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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韦定广，年出生于江苏盐城，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转向政治学理论研究，在华师大国际问题研究所获博士学位。曾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和“学院名师”，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常务理事。出版多部重要学术著作以及散文随笔集《风景与文化》，有10余项研究成果获得上海市政府、江苏省政府或全军级别的奖励。原题极“左”路线的个人记忆作者：韦定广
中国国情却决定了执政党的路线不但与老百姓关系极为密切，而且哪怕一点点变化，都会对个人的荣辱毁誉、生老病死产生重大影响。曾经有人认为：构成“新三届”主体的“50后”群体，是吃“狼奶”长大的。此说并非全无道理，却略有失偏颇。因为它忽视了一个事实，即“50后”也是极“左”路线的最大受害者。任何个人的记忆都只是大时代中极其微小的部分，然而在特定条件下，时代的特征和烙印却总能够获得鲜明的体现。
饥饿大饥荒发生时，我五岁半。家住城里实验小学（就是后来年参加高考的地方），吃单位食堂；每天中午一小瓦钵饭，最多混个半饱。某天实在饥饿难忍，一时心血来潮、突发奇想：到大哥那里讨饭吃。大哥当时读初中，中午在学校吃饭。盐城也算是一个不小的城市，从城西到城东北，要经过几条巷子，特别是还要穿越纵贯城市的南北大街。大哥读书的盐城中学规模很大，曾经是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旧址。幸运的是，不仅一路顺利地找到了那所从未造访过的学校，而且还摸到了他所在班级！开饭时间到了，大哥将他份内的一点米饭分我一半，另有小半碗绿波荡漾的青菜豆腐汤。半饱都谈不上，但也无可奈何。吃完了往回走，离家还有一大段距离，已经是饥肠辘辘……
随着时间的推移，饥荒越来越严重。城市大量压缩人口，我们家搬迁到了一个叫龙岗的古镇上。
到镇上后，最大的变化是米饭难觅踪影，稀饭照见人脸。起初仍然是吃食堂，每天开饭时间，经常是二哥提着个小桶去食堂打饭。小半桶稀饭，差不多每人一碗；端起来稀里花啦很快仰脖子见底。吃兴未竟，饿感仍在。怎么办？两个字：舔碗！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成了小猫的徒弟：一个个伸长了舌头，仔细舔尽碗里的每一点残余；米粒肯定是没有的，最多就是碗底依然残存些米汤！然而，哪怕只搜索到一点点，舌尖翻转、回味再三，都觉得美味无比、心满意足……
某天晚饭后，稀饭下肚，碗也已经舔得干干净净，我靠坐在门边感叹了一句：“刚吃过晚饭，好像还是和下午没吃饭时一个样！”
这大概是我最早的“文学创作”，母亲至死都记忆在心。
有一天半夜，已经熄灯睡觉了。黑暗中二哥突然推推我，递给我一小块东西，轻声说：“快吃！”我急忙尝了一小口，原来是黄豆饼（现今农民用来喂猪或肥田）。虽然生硬粗糙，但还是急不可耐地送入口中；一边吃一边问道：“还有吗？”“没了。就一小块，同学给的。”小小满足之余，更多的是失望或惋惜。
俗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小小年纪、饥饿难熬，难免会犯一些不文明或大不敬的过失——
母亲生我妹妹“坐月子”，出于垫饥与方便起见，想尽办法搞来一点儿米做成炒米。为了防止我们弟兄偷吃，父亲将装有炒米的瓦罐放在置物架的顶端。高高在上，害得我每天没事就盯着它发楞。某天就我一人在家，朝瓦罐呆望了片刻后，突然“恶向胆边生”：毫不犹豫地搬了张小凳，踮起脚，一双手颤巍巍地伸向琢磨已久、盼望已久的炒米罐。脚踮起、再踮起，终于摸到了、抱住了，似乎已经闻到炒米的香味了……恰在此时此刻，瓦罐突然从手中滑落，跌碎在置物架下面的一堆煤球上。黑白完全混合、根本无法分拣，惶惶然等父母归来，自然免不了一顿严厉呵斥与低头认罪……
很小年纪就被送进了幼儿园，别的没什么兴趣，主要惦记着每天下午的一块糖果。有一天刚在小板凳上坐下，一低头发现前面小朋友座位下有一张纸币。记不清是两毛钱还一毛钱了，反正皱巴巴、挺委屈地躺在地上，恰好在我右脚尖附近。为了防止别的小朋友看见，我赶忙用脚将它遮盖住。然后小脑袋瓜里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捡起交给老师？这样可以得到一次表扬；或者塞进自己的口袋，回家路上换成糖果？思来想去、翻来覆去，最终是咕咕叫的肚子帮我做出了人生第一个不文明的决定：悄悄捡起装进自己口袋。尽管自知理亏、做贼心虚，但还是经不起食物的诱惑。一放学，就紧紧地捂着放钱的口袋；不回家，而是直奔大街。首先想到的是买糖果，后来觉得糖果太奢侈了，而且难以解决迫在眉睫的饥饿困扰。于是在路过菜市场时，就将之掏出换了三根胡萝卜。从摊贩手中接过胡萝卜，泥巴都顾不上擦，就匆忙送入口中……
