁一路马蹄飞奔，把父亲接了过去，在十里黑松林那段路时跑到两耳生风，把礼帽都刮掉了，舅爷不敢下马捡，等到了家，舅爷说：“知道不，我来接你上学冒多大危险，十里黑松林时要是被土匪绑票了，一百多条枪的家底就完了。”
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我当时就满脑疑问：有一百多条枪的队伍，浩浩荡荡让队伍来接，不就没事了，非要自己发神经逞英雄。小时候，看南霸天彭霸天的电影或连环画时，我当时也很快联想到了舅爷，他肯定也是这样一个恶霸，养那么大的武装，过那么好的日子，自然要剥削压榨老百姓。
奶奶去世前肚子一直疼，她的最后岁月里，脸色已经白纸一样，脸色苍白的奶奶总是坐在屋檐下，看着二哥堂哥他们在院子里跌倒挣扎，想去帮忙却站不起来，奶奶对母亲提到过她那时有心无力的心情。母亲说奶奶去世的时候肚子疼得更厉害，冷汗水一样从奶奶白纸一样的脸上往下淌，听说断气后有虫子从奶奶的嘴里鼻子里钻出来。我从母亲他们的讲述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大伯父亲他们很绝情，根本没有带奶奶去看过病。
十几年后，我读大学坐火车通过长江大桥时，偶尔也会想到父亲的爷爷到这里赶考过，现在，他的坟茔都不知道在哪里了，爷爷奶奶也死去几十年了，大伯四十多岁摔死了，父亲右派忧郁而终，如今都埋在了地下，生命是不能承受之轻还是承受之重，都不重要了，蓝天白云下是一茬又一茬新的人群。
三
不读历史不一定会坏事，读了不能以史为鉴，很可能会坏事。古代有的皇帝玩过“下诏直言”的游戏，然后对信以为真“直言”的读书人扣帽子，关大牢。
父亲在文字大战中勇猛直率，见了屠夫挥舞的刀就吓得连连后退，他的这种胆怯我见过，在他连连后退中，我想到“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也许就是指父亲这种人。大鸣大放时，父亲首先挥起毛笔画了一件缺个袖子的袄子，意思是布票还不够做一件袄子的，一天，上面通知他去县城礼堂开会，父亲到后看到礼堂外面有不少公安还有军人，气氛怪异得很，等礼堂里黑压压坐满人后，主席台上有领导上来宣布他们都是右派，父亲想到了外面的公安、解放军，知道想跑也跑不了了。
夏天里，父亲对我好几次说过他的腋下没有长毛，相书上说这种人是死于刀枪之下的命，他这样讲的时候，我看他的脸色总是为之忧郁，我知道他肯定一来觉得那样死有辱祖宗，二来那样死的样子丢人，三来那样死肯定惊吓痛苦。所以我猜测，当年礼堂外面就是只有一个拿刀枪的，父亲也不敢跑。
大四清时，父亲彻底被开除公职，没有了工资，不久回到村里，回来的那天，他担子里一头挑着大姐，一头装着家什，母亲跟在后面，走到村西头，四爷正蹲在菜园里种菜，父亲叫了一声，四爷没有理他，又叫一声，还是没有理他，父亲说当时站在那里，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一种很悲凉尴尬的沦落感觉。
母亲喜欢讲土匪的故事，她一次差点饿死，一次差点被打死，一次被网开一面，一次被姥爷狠狠扇了几巴掌，都是因为土匪。这里只讲差点饿死与挨巴掌两件事。
姥爷是个马牛贩子，那次临走的时候，姥爷把一袋粮食埋在床腿底下，土匪来了，驾轻就熟地掀翻床，拔出粮袋扬长而去，饥饿无力的四个兄妹饿到再也忍不住了，就去附近的村庄要饭度日，等姥爷回来时，四个孩子已经饿得迷迷糊糊。
母亲挨打那次才8岁，那天姥爷在锅里蒸了大米饭，田里来帮忙插秧的人正在忙碌，这个时候土匪来了，人们赶紧爬上田埂往山林里窜，8岁的母亲留恋锅里白花花的米饭，抱着门槛，非要吃一点再走，姥爷飞奔过来，几巴掌上去：“是想吃饭，还是想死?”，然后，一把捞起母亲，夹在手臂下，飞快地窜进山林。
母亲对解放后修水库记忆深刻，严冬时节妇女也不能穿着袄子干活，拿着大喇叭监督的干部看到哪个妇女穿着袄子，就会在大喇叭里不停吆喝：“那个穿xx颜色袄子的妇女，怎么出工不出力，怎么还穿着袄子，……”母亲像很多当时的农村母亲一样，刚生完孩子，就必须参加这种劳动，还必须脱掉袄子穿着单衣在寒风中干活。
“你们像我们穿袄子一样撒，里面什么也不穿，就一件光袄子，一脱上身就光溜溜的，大冬天里，干部就不敢让你们脱袄子啦!”
“你这娃子，脑袋真好使哈，当时咋没想到呢!”
“不对，你那法子只能用一次，用第二次就会挨训，第三次就可能被抓起来。”
父亲不爱讲他自己的事，他喜欢讲他见到的事。有两件事都发生在大饥荒年头，一次是他去开会，看到前面一个歪歪斜斜走路的小伙子，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倒在田沟里，小伙子在旱沟里闭着眼睛，两腿弹动了几下，后又痉挛了几下，就不动了，饿死了，十八九岁的样子;另一件事与一个更小的孩子有关，那一天，秋风呜咽，天空阴沉，父亲背着书包，路上看见一头狼，嘴里叼着一个五岁左右的孩子，父亲想拔一棵树当武器，可都拔不动，他只好把书包抡起来，吓唬狼，狼把孩子往地下一放，蹲在那里，呲牙咧嘴藐视着父亲，孩子在狼的脚下一动不动。
父亲也讲他看到的修水库与人民公社。
修大型水库主要在、58、59年，60年代后修小型水库，一般几万人一起修，没有什么机械，全靠人力，人像蚂蚁群一样黑压压的，修水库的人又累又饿，组长看到哪个人饿得快不行了，就让他回家，走着走着，有的就死了，饿的。
大食堂开始两月还可以，后来就不行了，一天4两米，成天吃稀米汤，后来四两米都供应不上，大人们盛到分来的米汤，上面的米汤水自己喝，下面稠一点的给孩子喝。上学的孩子听到大喇叭喊吃饭的时间到了，就去食堂吃饭，这个食堂没有了，去另一个生产队的食堂，乡下的村庄中间总是隔着几里路，最后还是没有，饿得孩子们直哭。
厨师发挥着智慧对付这种不行，大葱能炒出两个菜，葱白算一个菜，葱叶算一个菜。农民也有智慧，把榆树皮与糠一起磨，榆树皮有粘性，裹一起就能揉成团了。买糠还要找关系，买回来再晒，不晒，皮是软的，磨不碎。
59年的春天开始吃黄荆叶，金银花的叶，黄荆叶苦，金银花叶奇苦，那一年，黄荆树的叶子都根本冒不出来，一冒出来就被人捋了，后来就组织劳力用耙子去捞地上头一年的黄荆树落叶，里面的兔子屎也无所谓，熬出来的水黑乎乎的，估计是兔子屎染黑的，苦得很，像中药一样。
妇女韩二妮已经饿浮肿了，到山上捋黄荆叶，雨后走在石岩上没力气，踩上青苔滑下去摔死了，公安的来侦查，说是特务害死的。
男人成了东亚病夫，30多岁的大男人只能挑50多斤的东西，人走路一个小石头就把人绊倒了，饿的，没力气。
老百姓的心情也舒畅过，四清时，工作队先暗访，问哪些干部有问题，农村前几年饿死了人，吃过糠活下来人拉屎拉不出，屁眼被自己用棍子捅得生疼难受的生理感觉，每次回想起来都吓得肛门很配合地痉挛收缩，机会来了，为肚子屁眼报仇，竹筒子倒豆子，还顺便编造，搞得很多干部畏罪自杀。
母亲一直比父亲勤劳，一是母亲从小就是农民，父亲不是，二是母亲比父亲身体好，父亲郁闷出结核病了。
母亲痴迷地养猪养鸡，每一头猪长大了都会被卖掉，那些鸡我们也几乎从来没有吃过，包括它们下的蛋。在我到城里读高中的时候，有次同学请客，一盘肉吃完后，我还不知道是什么肉，同学说是鸡肉，真是成天见到鸡跑，就是没有吃过鸡肉。