因为自己有过这样的体验，所以许多年后读雨果的《悲惨世界》等作品时，非常能够理解冉阿让等因饥饿而走上犯罪道路的心理变化。
幼儿园最后一年，开始认字了，第一次教读的是“毛主席万岁”。坦白地说，那时真的不知道“毛主席”谁，更不知道“万岁”是什么意思，只是稀里糊涂地跟着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在当地，河里盛产一种贝类生物，叫“蚬子”。渔民将大量的蚬子从河里捞上来后，就地放在一口大锅里煮熟以使其外壳与肉体分离，这道工序俗称“煮蚬子”。蚬肉可食，味道鲜美。反复读“主席”，正不知其意，小肚皮咕咕叫唤后忽然脑子一转：“哦，原来‘主席’就是‘煮蚬子’。”
饥荒越来越严重了。
比较起来，我们家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当时国家至少对城镇人口的粮食供应还有一个最低保障。最艰难的，是那些农民。粮食完全没了，乡下的亲戚们只能到外地寻找枯草菜皮充饥。某天傍晚，有一个亲戚不知从那儿搜寻来一些胡萝卜叶子堆放在我们家的屋檐下。叶子早已枯黄干瘪如稻草，但我和二哥还是偷偷摸摸地靠上去，努力试探着，想从中找出哪怕很小很小的一根小萝卜头。然而最终什么“战果”也没有，除了懊丧就是懊恼。
小小年纪经常站在门前，仰望天空：“什么时候才能吃饱饭呢？”
因为工作关系，父亲经常需要往乡下跑。听他讲：有些农民在田埂上走着走着就倒下了；一倒下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还有，那几年的年景其实还是很不错的，但最初是稻子烂在地里，没人去收割（都“放开肚皮吃饱饭”了，谁还愿意干活呢）；后来是没有得收割了……
他当时说给我们听，但想不明白怎么会这样。他不明白，我们当然更不明白。等到几十年后从事理论研究了，我终于搞清楚：都是极“左”惹的祸！
“土也子”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共和国历史上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本来完全与自己成长中的能力、水平、知识等毫不相干的“成份”，竟然能够主宰一个人的得失成败、荣辱毁誉甚至生老病死。
所谓“成份”，说白了，就是父辈或父辈的父辈是干什么的。在一定的路线指导下，许许多多不同的职业被划分为两大类：红与黑！（当然，中间还存在一些既不够红也不够黑的部分）“红”者有五类，工人、贫下中农、军人、革命干部、烈属；“黑”者也有五类，简称为“地、富、反、坏、右”。进而从“基因”角度提炼出一个政治性的结论：“红”的后代必然是革命的，“黑”的子孙一定是反动的。正是由这样的划分及其政治定性，在和平年代不知产生了多少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事件……
好了，还是说说我自己吧——
我父亲其实从年起就参加“革命工作”了（已连续领取三枚“纪念抗日战争××周年纪念章），而且一辈子都拥护共产党、拥护新中国。然而，父亲的父亲却是个不大不小的地主。“地主的儿子”，这个“罪名”让他吃了大半辈子的苦；特别是到了“文革”期间，不但他自己苦头吃足、吃尽，而且全家每一个人都因此遭殃。
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基因”存在问题，是在小学五年级。“文革”还没有开始，但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某天课间休息时，一位同学指着我对另外一位同学说：“他是‘土也子’！”见我和那位同学一脸茫然，不明白“土也子”是怎么回事，他又狠狠地补充了一句：“就是‘地主子孙’的意思！”（顺便说一句：这种提法不知是否属于这位同学的发明，因为至今为止从来没有看到别人使用过）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地主”有多坏，因为那就是高玉宝笔下的“周扒皮”，“收租院”里的“刘文彩”，《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
“不可能吧？他爸不是我们的校长吗？”那位同学很是疑惑。
“嗨，你不知道！”
同学们不知道，当然我也不知道。但事情很快变得十分清晰了：由于我父亲的父亲是地主，父亲就成了“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于是顺理成章，我也就是一名“土也子”。