从我读小学高年级开始，一种叫“三粮四款”的苛税开始在农村猛于老虎，一到收“三粮四款”的时候，大队小队的干部就闹得满村庄鸡飞狗跳，愁云惨淡。
父亲承包了村里很大的一块旱地，这块地栓住了母亲，她把力气与希望倾注在这片大旱地里，盼望着里面的收成能换来可以交“三粮四款”的钱，可以供我读书的钱。
在夏天锄地，我看到母亲为了抵挡烈日暴晒与暑气蒸腾，隔一会就走进旱地下面的堰塘里，蹲进水里把自己的衣服全部泡湿，再赶紧站起来，去地里干活，等衣服晒干了，再去堰塘里泡湿。
四
我出生在一个低矮的茅草屋里，等我记事的时候，住到了山坡上的土墙屋里，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我参与了扒那个茅草屋，屋顶上拇指粗的竹竿都熏成了黑黄色，上面有很多蜂子钻的椭圆的洞眼，那种洞眼让我觉得这个茅屋的年数十分古老。
在扒的时候，我还在想我就是这里面出生的，这个茅草屋后来三爷住过，他死了不久，这个茅草屋就被大堂哥他们扒了，扒的时候，我跑来帮忙。
对于住茅草屋还是土墙屋，我不在意，我在意的是小时候总是饥寒交迫，那滋味真是难受，躺在床上，肚子饿得发潮，冬天西边的高山顶上都白雪皑皑，还打着赤脚上学。
我读书是个夹生货，成绩好不好坏不坏的，父亲看到我那让他心里上火的样子，经常感叹：“唉，要是早几年，地主的孩子拼命读书都没用，只让读个小学，你赶上好时代了，还不上进。”
我后来只好迫不得已读书有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找媳妇。父亲总是见人就说：“茅店镇就巨石村穷，巨石村就我家穷”，王道无近功，润物细无声，等我们长成半大小伙子后，媒婆根本不上门，母亲就经常埋怨父亲管不住那张破嘴，害得自己的孩子可能一辈子打光棍，父亲就低声辩解：“我还不是怕运动再来，我把穷名声传出去，运动来了就安全了，哪知道世道变了，虎毒不食子，我也没长远视眼啊。”
谈到打光棍，听母亲说，小时候二姑到家里来，看到我们热天没衣服穿，露着光屁股，雀雀不知忧伤地张扬在胯下时，二姑看一次就感叹一次：“生一堆带把的，到时候就是一堆光棍，咋办啊?”我有几个仪表堂堂的表兄因为地主成分就是一辈子的光棍，那个光棍大表兄今年六十一了，去年回家看到他时，已经一个佝偻的小老头了，就我的判断，他裤裆下面那东西一辈子没有被女人开锋过。只能像我老家的民歌里嚎的：“光棍汉，真造孽，鸡巴硬了用手捏……”可能笨的光棍还悟不出书面语叫“手淫”的这门技艺，那一辈子真是憋屈死了。
那三间土房子也应该是父亲憋屈下决心盖的，他后来说是为了考虑我们的安全才盖的，那种不安全来自一把火。
当年，队长的儿子带着几个孩子，冬天里玩火，突然想到了地主家的茅屋容不容易点着，结果一点就着，父亲开始决定再山坡上盖个瓦盖的房子，小孩子够不着屋顶，也轻易点不着。