起初大多数同学还不怎么当回事，只是背后指指点点罢了；再加上我父亲毕竟仍然是一校之长，因此暂时体现不出“区别待遇”。但随着一大批以渲染现实社会阶级斗争为主题的文艺作品的出版或上演（上映），火药味越来越浓。在班上，“土也子”也不是我一个，另外还有几个其他“黑五类”子女。很快，原本彼此亲密无间的同班同学，依家庭成份的不同划出不同帮派；原本主要以成绩好坏论“英雄”的群体，变成了血液颜色决定高低优劣。凡是头顶“红五类”光环的，无不神气活现、斗志昂扬；尤其是那些出身工人、贫农但成绩不怎么好的同学，更是扬眉吐气、趾高气扬。相反，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尽管成绩优秀、一直获得老师的青睐与表扬，此时却变得灰头土脸、忍气吞声。
“文革”爆发不久，根本不清楚资本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的父亲，竟然成了“走资派”。颇为滑稽的是，同时又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两个原本毫不相干、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两项罪名，安放在一个始终兢兢业业从事祖国教育事业的老实人身上，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记得在睡梦中，经常会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朦胧中几个戴红袖章的学校“造反派”上门“抄家”。印象中一直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青年老师，突然间成了打家劫舍的干将。狠声霸气、责问不断，最后的结果是搜到了几段电线，据说是为了装发报机以便和台湾蒋匪帮联系……可怜的父亲不断地被一批又一批的小学生们（“红小兵”）押着游街示众，头戴高帽、胸前挂个大木牌,上书“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韦××”；或者就是在万人群众大会上接受无休止的批斗。
有一天下午在群众大会上被批斗后，一贯老实的父亲突然产生了一个任何人都想不到的举动：上街“喊冤”。一个人沿着大街从北往南、然后又从南向北，一边走一边举起拳头、声嘶力竭地喊道：“我不是‘走资派’！我不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然而，喊冤无人理睬、申辩更是无效；“文革”10年，“地主分子”的帽子始终牢牢地扣在年就参加“革命工作”的父亲的头上。由此，“土也子”也就成了我们兄弟姐妹们的代号。那时，感到最为胆战心惊和忐忑不安的事情，莫过于填写各种各样表格。几乎任何表格都会有“成份”一栏。在理论上，每个人的“成份”是根据父亲的职业或身份来填报。那么，我们的父亲究竟属什么人呢？我们该如何填报“成分”呢？父亲让我们填“职员”，然而，我心里却没底：有没有这样的“成分”？这样填了是否被认可？或者，倘若被那位同学当众检举怎么办？后来想到的办法，是填表时磨磨蹭蹭，一直等到别的同学都交得差不多了，我突然冲上讲台将我的表格很快送到老师手上。这样，就不易被同学们发觉我填的究竟是什么成份……
简单填个表格或许不是什么大事，但一到关键时刻，这柄“达摩克利斯剑”就会自动落下。在我，因此遭遇的第一个影响人生的噩梦，便是失学。
失学如果不是“文革”，我小学毕业应该是在年；“文革”爆发后需要“停课闹革命”，故延迟至年。因为在“文革”前，伟大领袖就就已经对教育问题发布了一系列“最高指示”，所以升学考试取消了，改为由户口所在地直接推荐入学。既然是“推荐”，就得有依据。这在当时“突出政治”背景下，无疑就是以家庭成份作为主要条件。自知条件不过硬，但仍然暗暗地怀揣一丝侥幸心理：“总不至于初中都不让我读吧？”
难熬的年盛夏。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眼看着许多平时一起玩的小伙伴们，一个个都收到了推荐入学的通知书，在高高兴兴地准备上学了；而我却每天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焦躁不安。家里人很着急，但又很无奈：父亲作为“走资派”每天被戴高帽、游街示众，怎能找上门去自讨羞辱？！
一天又一天，过得既得很快同时又觉得非常漫长……
终于到了等无可等的那一天：死也要死得明白吧？！于是我拉着二哥，去领导那里问个究竟。
整整一个下午，东打听西打听，直到太阳快落山了，才摸到了领导的家。领导已经在吃晚饭了。院子里摆着一张餐桌，领导端正地坐着，正在有滋有味地品尝着腌制的小螃蟹。看到我们小心翼翼地跨进院子，眼皮翻了翻，并没有打招呼或问话。二哥和我恭敬地站在一边，十二分小心地陪着笑脸，直等他顺利地吃完一只小螃蟹后美滋滋地咂巴着嘴时，二哥才轻声问道：“领导，我弟弟能上初中吗？”
“啊，推荐没过啊！”
领导依然面无表情，死鱼一样的眼睛又在瞄向下一只小螃蟹。二哥和我不敢再问第二句，赶忙倒退着走出院子，然后逃一样快步离去……
尘埃落定，失学终成事实。
沮丧、愤恨，痛苦、彷徨。这一切在那样的年代，非但丝毫于事无补，反而能够成为“罪状”。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表面装作若无其事，而在背地里暗暗地流一流眼泪鼻涕……
失学一年后，父亲被“解放”了（即不再作为批斗对象），事情随之出现转机，我又可以上学了。然而没想到的是，初中毕业后，又一次险遭失学命运——
由于学制转换，初中读了两年半，于底毕业。“林彪事件”后，阶级斗争的弦再一次崩紧，涉及到个人：又需要“组织”推荐才能够参加升学考试。究竟有没有被推荐，个人既无从决定也无权参与，整个过程完全是“组织”在运作。直到考试前一天，没有人通知我不能参加，于是很开心。特别是当知道有同学由于没有得到推荐而不能参加考试后，更加高兴：哈哈，终于摆脱了成分“魔咒”！
然而在考试结束后，班主任老师表情严肃地告诉我：“你其实是没有被‘推荐’的，《推荐表》上‘推荐意见’一栏是空白。这种情况照理是不能参加考试的。但我请示了夏校长，校长说：‘既然没有意见，那就我们做决定吧。让他考，只要考得好就录取！”
这番话使我在高兴之余又多了一份沉重：“考得好就录取”，这意味着在别人无足轻重的考试，在我却具有某种决定意义。有些人善于考试，有些人不善于考试。我是属于后者，即平时能够掌握得很好，但一到考试却往往发挥失常。或许是上苍眷顾吧，那年中考我竟然考得很好，特别是平时很少考分的我，化学竟然还得了个满分！于是，就有惊无险地避免了再度失学的可能。
后来仔细想想，其实主要不是因为我考得好，而是班主任老师和校长“高抬贵手”、有意放我“过关”。因为严格讲起来，没有填写意见事实上就等于没有被推荐；学校这样做，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无疑是要担当一定风险的。
岁月匆匆，两年半的高中很快又结束了。
在高中阶段，“野读”使我产生了读大学的念头。然而，那时没有“高考”这一说。高中毕业后统统“上山下乡”，即到农村或工厂去劳动两年以上；然后谁能够上大学谁不能上，先由基层群众推荐，最后交由“组织”决定。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大学生，史称“工农兵学员”。这在古今中外教育史上，恐怕是既绝无仅有又最为荒唐的做法；然而却被吹捧为“伟大的创举”。年，在一部取名为《决裂》的电影中，当不同人就谁有资格上大学发生争论时，画面上一位“革命领导同志”拉着一个年轻人的手，指着掌心的老茧斩钉截铁地告诉人们：“这就是‘资格’！”
只要参加劳动，谁手上都会有老茧；老茧和老茧怎么比呢？其实首先是政治决定一切，即必须在血脉传承上具有“红色基因”；其次，是取决于各种关系（基层群众关系、和主要领导的关系，如此等等）；当然，在名义上最后仍然是一个“组织”决定。这三步，每一步对我来说都是“死路”。因此在高中毕业后，失学只能再一次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卡夫丁峡谷”……
“割尾巴”所谓“割尾巴”，即“割资本主义尾巴”。极“左”路线在经济领域的重大危害之一，是将一切个体经营或私人经营都冠之以“资本主义”，并且努力赶尽杀绝。这在广大农村的极端表现，是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幼儿园时教唱过一首儿歌：
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组好比木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合作社好比石板桥，人多车多载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部土地公有基础上，还试图消灭一切私有财产，以全民吃食堂方式实现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其结果非但天堂如同海市蜃楼一般转瞬即逝，而且还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年代初，为了迅速扭转全国性的灾祸现状，特别是让广大农民尽可能地填饱那可怜的肚皮，于是中央制定了“自留地”政策：绝大部分土地仍归集体统一耕种，除此之外每家每户可以分得一小块地；允许农民在这块土地上，自由种植家庭日常所需的蔬菜瓜果之类。