盖屋要有檩木，生产队不批，就不能到山上砍。父亲白天要挣工分，就在有月光的晚上去西山里面我姥爷的家背旧木料，这条路一个单边40余里，20多里蜿蜒的丘陵小道，18里崇山峻岭的山道。父亲一个人害怕，让9岁的大姐陪着他，一路壮下胆，大姐走不动了，父亲就背着她。父亲说：有一次，他背着檩子，月光下的山路也朦朦胧胧，他一脚踏空，掉进了深深的旱坑里，檩子落地后重重弹在脖子上。他说，肉体的疼痛，还有精神上一下子的沮丧，9岁的女儿泪眼汪汪地看着掉在坑里的自己，那一刻，让他感到活着十分悲哀苍凉。
很多年后，想到父亲或者大姐，我总是会幻想出两个意境：月光下的山岭上，高山下的峡谷里，半山腰下的山道上，一大一小两个人，大人背着檩子，小孩走在前面，一大一小两个身影，无声的移动着;另一个意境：一直是书生的父亲，吃力地背着檩子，跌跌撞撞地走在山道上，突然栽倒，跌近深坑，长长的檩子弹到父亲的脖子上，沉闷一响，父亲的脖子瞬间渗红，月光下父亲百味杂陈，心情沮丧。一个小女孩蹲在旁边，无限忧伤。
后来对大姐的记忆是她不幸的婚姻，在很多年后的一天，我遇到一个父亲当年的女学生，她说，你大姐那么好的女孩，真是被婚姻毁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大姐已经五十多岁了。
父亲把大姐嫁到了大山里，翻过一个山岗就是姥爷的家，大姐的媒婆是我的亲舅母，她隐瞒了姐夫过去得过肺结核没有治愈的病史，也隐瞒了姐夫憨厚到接近弱智的智力。后来他又得了脑膜炎，父亲带他去城里治疗，医生对父亲说：“老师，这是你什么人，如果不亲，就随这个病发展算了，这病治不断根，人会变傻，还会留下控制不住自己暴力行为的后遗症。”
父亲说：“治疗吧。”后来的姐夫就留下了疾病，过去姐夫是厚道憨傻，现在是真的傻了，病发了还爱打人，只打大姐，不打自己的两个孩子。有时候，手里有镰刀什么的，还张牙舞爪地舞动，把镰刀架在大姐的脖子上，但他最终没有下手，也许他内心里还是知道这是自己的妻子。大姐的丈夫已经在去世，去世前一个人在家，倒在火塘边，半边手烧没了，死的那天晚上，院里的狗断断续续叫了一夜。
大哥吃得亏也多，大哥生下来还是个语言能力正常的孩子，也活泼，后来，大哥就像受惊吓的小动物，老实又孤僻，说话也结巴了，直到现在快五十岁了，还是老样子。
大哥是换亲，结婚那天，大哥身上还没有一件新衣服，坐在屋檐下的三姑，看到当新郎的大哥老实又可怜的样子，三姑叹息了一句：小安真是个可怜的孩子。三姑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共12元，叫我去乡里供销社给大哥买个褂子，我用11元给大哥买了一件蓝色的中山装，那就是大哥结婚时唯一的一件新衣服。
我高中的时候，大哥有了自己的孩子，那时大哥已经分家，分家就是父亲给他两间土屋，垒个泥巴灶台，此外什么都没有。
我周末回家，进入他的家，看了昏暗床上刚生的小侄子，感觉心情像那个阴雨连绵的秋天。在二十多年后的去年，我看到《南方周末》的文章《送别张元勋教授》一文中，当学生祝贺张元勋教授喜得孙子时，他回信说：“百姓之子生在草芥平民之家，一生拮据，仰人鼻息，我们能给孩子准备何种优裕?无有也!望之襁褓之中，吾甚凄然也!”
张元勋是林昭的“未婚夫”，一个灵魂干净有勇气的人。我觉得这也是我那时候的心情，可能也是我父亲当时看到自己第一个孙子时的心情。
后来我去读了大学，在我大三的那一年，大哥的肠炎厉害了，镇上的医生说可能是肠癌。暑假里，我回到老家，有天，在一个山坳下的平缓野地，看到大哥在那里，一个人在弯着腰挖东西，我过去，大哥是在挖一种趴着地长的草药，那东西我知道，是一种特别苦的草药，大哥说那东西可以治肠炎。
那一天，大哥说，他很担心真是肠癌，大哥有一对儿女，侄子5岁，侄女3岁。大哥说，他不怕死，但他不能死也不想死，他想把孩子养大。我当时也很悲哀，除了帮大哥找那种野生植物外，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当时想，如果大哥真去了，我毕业后一定要负担起抚养侄儿侄女的义务，但我当时没有说，我也是个不爱说话的人。
好在后来大哥的肠炎真是肠炎，孩子也长大成人了，比大哥会说能干。
五
二姐性格粗线条，劳动能吃苦，二姐是换亲，帮大哥换回了媳妇，关于二姐，父亲有次无意中说了一个细节，让我心里很难受，他说有次他在村头躲雨，看见二姐淋着雨低着头疾走，二姐是回娘家，他叫了声二姐，叫她也躲下雨，父亲说他看到躲雨站在身旁的二姐穿得衣服单薄破旧，冻得瑟瑟发抖，当父亲的却只能在旁边看着，无能为力，心里很难受;父亲说他还难受的是当时二姐喊了旁边几个同族的躲雨人，其中有两个人鼻子哼了一下，懒得理已经出嫁的二姐，太不尊重人。
二哥混了一年初一，学费没交，混不下去了，主动退学。二哥不上学后，就去打工，那时候还不时兴去南方打工，二哥本来想学木匠，木匠起码要三年师满，这三年一分钱赚不到，就是为师傅做事，还要眼神麻利地做事，家里的情况让二哥学木匠显然不现实。
二哥在镇上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我在镇上的初中读书。有次二哥感冒严重，腿也受伤了，支钱看病，不给，没钱搭车的二哥自己往26里外的家里走，那个星期三的中午，我放学了也往26里外的家里走，利用那个半天假拿菜拿米，在出镇头不远的路边，看到走不动的二哥坐在路边，没精打采，腿上的伤口留着血与脓，那年，二哥十六岁。
后来，二哥与弟弟一起去山东一个建筑工地，干一年，回来没有赚到钱，我在二哥的铺盖里发现了一把真正的刺刀，一尺多长，带血槽，直到现在，我还在想二哥弄的那把刺刀，想做什么。
二哥又随村里的人去山西挖煤，村里出去挖煤的人，回来说挖煤不欠工资，工资还高，父亲不让二哥去，说：“挖煤的死了不用埋，放排的死了没法埋”，小煤矿一塌方，人就直接埋里面了。但后来还是让二哥去了，半年不到，二哥与另几个村里的人，抬着一同去的，村里一个十九岁的孩子回来了，这孩子挖煤塌方时被砸成了瘫子，当初是自己走出村庄，后来是抬回了村庄，几年后，这个砸瘫的小伙子去世了。
回来后的二哥他们就不再去挖煤，他们去武汉挑沙，就是把长江上沙船的沙挑上岸，堆到该放的地方，挑沙是苦力中的苦力活，工资不高，但不拖欠工资。
大学后，二哥结婚了，结婚后的二哥又去广州打工，做油漆工，这活计件，却毒性大，做到我快毕业的时候，二哥没做了，二哥说，这活做久了，人就废了。
回来后的二哥，又学村里的人，去江苏浙江那里弹棉花打被套，我的家乡，很多人靠这个生活，也有弹棉花打被套出去的人，背着像弓箭又像梨耙一样的工具走出村庄，再也没有走回来。二哥与二嫂在江苏那里打了几年被套后，就回来了，二嫂说，弹棉花的时候，棉花中的灰尘细丝，人受不了，主要是肺受不了。我的一个亲表哥，在江苏那里走街窜乡打被套，在弹棉花的时候，弹着弹着，一头栽倒了，去世了。