“自留地”面积大小，因地而异；记得我高中毕业后所在的生产队，每人四厘。四厘地，真正是巴掌大的一小块；但在当时条件下，这块地不只是农民的救命地、生存地，甚至是全部生活希望所在。集体的地很多很大，然而无论春播还是秋收农民都做不了主，并且也不知道最后从中能够收获多少；因此，他们将尽可能多的时间、精力以及自积肥都投入到这巴掌大的土地上。这种情况自然不能被极“左”派们接受与容忍，农民们辛勤耕耘、获益甚多的一小块地，在他们看来却如同眼中钉、肉中刺。小会讲、大会批，作用都不大。终于，机会来了：年，以张春桥、姚文元的两篇文章开道，全国上下大反“资产阶级法权”；农村的“自留地”和城镇的个体摊贩被正式定名为“资本主义尾巴”。
不管是大尾巴还是小尾巴，只要属于“资本主义”，那就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就必须赶尽杀绝、斩草除根！
在此背景下，秋天的一个傍晚，我所在的生产大队在公社“革委会”指示下，展开了突袭行动——
在自留地周边架起高音喇叭，宣读“公社革委会”决定的嘶哑声与“社会主义好”的宏亮歌声交替播放；一大群带着红袖章的基干民兵雄纠纠、气昂昂，分站在主要田埂上；一声令下，从别处调来的几台手扶拖拉机轰鸣着冲向那片土地……
很快，一家又一家长势喜人、丰收在望的蔬菜瓜果被埋进土里，所有的自留地即将化为乌有。围在周边的农民起初被这种阵势给吓住了，只是小声嘀咕或哭泣。突然，一位颇有点资历的老党员猛地推开站在一边民兵小伙子，跌跌撞撞地跑到地里，直接横躺在拖拉机前。气势汹汹的手扶拖拉机戛然而止，说时迟那时快，众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农民们见有人带头，也都喊叫着、哀嚎着冲向地里，然后纷纷躺倒在地，使几台拖拉机无法开动。见此情形，那些公社和大队的领导们一时楞住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天黑了，多数人仍在地里躺着，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去。干部们蹲在一边小声商量着，但一方面众怒难犯，另外这些人又都是些“贫下中农”，却也无计可使……
晚上大约八九点钟，五六位青壮农民找到我，让我代他们写大字贴到大街上。
在平时的接触中，我深知这小块土地对于每家每户的重要性；同时在现场“观战时，发觉那帮人根本不将农民的切身利益当回事，事情做得既粗暴野蛮又毫无道理可言。同情加愤慨，使我血脉贲张，正急于寻找一个恰当的表达方式。农民们的想法正合我意，于是一拍即合、立即行动：
我将现成的笔墨纸张带到一位农民家里，他们一方面七嘴八舌地表达心中的愤怒与想法，一方面准备“夜宵”（主要为了我）。大字报在充分反映农民们的意见基础上，“执笔三分主”，我又“乘机”夹带了一些自己的认识和见解。
很快，五张大白纸写满了，灶上的米饭和茨菇烧肉也散发出诱人的香味。但在当时情形下，谁也顾不上仔细品尝饭菜究竟是何种滋味。农民们三扒两咽后扔下饭碗，就夹着大字报、提着浆糊桶，开门钻进了茫茫黑夜……
去街上贴大字报的人离开后，我则赶忙溜回家睡觉，因为明天一早还要出工呢！
说不清是农民们的反抗起了作用，还是大字报的上纲上线吓唬住了那帮“革命干部”，反正一觉醒来拖拉机不再轰鸣，原本声势浩大的“割尾巴”行动很快不了了之……
许多年后，曾经从一份文学刊物上读到过一篇小说，作品以发生于河北某农村的“割尾巴”为题材；情节非常相似，不同只在于那里的“尾巴”上生长着的是梨，而我所在的农村则是各种各样的蔬菜。这说明此种情况在当时非常普遍，甚至就是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不幸中有幸的是：这时的“贫下中农们”已经不再像人民公社化时期或“文革”初期那样“听话”；“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他们已经知道如何争取和捍卫自己的利益。正因此，横行中国大地几十年的极“左”思潮在当时已成强弩之末；并且，安徽省小岗村的“生死状”也已经呼之欲出……又许多年后，当我完全以理论研究和教学作为主业时，上述诸多个人记忆便成为活生生的“田野”素材或研究样本……年12月6日
于苏州晚明园
韦定广读本韦定广：野读，偷读，引领我迈入金秋冲破“固化”，迎来新的解放韦定广：我的，从改造对象到金榜题名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给老编续杯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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