二哥从不谈在外面受到的屈辱，苦这东西，对乡下人来说，早就不值得谈。听二嫂说，有次，一个乡村流氓打了被套后不给钱，二哥叫他给钱，他耍狠捡起砖头要砸二哥，二哥想与他拼，二嫂看到势头不对，赶紧买了东西找来村里有威望的人，才让那流氓把举起的砖头放下。
我大学毕业后不久，二哥就没怎么出去了，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走了，田地没人种，村里的地随便种，二哥种得很高兴。我站在二哥劳作的田地旁，突然觉得有一种荒诞感：为了土地，革命、杀人、争斗，到现在，这几千年争夺的东西，百姓再不稀罕。
种地之余的二哥，还在附近帮人砌房子，这个时候，年轻人几乎走光了，劳力难找，按日按星期结算工钱，就成习惯了。
年的时候，大棚种香菇蔓延到我的村庄，二哥他们留在村庄的人开始种香菇，一直种到现在还在种。种香菇其实是蝗虫过庄稼地，香菇必须长在粉碎的木屑上，没几年，郁郁葱葱的山林成了濯濯童山。
附近的山上没树了，就到更远更深的山里，更远更深的山里没树了，现在就去河南那边买。去年回去，望着光秃秃的山，我说，生态环境破坏成这样，怎么办呢?二哥说，现在的人哪管这些，只要能变成钱，把山都挖平也没人管。
也是，香菇的产值，出去打工的产值，算在一起，我们村庄是富裕村了，村长说这是他带头致富的结果，上面也要树典型，村长就牢牢当选了十几年的市人大代表。
去年国庆回去，二哥那几天早上去割稻子，上午去收获花生，下午去镇上当泥瓦工，晚上9点才收工回来，母亲说，二哥在农忙时，每天都这样。
二哥在他能干得动的岁月，他还将这样劳作下去。
至于我，跌跌撞撞读完大学，到一个子弟中学教书，企业甩包袱，我辞职，在四个单位漂了四年，当了四年小工，除了混个肚儿圆，没攒下一分钱。发奋考研，读书三年，再教书，穷，再考博士，读三年，再教书，还是穷。
过年回去，打工回来的外甥瞪着羡慕真诚的眼光：“舅，你大学老师，一月至少有2万不?”
“才三千多。”
“咦，谁信呢!”
六
人也像庄稼，一茬一茬的，过年回去，侄子外甥们的孩子，一个个陆续会叫我姥爷了，他们大部分性格开朗健谈，不像我们堂兄弟七个，他们六个比我还沉默寡言。
一次吃饭，我看着沉默无言的堂哥们，对身边的堂侄说：“我与伯他们堂兄弟在那个年代受了很多苦，很多欺负，在那种环境下养成了这样沉默寡言的性格。”
“我都晓得，我爷他兄弟俩吃的苦受的冤枉更多，现在好了，我们这一代好了。”
这个没有读什么书的堂侄说的话让我很诧异，考出去的侄子们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认识，可能认识到了懒得说，他们正在努力着混进城市人的生活，也许顺带做着升官发财的梦。
弟弟的留守女儿是他们这一茬中最小的，7岁，上一个月初突然在家晕倒，这个留守老家没读过什么书的堂侄载着他的小妹与二哥一路风驰电掣，村里的人赶出摩托车、单轮车鱼贯而出，一路跟到镇上。
村庄渐渐消失，大自然留给人类的资源不再紧缺，村民之间的关系开始温厚古朴。晚上回来的时候，在二哥的家里，大家议论着刚才的情况真是吓人，要不是现在公路修得宽敞平坦，要不是堂侄有四个轮子的轿车，弟弟的女儿也许就没了。
弟医院的时候，侄女给弟弟挂了电话，弟弟说他没法回来，广东离家太远，打工也不是随便想请假就请假。
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